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過度擴招的十大弊端（舊文）　　

李濟廣　　

內容提要：大學教育的發展超過一定的限度，即在一定時期規模過大，發展速度過快，其負效果可能比正效果更多，會給社會、學校和群眾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從經濟角度分析，其弊端主要有十個方面。　　

200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只有114萬，而2006年全國高校招生總人數達到530萬。這種躍進式的發展速度古今中外世所罕見。大學教育的發展可以推動社會的發展，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個度，超過一定的度就將帶來嚴重的負作用。從經濟角度分析，大學過度擴招，其弊端主要有十。　　

其一，大學過度擴招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大學生增加，不僅居民要增加投入，政府也要增加一些教育經費，而過量擴招導致的教育投入增加，并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具體表現就是畢業生難以充分有效利用。從2001年到200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平均就業率始終只有70%左右（很多學校還虛報就業率）,2006屆本科生5月底包括只有意向但沒簽約的，就業率也不到50%，一些專業只有30%多。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大學本科畢業生待業人數年年增加：2001年是34萬人，2003年是52萬人，2005年達到了79萬。2004年南京就有145個碩士登記失業。更重要的是，既使畢業生能夠就業，也往往是高學歷低崗位，大專生干的工作職高生就能勝任，本科生做的工作中專生干起來綽綽有余。有調查表明，近7成企業存在學歷虛高現象；《中國人才發展報告》中的數據說，僅2005年我國就有2500萬人因沒能“盡其才”而被無端消耗，造成的損失僅經濟指標一項已超過9000億元。而這不過是擴招畢業生走出校門開始一兩年的情況。這種現象被稱為“功能性失業”。一些學者經常引證某些其他國家較高的高等教育入學率,但外國的做法不一定就是合理有效的。印度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就比較高，但大學畢業生有效利用率并不高,例如招聘一個捕鼠員的崗位有十幾個大學畢業生去競爭。發達國家高資質低就業的情況也很突出。中國與外國相比，城市化率比較低，而大學生的主要吸收地是城市，城市比重較小的國家吸納大學生的能力自然比較小。因此，大學超前擴招的直接結果就是大學教育供給量脫離了經濟發展對大學教育的需求量，教育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結構失衡，多余的部分耗費了寶貴的教師資源、財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產出則是缺乏需求的無效產品和低效產品。　　

其二，大學過度擴招導致教育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影響了非大學教育的發展。我國本來不多的教育經費其配置很不合理。在高等教育存在許多無效投入的情況下，其他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投入嚴重不足。按2004年全國統計數字，估計全國小學和初中輟學的學生在230萬人左右（實際數字可能和統計數字很不一樣）。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分析稱，輟學原因主要是經濟落后、財政助學經費不足，孩子因家庭貧困輟學可能是比較大的原因。據國家教育督導團發布的《國家教育督導報告2005》的數據，全國尚有113個縣（區）的小學、142個縣（區）的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為零，維持學校的運轉，僅靠向學生收的很少的一點雜費去維持。可以推測，許多公用經費不為零的義務教育學校，撥款也不會充足，假設以后取消雜費，財政補一點，也不會很多。此外，農民培訓、農民工培訓、技術工人培訓、中等職業教育，都需要大力增加財政投資，我國非常需要“村來村去”的農民高、中等職業教育，但都是非常不足。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是：帕累托最優要求生產要素在不同產品部門的投入達到最優；資源有效配置的狀態是無論如何改變資源配置都不可能提高一種產品的產量而不減少另一種產品的產量。信奉西方經濟學而又極力鼓吹大學擴招的經濟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卻完全違背了經濟學的最基本道理；顯然，我國減少高等教育經費投入，增加其他教育經費投入，同樣的教育經費投入，會帶來更多的教育效益。　　

