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目前缺失的只是一紙“限富令”（下）　　

    我是一個非常溫和、良善、坦率的這么個人，開博客只是為了玩玩。據說，在今天已有近三億網民，每天博客的更新量大約為400多萬篇，應該說民眾的言論愈來愈趨向自由了。我羨慕死他們了！當我被關在門外邊。這也是有一個過程的：從我的博文基本上可以發布到部分可以通過，到現在的幾乎發不出去，看來我該反省一下了。————是不是我筆下的東西，真的很淫穢、很黃、很暴力或者說很反動？還是同黨作對、與人民為敵、出賣國家利益？好像都不是。怪事了，究竟為什么？其實問題也沒那么復雜，都是這篇博文惹的禍。本來我認為這是一支可以洞穿今天社會問題的“好箭”，可在“反導系統”如此強大的今天，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太過時了！雖然我已經沒有心力把本文完善好，可我還是想知道攔住我這支雕翎的究竟是美國的“愛國者”還是赫魯曉夫的“S—300”，當然也可能是我們“紅旗—9”的誤判。　　

   “限富”這兩個字本身在今天就不那么討人喜歡，可也不應該算作問題。連孫中山都提出過要“節制資本”，“限富”怎么了﹖何況這篇博文的上、中部分根本還未涉及主題。再一個原因可能是對“改革”的非議，我對此應該申明：我過去一直以為，“對外開放”是一項基本國策，必須無條件的恪守。而堅持“改革”好像只是寫進黨章，可我不是黨員，對于我個人是沒有任何約束力的。我的思想覺悟沒那么高，我就是一介草民，所有的言論只是現實的反映。不要用那么高的標準來要求我，現實是有人正在非法剝奪憲法賦予我個人言論自由的權利。　　

    看來我該好好的檢討一下自己，認真地端正一下自己的態度了。從箱子底下翻出90年左右的教科書，心中也是有所感慨地，一晃二十年過去了，從來沒有想到過會“再學習”！那些意識雖然不至于有“歷史問題”，恐怕也難免過時了。大家幾乎公認，鄧小平理論是在以“三項指示為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同毛澤東“以階級斗爭為綱”存在著“綱目之爭”，也就是說僅在“主、次”關系上存在分歧，可今天有些居心叵測的人硬生生地想把那種矛盾搞成對抗性質的。那不是我們平常人能說清楚的，毛澤東曾經把他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我們學過古代史、學過現代史，也學過世界史，唯一遺憾的是，那三十年當代史在我們的認知里近乎一張白紙，然后憑空多出一門課叫做時事。雖然有不少刊物涉及17+10，可終究給我的感覺是一種混亂，無論是在邏輯、推理、及人物關系上，是缺乏說服力的，甚至是違背常理的。有鑒于此，我清理自己的思想也只好從最基本的原則上入手，至少《四項基本原則》在今天大多數人還是可以接受的。　　

1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指出，“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題”。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重要內容寫進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中；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８日，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載入黨章。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四項基本原則》絕對不是官話套話，在中國今后的社會進程中，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作為佐證：1989年6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審議并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會議認為，趙紫陽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消極對抗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失。鑒于趙紫陽同志的上述嚴重錯誤，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1992年10月9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公報》寫道：“全會同意中央政治局關于對趙紫陽同志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所犯錯誤繼續審查情況的匯報，同意維持十三屆四中全會對趙紫陽同志所犯錯誤的結論并結束審查。”由此可見，《四項基本原則》既是執政黨的底線，也是一條不容許任何人逾越的紅線。　　

唯一有所遺憾的是，我沒有機會比較貫通的接觸過鄧小平理論，熟記于心的只是一句“抓革命，主要克服資產階級派性，這是對思想政治領域講的，在組織上加強組織紀律性，建立健全規章制度，沒有不行，有了不執行是不允許的。好的表揚，不好的要批評，屢教不改的要處理。‘嚴’字當頭，矯枉必須過正。”好在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在給華國鋒、葉劍英、黨中央的信中明確表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解讀《四項基本原則》對我來說也許會存在諸多困難，可今天我只是為了提高一下自己的認識，多少還是會受益的。在我看來：“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人民的思想”。　　

