最近在看《大秦帝國》第一部，不僅為糾糾老秦的民族復興史詩所折服，感嘆良多！雖則我們常說自己是大漢民族，但真正奠定中華的確是大秦。在正史上，秦皇漢武總是被諸多詬病，所謂窮兵黷武、濫用民力，不一而足。但反過來想，如果不是這樣，今天的中華民族會是這番景象嗎。
評論歷史，難得是客觀！評論歷史，總是飽含著今人對現狀的批評！所謂以史觀今，以古諷今。
然則，以今人之觀點評論古代之事，不免對古人過于苛責，太過不公。作為中國歷史教科書有名的一大公案，岳飛如何定位正可佐例。是民族英雄還是抗金英雄，當代的歷史學家各說其辭。以今日論之，大金當屬中華民族，自不能稱岳飛為民族英雄，否則不利于民族團結。然則，在宋之時，民族英雄岳飛當之無愧。歷史總是由人來解釋，但總不能脫離當時的實際來評論。
日前，在平面媒體上看到一則對《大秦帝國》的評論，指責該電視劇過度美化了商鞅變法的偉大，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商鞅變法重農抑商，對中國后來的歷史產生了惡劣的影響。言之鑿鑿，似乎至正至公。仔細一品，卻是飽含著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辛酸之情。
近代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外西方列強環伺，在內腐朽沒落。西方的強大，粉碎了央央中華雄居天下的自大，長期被侵略被奴役，激發了國人對漢唐盛世的向往。師夷之技以自強，清末的有識之士試圖通過洋務運動復興中華。然則，歷史證明我們要學的不是技術，而是西方的制度。觀西方之崛起，重商自是一個重要的制度因素。重商激發了西方人的逐利之心，隨即帶來的是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資本主義的西方最終戰勝了農業文明的東方。而中華歷千年，對商人之鄙夷，對商業之漠視，比比皆是。在孔子看來，商人重利忘義，可謂是定下了中華千年來對商人、商業的基本態度。在古代，商人再有錢，也是下下品、下下流。今天的史學家認為，農本商末的傳統國策，使中華于近代沒落。道理是這個道理，然則對古人卻不公。
今人對古人重農抑商之惡劣后果的痛心，始于近代中國的沒落蟄傷了國人千年來積淀下的自大與自豪。動不動就遙想漢唐之時我巍巍中華怎樣怎樣，如何如何，卻不知此巍巍中華正是重農抑商造就的。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也是18世紀以來的事情，對2000年前的商鞅來說，除非項少龍再次時空穿越，否則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重農抑商會給中華民族帶來如此沉重的歷史包袱。總不能因我們今天向美國購買大飛機，而怪2000年前的魯班沒有發明飛機吧！
對今天的中國來說，不是夢囈一般地找古人麻煩，哀嘆老祖宗怎么就沒有想到這個、怎么就沒有那樣去做。對歷史負責，對民族負責，要緊的是跟上當今的世界潮流，拋下歷史的沉重負擔，虛心地學習發達國家，從當下再就中華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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