其三，大大降低了普通高等教育產品的質量。教育的經濟效益不但要表現在教育所培養的各種勞動者能夠就業、參加生產工作，表現在畢業生能夠人盡其才、學有專用，還必須表現在能夠保證教育質量、培養的人才合格。但“跳躍式”擴招使高校生產了大量的半成品和次品,減少了成品和精品。隨著大學招生數量的急劇增加，生源的素質急劇下降，加上就業層次下降，學生感到所學大學教科書內容畢業后無用武之地，沒有學習動力和學習興趣，從而學習質量明顯下滑。教師只好想盡辦法，讓學生考試能夠及格,極端的事例就是，難度比較大的學科，考試考多少題，就復習多少題。在學校方面，師資不足，設備不足，圖書不足。由于合理的師生比將使學校付出較多的工資成本，運轉更加困難，因此學校只能把教師編制定得盡可能的低。現在一個教師的年均每周授課量是過去教師年均每周授課量的5、6倍以上，科研工作量的要求也比過去大得多，教師無暇學習進修提高。學生過多，連研究生都大班授課，對本專科學生因材施教更沒有可能。實驗條件不足，學生技能的提高大受影響。擴招后,職業技術教育絕大部分由原來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承擔，但普通高校沒有“職業技術型”教師，職業技術培訓所需要的校內實習場所和校外實習基地也往往不足。同時，教本科課程的研究生導師招生數超過過去本科生師生比。在這樣的情況下，畢業生的質量可想而知，企業對畢業生的質量常常很不滿意。正像有評論所指出的，耽誤了一大批人才，培養了一大批庸才。　　

大學的大量增加和規模擴大使大學的教育經費同樣嚴重不足。生均財政撥款與規定的占培養成本四分之三這一目標相距甚遠，財政撥款與學費之和遠遠低于培養成本。學校維持運轉的一個重要辦法就是舉債支出。前幾年的不完全統計，高校擴招所帶來的銀行債務達2500億元—3000億元，單是每年的利息就達15—20億元。舉債數億的高校比比皆是，許多非重點高校學校每年應償還的利息比財政經費撥款相差不多。經費短缺只能帶來大學的粗放式經營。學校為了增加收入緩解經費短缺，便在既定教育資源條件下，努力擴招，通過拼教師、拼設備、拼房舍以增加學費收入；一旦師資設備房舍有所緩解時，擴招的余地又會增加，加上政府“發展教育”的政績追求，大學擴招的怪圈便陷入循環。　　

其四，將造成社會人力資源結構嚴重不合理。片面發展高等教育會造成人才結構的畸形。一個社會的人才結構應當是高、中、低層次的人才結構呈金字塔形。但過量擴招將形成人才結構呈現圓柱形,中等和中等偏高的人才過剩。獨立后的印度,以超常規擴張的方法迅速達到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然而擴張導致的后果之一是，中等人才過剩，造成大量學生失業。[1]20世紀80年代初就有150萬大學畢業生失業。“過度教育”不僅造成人才浪費，還使勞動者的教育水平超過工作對技能的要求,因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無法實現職業愿望，這將使之感覺懷才不遇，從而消極怠工，工作還比不上稱職的較低學歷者；許多畢業生高不成低不就，畢業即失業，無所事事，甚至成為高智商的犯罪者。　　

造成對我國人才結構需要錯誤判斷的重要原因，是對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與西方國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做了錯誤的比較。我國高等教育實際入學率遠較統計上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高。全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計算方法是：(某年)全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某學年全國高等教育在學人數÷某年全國(18-22)歲人口數]×100％。其中分母18—22歲人口數是指18—22歲五個年齡人口數的總和。[2]而分子高等教育在學人數，他們的學制只有2—4年，在學年限平均不會超過3.5年。若按3.5年計算，5年中有在學人數1.43倍的學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去掉考研和專升本的重復數，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也比實際情況低估了很多。相反的情形是，西方國家高等教育畢業率遠較統計上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低。不少歐美國家采取的是“寬進嚴出”制度。注冊在校生規模雖大，但學生按期畢業率并不高。據了解，美國即便是較好的高等學校，學習四年取得學士學位的學生一般約占20%到30%，學習六年取得學士學位的學生一般約占50%到60%.德國1990年注冊在校180萬人，畢業生在30萬人以內，實際比例是6：1。許多意大利和法國的大學一年級進入二年級的淘汰率接近50％。《2000年版教育概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參數》指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1998年高等教育A類平均典型畢業年齡畢業率為23%。所列26個國家高等教育A類中程與長程時限(五年或五年以上)第一學位獲取率之和5個低于15%，6個達到或超過3O%，2個達到或超過35％。[3]在校時間較長正好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公式分母的五個年齡人口數相適應。與畢業率形成對照和印證的是退出率。西方國家在高等教育擴張（無計劃的市場行為）的背景下，高等教育A類退出率一直在30%以上，如1998年、2001年皆為33%左右。[3]由此可見，西方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與最終畢業率的關系是：100% ÷67% =1.49，即入學率比完成高等教育的比率高49%！45%的入學率相當于30%最終畢業率。