    我沒有別的意思。雖然有些比較有聲望的官方網站公然聲稱，毛澤東在晚年犯了“嚴重錯誤”， 我孤陋寡聞，無從知道是誰決定了的。他們所陳述的問題，正像毛澤東1959年8月15日的一個批語的翻版：“……你們是不愿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又是‘獨橫專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錯誤只有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可我想說的只有一句話：是非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有人甚至說毛澤東思想只包括1949年以前的指導思想，也就是指毛選四卷，建國后的不包括在內。我不想同任何人做毫無意義的爭辯：　　

    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指出：“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表《論十大關系》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對正確處理我國社會的一些重大關系作出了深刻論述。1957年，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重要著作中，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創立了關于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要求學會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包括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解決科學文化領域里的矛盾，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以解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矛盾，堅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以解決全國城鄉各階層以及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矛盾，等等。他還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今天重新溫習一遍四項基本原則，在認識上同上學時真的有好大變化。我就是這樣沒文化，也不怕別人笑話。過去我曾經把“三十六計”歸納成一句“無中生有”，朋友不要感到意外，今天在我眼中“四項基本原則”只剩下一條“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我依然認為，今天的所謂“改革”，在某一層面上可能與這一原則shi相背離的。　　

    記得上小學時，《小學生學習手冊》就引導我們要熱愛社會主義。好像是這樣寫的﹕“我國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的根本制度。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是革命先輩流血犧牲，長期奮斗爭得的，是來之不易的。社會主義制度比其他社會制度優越得多，它能夠從根本上給勞動人民帶來利益，我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過著幸福的生活。我們從小就要熱愛社會主義，保衛社會主義，憎恨和反對一切敵視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而真正搞清社會主義的定義，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比較標準點的答案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實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政治制度，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二戰后的民族獨立浪潮中,有相當數量的新獨立國家也曾宣布自己是某種特殊類型的“社會主義國家”，總共約有50多個。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往往具有民族主義或宗教的色彩，如：“國大黨社會主義”、“綱領黨社會主義”、“復興黨社會主義”、“佛教社會主義”、“伊斯蘭社會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烏賈馬（村社）社會主義”、“非洲社會主義”、“桑地諾社會主義”等。　　

     1982年十二大報告《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艱苦奮斗。這是絕對不能動搖的。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目的是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促進民族經濟的發展，而決不能損害民族經濟”. 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指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與核心。當然,不能把社會主義等同于改良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的基本觀點是：鼓吹階級合作，反對階級斗爭，取消無產階級革命；宣揚超階級的國家觀，反對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主張通過議會選舉、合作社運動等和平手段，在不觸動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局部的改良，使資本主義逐漸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它是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根本對立的，曾給國際工人運動造成很大危害。　　

   《鄧小平文選》第168頁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人們往往容易出現兩種片面的認識﹕ 一是把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看成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一是對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視而不見，從而忽視以至否認了階級斗爭。我國現階段的階級關系﹕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是我國的基本階級力量。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階級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力量；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在新中國建立前，官僚資產階級利用他們經營的銀行、工廠、礦山、鐵路等大企業，作為他們搜刮民財和吞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具。官僚資本主義是嚴重阻礙我國生產力發展的極腐朽的生產關系；”“在建國初期，民族資本家一方面積極經營工商業，另一方面又進行許多非法活動。據統計，北京、上海等8大城市審查過的私人工商業中，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為（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竟占總戶數的67%。”“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本性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這些企業具有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　　

    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人心所向﹕“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把官僚資產階級收為國有，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也逐步變為國營企業，工人從被剝削的地位中解放出來。”“農民雖然經過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但這種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經濟是不穩固的，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貧富兩極分化。廣大農民不滿意這種‘一家富裕，百家貧窮”的階級分化前途，要求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解放初期，我國土地改革后的農村，已經出現了農民分化的現象。據河北保定專區11個縣的統計，農民出賣土地的數量，1949年是43890畝，1950年增加到54494畝，1951年增加到115188畝。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十多個鄉中，貧農中借債戶占1/3。新富農已到處出現。”　　

    實踐證明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我國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生產力不僅不受影響，而且高速度發展。1952年到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11.1%，其中工業每年增長18%，農業每年增長4.5%。1957年全國農村人口平均消費水平比1952年增加50%。”如果中國“不走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將繼續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生產不能獨立生產，必然使多數人重新遭受苦難，這將是一個黑暗痛苦的過程。不但革命的成果毀于一旦，而且會導致歷史的倒退，哪里還有國家的富強和社會的進步呢？”又有誰負得起這個歷史責任呢？　　