我國高等教育實際入學率以2005年為例可做如下計算：（1）凈入學人數：2005年我國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招生504.46萬人；成人高等教育招生193.03萬人（去掉專科升本科，按110萬計）；高等教育自考畢業生、軍事院校、學歷文憑考試和電大注冊視聽生招生數無具體數據，根據毛入學率公式在學人數內涵(高等教育在學人數是指：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在學研究生人數＋普通高等學校各種類型本、專科學生數＋成人高等學校本、專科學生數＋軍事院校本、專科學生數十學歷文憑考試專科學生數＋電大注冊視聽生注冊人數×折算系數＋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畢業生人數×折算系數)，這幾個數字的總和=（2005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2300多萬人-在學研究生97.86萬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1561.78萬人-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436.07萬人）/在學年限。因自考畢業生按當年一年計，學歷文憑考試和電大注冊視聽生一般2—3年，故在學平均年限最多不會超過3年，可算出這些入學學生不少于68萬。以上3項計682.46萬人(黨校及網絡學院不計)。（2）同齡人數：2005年標準入學年齡18周歲者為1987年全國出生人口2528萬人（人口普查數）。（3）實際入學率：即凈入學人數占同齡人數比例，約27%。而公布的2005年全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21%。2006年普通高校本專科招生計劃530萬，成人高教專科招生計劃130萬人，加其他共約728萬人。高校生源即1988年出生人口2458萬人，計劃實際入學率可達30%！等于發達國家畢業生占同齡人的平均比例。更為重要的，我國出生高峰期的極值在是1990年，2008年高等教育入學年齡人口達到最高峰。高峰期過去以后，即使招生規模不變，隨著分母同齡人的迅速減少，高等教育入學率也會提高。1997年全國出生人口已降為1445萬人，其18年后的2015年如按2006年計劃招生，也超過同齡人的50%！遠超過大多數發達國家。況且普通高校還準備每年繼續擴招6-8%，近幾年出生人口已降為平均1283萬人。那時中國的經濟結構不僅無法吸納如此高比例的大學畢業生，企業在嚴重“頭重腳輕”的勞動市場上招收合適的普通員工也將十分困難。　　

即便不考慮上述錯誤比較，我國高等教育入學率也可能脫離經濟發展階段。1995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5％以上的68個國家，其人均GNP平均已達10445美元，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學率35%以上的國家平均17104美元。1998年22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教育過度”的發達國家，高等教育A類凈入學率(不考慮22歲以上者)超過4O%的只有12個，超過5O%只有6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8個超過5O%，有3個超過6O%。另有統計,1995年，毛入學率達到15％以上國家為68個，其中超過35%的國家為29個，7個國家超過了50%，15％以下國家為50個，其中低于8％的國家有34個。我國一些發達城市高等教育入學率與發達國家相差無幾，根據規劃，到2007年，上海按現口徑計算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65％左右。　　

其五，極大加重了居民的教育費用負擔，制造了更多的貧困和貧困生。據《中國青年報》報道，零點調查與指標數據網共同發布了《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研究報告》，結果顯示，教育花費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鎮、農村的貧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窮是因為“家里有孩子要讀書”，特別是農村家庭，教育花費是他們的頭號家庭開支。而只有25%的貧困居民認為貧困是因為“家里有病人”，位居貧困原因第二。實際上，說教育花費致貧并不準確。由于上大學的花費遠遠高于初等和中等教育，很多地區上大學一年的花費是家庭年收入的好幾倍，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主要用于基本消費需要，用于上大學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很少甚至沒有，因此，高等教育花費才是致貧的主要原因；高校過量擴招不僅制造了更多的貧困生和因貧困而上不起大學的人，還使更多的人因教育而致貧。　　

有些人以為，讓青年們多讀幾年書可以減少失業。而實際上，使一部分人增加2～4年的就學，相對于全國城鄉整個就業年齡勞動力的失業數量來說，仍然是一個較小的百分比。因為當代社會各國失業率雖然只有幾個百分點，但半失業率一般接近30%，多一些人念大學只能減少失業一、兩個百分點。況且重要的是，通過增加就學減少失業而增加的費用，比家庭和社會把他們養起來的費用要多得多。還有，過多的大學生稀釋了教育經費，使學費遠高于國家設想和規定的培養成本的25%并難以減少，使很多人望而生畏，教育高風險造成的信心喪失成為初中生流失潮的主要原因。因為對農民家庭而言，如果念不起大學就會感覺念完初中也沒有用。　　

其六，加大了許多人的生命成本。生命成本是指消費者為獲得一定的貨幣收入而以生產者身份和以時間為維度支出的體力、腦力與心理負荷成本的總合。所有的經濟活動歸根到底都是為了節約生命成本，使有限的生命成本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一個人獲得貨幣收入，不僅要在工作的當時付出生命成本，還要通過接受教育付出大量時間、精力和心理壓力這些預先付出的生命成本。有能力考入某類學校并獲得畢業證書是勞動市場上勞動者傳遞自身能力的重要信號。在非完全信息市場上，企業根據勞動者的文憑信號來推測其能力的高低。由于整個社會青年學歷層次大大提高，用人單位只有提出更高的學歷要求才能使得獲取高能力員工的概率得以提高，沒有本科文憑就很難在普通人才市場立足。本科生的迅速增加使本科文憑也不再是較高能力的有效象征，更高層次的文憑又成為人們的追求。因此，要想獲得同樣的工作，不僅要付出更多經濟上的機會成本，還必須耗費更多的寶貴時光、人生中的黃金歲月和諸多的心理壓力，為用人單位提供更好的能力“信號”。此外，由于擴招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入學門檻，文憑信號的能力顯示功能下降，學生還要選擇其他方式顯示自己的能力，如通過低收入（如“零工資”）勞動獲取經驗和職位經歷、以及各種資格證書與考試，這同樣要付出高額生命成本。　　

其七，使教育投資收益率大大下降甚至成為負數。鄭州市2006屆大學畢業生大型招聘會，招聘單位給出的月薪大多在800元左右。天基人才網的統計數據表明，如今大學本科生求職，40％以上月薪在800元左右。河南省就業辦的統計數據表明，本科生實習期的報酬為月薪700元左右，成為正式員工后工資也就是1200～1500元。而一個農民工在成為熟練建筑工后，月收入也在1000～1500元之間。一個普通高校招聘教師會有數千碩士應聘，不少研究生就業后的收入與本專科畢業生沒有區別。“就學高成本”和“就業低收入”之間的反差，使教育收益率大大降低。教育成本是因受教育多花費的金錢加上因受教育不能工作而未能獲得的收入，教育收益是因受教育而比別人多獲得的收入，教育收益率是教育收益的折現值與教育成本之比。有人計算，擴招前中國1995年平均教育收益率為5.73%。[4]只相當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相應教育收益率的1/3～1/2。[1]就在擴招之初，很多畢業生特別是一些普通院校畢業生，實際也就是因過量擴招而入學的大學畢業生，其教育成本不少，但不比低一等級學校畢業生收入高，成本難以收回，教育收益率是負數。以后可能更低。教育作為脫貧致富途徑的功能在很多人身上不再有效。有人認為，根據過去的經驗，念大學和不念大學，人生前景大不相同，所以應盡可能讓更多的人念大學。這是一種典型的合成謬誤。一個人可能因為上大學而使自己人生輝煌，但所有的人都能念大學，很多人還是要按照社會的崗位比例需求去從事低收入的最簡單的普通勞動。　　

其八，加劇了教育不公和分配不公。大學生過多導致人均教育經費較少，使學校難以對學習優異的貧困生給予有效的學費減免和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獎學金，一些優秀的學生處境艱難甚至被排斥在學校大門之外，經濟優裕的學生不僅輕輕松松，還可以多交學費而念“民辦”、復讀和考研。有學者指出，目前實行的擴招政策,看起來是增加了全體社會成員受教育的機會,實際上這增加的教育機會大部分都分配給了富裕階層成員的后代，特別是在農村絕大部分是如此，這將使富者更富,而窮者則更窮,實際上不是在緩解社會的貧富差距,而是在加劇這一貧富差距。[1]公平而又有效率的大學教育經費安排應當是：集中財政經費用于培養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現實需要大學生；培養精英的重點大學學費大幅減免，貧困生發放生活費；非重點高校根據社會需要安排招生總量，加強對貧困生的照顧。有人說，大學擴招可以滿足更多人的學習需要。不過中國的教育經費還沒有充足到這個程度。對那些計劃外愿意滿足自己讀書需要的經濟優裕家庭學生，如果適當招收，必須按成本收費，甚至高于辦學成本，因為他們要爭奪優質教師和優質工作崗位。　　