    如果至此朋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概念還是比較模糊，我們完全可以反證一下：實際上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已經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存在剝削現象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不共同富裕不是社會主義。究竟社會主義具體內容體現在哪些方面，實際上鄧小平在“四項基本原則”中已經給了我們答案﹕既“無產階級專政”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真的非常睿智，他把“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放在最后，過去我認為這是總綱，應放在前面，可我現在才明白那個老人的寓意，好東西總是要壓箱底的。或許他隱約感知到，后世肯定有別有用心的人會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字面詞義作篡改或重新釋義，所以他留給我們一把尺子，他是要求我們：必須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解讀的最終依據。在我們這個“指鹿為馬”，遍地趙高的年代，現實意義真的非常重大。不要說別的，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在今天回首再看一下， 有的話顯然是被刻意突出了。作為高層領導，尤其是離職的，大多是不公開批評社會現狀的，除非問題特別嚴重，這應該是一種常識。而鄧小平這句話顯然是被人有意冷落了：開放以后，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著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丑惡的現象，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時間，這些東西就一掃而光。吸鴉片煙、吃白面，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丑惡的東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　　

    寫到這兒，我的心情才舒坦點。我才多大份量？有篇白話發不出去就發不出去吧。雖然我無心再接著上、中那兩部分寫下去，可我還是想坦率的向朋友交代一下寫“限富令”的動機。有可能還是白費勁，也就盡可能簡潔些：　　

    這篇最早構思時，朝鮮還未曾進行“貨幣改革”，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關系，可通過他們失策的地方，還是比較好說明問題。其實在看到他們那個“幣改”新聞時，當時心里就暗笑，是不會得到預期結果的：因為雖然可能對年輕一代比較有利，可稍微有點資產的階層都會有抵觸行為。如果換一種方式，情況可能會有所改觀。比如可以對個人手中持有的貨幣（不包括資產）設一個上限，超過的部分在兌換新幣時上繳國庫（或者作廢），我認為，大多數人還是會支持的。我不知道在朝鮮是否可行，在我們中國的大陸地區，應該說還是有廣泛民意基礎的。　　

    或許我們政府認為可以通過其他經濟手段，不顯山不露水的達到同樣目的，這種認為本身就是錯誤的。我們目前缺失的只是一紙“限富令”，進一步說，我個人認為這是執政當局的必須表明的一個立場。過去有這么一段時間，有人認為“消費可以促進經濟”，“有助于提高生產力”，可大多數人并沒弄清楚，我們是為了滿足國民的基本需求發展生產力，還是為了滿足國內或外國某些階層的奢靡。我無意煽動任何人的情緒，這種“限富”的意識不是我的獨創，是有歷史淵源的。過去封建王朝是有好多“昏君”的，他們一點“也不開明”，對手下的臣子“寡情薄意”，住多大的房子，做什么樣的車子，甚至身后土堆多高都是有規定的。“逾制”在當時后果是災難性的。我們今天可以把其稱作“封建糟粕”，可就是在這種“糟粕”里，人類才能從生產力極端低下的當時走過來。我們應該慶幸生活在這個可以“為所欲為”的時代，當然也有疑問，我們所追求的共產主義，就是人人都可以象今天的超級富豪一樣的生活方式生存？　　

    我們如果還自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我們的個人需求就必須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適應。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剩余價值”，也許今天對不同產業的“剩余價值”很難設定一個標準控制，也就是說，在現階段很難治本，“標”還是可以制一下的。我們只要把那些額外的“剩余價值”直接取回來就可以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這是完全符合自然規則的。或許有一些自稱“右的無可再右”的朋友，認為這是要搞左的一套，那就大錯特錯了。我才是“真正的右派！”其實這個建議完全是在回應奧巴馬的號召，設想一下，如果那批在市場上根本就不用（或不會）流通的貨幣順利退出的話，人民幣想不升值那也很困難。對不對？要知道，八十年代末人均儲蓄不過3、400元，2008年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底余額一舉突破20萬億元，達21.79萬億元。今年因為四萬億的原因，增速肯定會更上一層樓。這個問題是遲早要解決的。　　