其九，加劇了人力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就業不公。由于大學畢業生人數過多，極大地削弱了大學學歷的選拔篩選功能。現在，機關公務員招考，事業單位招聘，人際關系程度地不同在起作用，有時甚至起決定作用，多數國有企業（通常被稱為壟斷行業）、甚至一些私營大公司錄用員工，幾乎完全由人際關系所決定，有的部門、行業用人基本上是在職工子女內部安排。這些單位用人，一般規定有學歷限制。過去有大學學歷者人數少，走后門受到一定制約，現在有一定社會地位家庭的子女在全日制高校畢業已很普及，且成人高等教育學歷證書差不多想拿就能拿得到。因此這為走后門者大開方便之門。對青年人來說，找工作，找個好工作，比什么問題都重大,而在當前的就業機制中,在取得了“好”單位準入資格的眾多就業競爭者中,決定因素主要取決于就業者社會資本量。雖然決定大學畢業生工作好壞的因素，要視專業好壞、學校差異、學歷層次,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作用有所偏重，但總的來說，誰的社會資本越多,誰實現理想就業的優勢就越大。因此,高校擴招為更多有門路的社會成員的子女提供了不公平競爭的通行證；加上許多低能力者更有可能讀取高學歷，這使低質量人員占據重要崗位，高質量人才則更多地被排擠和浪費。　　

其十，抑制了社會消費需求。一些經濟學者認為，大學擴招通過收學費增加消費可以帶動國民經濟增長。這種觀點是片面的。首先，教育消費與家庭的其他開支此漲彼消，教育消費的增加以抑制其他消費為代價。許多的家庭為了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不得不節衣縮食,減少消費支出；對大多數家庭而言,為了保證子女上大學的費用支出，要經過一段時間事先儲蓄，我國高儲蓄低消費的原因之一就是為教育支出做準備；許多農村家庭需要借債支付學費，需要長期后續積累，這樣就會在一個較長時期抑制家庭其他方面的開支。其次，教育消費增加的需求小于其減少的需求。增加教育消費后，富裕家庭可能是總消費的凈增加者，而多數中低收入家庭是總消費的凈減少者。由于招生規模不斷擴大預示更多的年輕人可能上大學，用收學費擴大需求預示著上大學要有更多的貨幣付出，這使更多的其子女不一定能考上大學的家庭需要準備更多的存款，從而抑制了更多家庭的當前消費，因此，在需求不足時強調教育消費會使當時的總消費下降。由于貨幣貶值和消費自身的規律，當前節余的儲蓄量未來也不一定變成等量的消費額。最后，普通高等教育擴大招生既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短期經濟增長，其對于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也比較低。李勇的實證分析表明，擴招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1999年為0.01%,2000年為0.02%。這與擴招前相比（1997、1998年也是0.01%、0.01%）,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并不是很大。[5]此外，認為高校擴招能產生“拉動內需”的觀點,主要是認為增加投入可以帶來更多的產值。但是第一，這種拉動要付出諸多成本代價和副作用。第二，付出資源增加的產值不一定是我們所需要的：長江洪水泛濫也使GDP增加一個明顯的百分比。總之，如果不顧教育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把高等教育當作一種經濟手段，希望短期內通過迅速擴大教育規模,拉動經濟增長,不僅不利于而且有害于經濟的發展。　　

根據以上分析，目前合理的做法應當是：立即制止高校數量、人員和房舍的擴張，著力提高辦學水平，調整專科教育，大幅降低本科招生規模，大大減少單個研究生導師招生的數量。　　

參考文獻：　　

[1]徐曉軍.高校擴招是中國縮小貧富差距的起點嗎?[J].教育與經濟.2002,(1)　　

[2]楊曉青.如何計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J].中國高等教育.2003，（10）　　

[3]張少雄.西方大眾高等教育的困境與我們的選擇.高等教育研究.2006，（2）　　

[4]賴德勝.教育與收入分配[J].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90　　

[5]李　勇.高校擴招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