   `或許有朋友認為這是“惟恐天下天下不亂”，那肯定是他們錯了。我不反對利益集團，可那種“利益”必須與這個國家、民族、社會的利益相協調，而不是“根本對立”。所以我倡導的“限富”只是“限貨幣”而不是“限資產”，這只是狹義的。廣義的“限富”，并不是“限制富有的”，而是限制“多余的”、“極端的”。應該說，越是接近真理，就越簡潔、越直接、越明了、越簡單。今天的言論條件，還不足以把所有的社會問題全部攤開，然后求證利弊。這在前面上、中部分在多數網站上的命運是已經驗證過的。比如上部分結尾的問題在中部分的結尾，甚至直到現在還沒說清楚，應該說我已經非常克制了。其實言論的左、右傾向是相互辯證依存的。而我所倡導的，朋友完全可以思考一下的，看看是不是可以解決你認為的社會問題。　　

    有些我必須對前文做一下補充，比如“第三條道路”。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一文中指出：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時至今日，左翼的朋友認為，按今天的形勢發展下去，我們最后無疑將附庸成為西方發達世界身上的畸形贅肢。這種可能是存在的。不是我危言聳聽，1989年9月8日，陳云在《因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一文中指出：“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今天還是有這樣一群社會“精英”的，正樂此不疲的把今天的改革開放同1840年后的五口通商搞對接，甚至他們不惜對這個民族的百年抗爭精神持徹底否定態度。那些右派朋友也是有擔憂的，他們認為今天不進行政體的改革，中國將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這兩種可能客觀上都是可能存在的，而作為可能只會是其中的一種，所以我把其統稱為“第三條道路”。　　

    在今天這個言論越右越受歡迎的年代，我無意抹黑他們。他們是提到過“國進民退”的，言外之意是搞“國家社會主義”，只有希特勒領導下的納粹才搞過那一套。他們是在混淆視聽，無論國營或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的，雖然存在“所有者缺位”現象，可那種權利我們遲早是要拿回來的。確切地說，如果出現“公進私退”或者說“民進私退”的話，應該說還是比較順應大家的心理預期的。另外，有人似乎開始“關注”民工的“性問題”，如果他們有本事引進一批黃頭發、藍眼睛的洋娘們兒回來，我會三緘其口，可事實不是這樣。我常說，沒有誰天生是為革命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也沒有誰與生俱來就有賣國意識。套用在這兒，沒有哪個姑娘希望賣身為生，他們擺明是要讓這個社會體制“逼良為娼”！1959年10月26日，劉少奇握住時傳祥的手說﹕“我們在黨的領導下，都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你淘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公娼是不是也是一種“革命分工”？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說，有些人的思維，是完全背離社會主義意識的，同時也就注定了已經背離了“劉、鄧路線”。臺灣的陳水扁在臺北市長任內，都曾經“島內首禁公娼”，那些人是要感到心虛的。我認為應該把這種對抗意識上升到“敵我范疇”，無論他們以什么樣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防治艾滋病”。　　

    雖然我不會停博，可還是想離開網絡一段時間。在此順便談寫別的。其實也沒跑題，“限富”權利應該也算其中一種。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人大，憲法同時也賦予了公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應該說非常遺憾，長這么大我都不知道選票長什么樣子。我沒別的意思，我想說的是，在網絡已經非常發達的今天，是不是可以為人大代表的提案設一個專門的板塊，起碼讓我們知道，代表我們的那些人究竟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如果那些人民代表的提案不能讓人民知道，我們當然會問一句：他們究竟代表誰？　　

算了，不寫了！還是收筆吧。言猶未盡，那也就只好引用朱老總在1975年1月講給康克清的一番話作為結尾：“你不用擔心。軍隊里絕大多數人是好的，地方上的絕大多數干部和廣大群眾也是好的。你想想，群眾會同意再受二茬罪嗎？你到農村去問問農民，讓地主回來他們贊成不贊成？你到工廠去問問工人，讓資本家回來他們贊成不贊成？你再去問問知識分子們，做亡國奴他們贊成不贊成？他們一定都不贊成。別看有些人一時鬧得挺兇，總有一天，他們會被人民拋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