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巖:中美間結構性的障礙將通過合作還是戰爭解決？

      －－寫在2010年中美關系緊張之際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中國必定更深入世界現有秩序，同時會與現行世界秩序的主要維護者美國發生更加廣闊深入的來往，并進行符合雙方利益的全球戰略合作。許多現階段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國未來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如各級世界組織的重整與運作，外部石油能源供應，穩定的中國全球市場份額，全球重大災害性人類疫病的防治，中國農業的全面現代化等等，全球環境保護都需要中國與美國進行全球性的合作。

而與中美之間需要合作的領域和合作的共同利益相比，中美全球性沖突的唯一可能就是美國始終對中國采取敵對性的遏制政策，不愿意收縮其全球體系中的亞洲臺灣部分，給中國留出充分的國家成長空間。》

一、中美兩國關系已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在2008年美國大選新一屆總統產生前，2004年中國已經完成了中國國內政治的新老交替；1989年后執政15年之久的中國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已經全身而退，將所有的最高權力移交給胡錦濤。中國國內最高領導人的更替，已經證明能按照中國政治自己的運作方式，有條不紊與合理的完成；在中國現有的政治格局之下，中國的最高政治領導人產生制度，已經能夠不斷地為中國產生穩健務實而有戰略眼光的最高領導者人。

正如江澤民是上一個中國發展周期中最合適的領導人。胡錦濤同樣是現階段中國新發展周期中最合適的領導人，任何一種國家最高領導人產生機制，無論是美國式的大選，還是現階段中國式階梯選拔的黨內繼承，只要能為國家選擇出最優秀的領導，就是一種好的機制。胡錦濤在今日中國政壇上的絕對優勢，和其在中國民眾之間所能夠得到的支持率，都遠高于美國兩黨政治中能夠產生的任何一位美國總統，挾帶著這種高度集中的體制優勢，中國事實上在與美國和世界上其它實行政黨民主政治的國家進行著一場國家最高領導體制效率的競賽，而具體的優劣成敗，將從中美未來長期的發展進程中體現出來，現階段我們還無法準確判斷。

偉大的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曾說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世界上萬物無時不在發生變化，國家作為一種人類政治活動的最高表現形式，同樣無時不在發生變化。而由所有國家共同構成的國際社會，以及由區域國家構成的區域國際地緣戰略環境，同樣會因為其中某些國家的演變而變化。國家變化和運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發展的不平衡；在全球眾多的國家尤其是主要國家當中，每一個國家內部運動都有其自己的特殊點。國際社會的構成方式，決定了國家發展是不平衡的。

因此在國際體系中，霸權是交替出現和持續變動的。美國現階段在國際體系中擁有的主導性的霸權地位，與以往已經產生過的霸權相比，并沒有增加什么使之永恒的因素，而中國現階段更是一個在不斷超越自己過去的國家，變化才是唯一不變的現階段中國的國家特性。而當國家、國際社會和區域地緣環境發生變化后，原有的各國間用于處理相互關系的制度和思想都應該發生變化，但人類歷史顯示出的根本規律之一就是人類社會自身的組織構造形式無法隨時發生遷移和變化。

人類社會需要相對的穩定來實現人類自身的成長，在穩定和變化中尋求平衡，使人類一方面能夠不斷調整自己的內外結構以適應變動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能夠獲得一種均衡，使需要穩定與和平才能發展起來的人類文明保續增長，是人類社會永恒的重大挑戰。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在對待穩定成長和變化適應這雙重社會發展趨勢時不同的反映，往往決定了一個時代里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相應的位置和力量對比。

在2004年當美國總統大選既將揭曉之際，美國國務卿鮑威爾來到北京與中方協商一系列問題，他在北京就臺灣問題發展的講話明確表示美國不認為臺灣享有主權，頓時使很多人對美國對華和對臺政策產生了新的期望，其實中美間至今保持著正式的外交關系，如果美國不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中美關系會完全變成敵對性質，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明確了美國承認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律地位，所以美國人并未有任何新的對華友好的表示，而只是說出了中美關系的基本共識。

就象中國說夏威夷是美國的一部分不享有主權，并不是中國對美國有多大的道義支持而只是說出了事實和中國該說的而已一樣，鮑威爾只是說了美國人早已承認的事情，但由于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多年來事實上偏向臺獨的趨勢嚴重，所以美國明確地針對臺獨勢力而做出的姿態，卻也顯示出美國已經明白臺獨分子事實上在臺獨問題上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因此有必要進行約束，但卻不是為中國的利益而為了美國的利益。所以中美關系中的臺灣問題依然危機重重。

二、臺灣問題如此緊迫的三項原因

美中關系目前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其中主要的變量是由于中國近30年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和融入世界體系的努力，使中國的現代化已經逐漸接近一個巨大的轉折點；在這個轉折點上，至今為止為中國現代化所適應和提供了外部環境的當代世界體系，包括世界市場的分割和構造、美國在亞洲和全球的霸權體系、世界現有的各主要秩序已經全部或部分構成了中國在21世紀前半葉進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礙。

而在所有中國現階段所遇到的外部障礙中，美國主導下的中國臺灣領土僵局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結構性損害，以致于解決臺灣問題成了中國在21世紀上半葉發展歷程中再也無法擱置或繞過的國家頭等戰略目標。臺灣問題之所以在21世紀上半葉已經成為中國未來發展進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其緊迫性已經與20世紀完全無法相比，是因為如下的深層原因：

（一）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非物質的國家主權制度安全以及民族身份和精神建設都在臺灣問題上遇到重大阻礙；現代化的國家從本質上首先是民族、領土和主權高度統一，然后才是技術和經濟的發達，所以現代化本身對國家的領土完整、主權統一、民族不分裂提出了遠超過不發達狀態的要求。主權分裂、領土不完整、國內有敵對的軍事力量和地方軍事割據之政治當局的存在，都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克服的內部障礙，所有的現代化大國都經歷過克服這些障礙的階段，中國同樣不能例外。

中國是現階段世界大國中唯一國家領土未完全統一、國內秩序中有敵性重要軍事力量存在因此始終有內戰危險的大國。中國已經不可能一方面始終將現代化建設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國家戰略目標，一方面長期擱置直接損害中國國家現代化制度進程的臺灣問題，解決臺灣問題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涉及中國國家主權和國家制度的現代化，臺灣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關鍵性的內部障礙。

（二）中國現代化所創造的中國經濟和中國地緣經濟所引發的地緣戰略，使臺灣對中國的地緣戰略地位與往日不可同語；如果無法有效的控制臺灣，中國已經初步現代化的沿海核心區域將事實上處于敵對勢力的直接威懾之下，進而妨礙下一階段該區域的長遠現代化建設，事實上臺灣處于敵對勢力的控制之下后對中國經濟和未來社會發展的趨勢已經開始顯現，近年臺灣政要一再顯示的對中國大陸巨型水電樞紐三峽，以及中國經濟的中心區域上海進行威懾的事實，已經顯示出臺灣在地緣戰略和軍事上對大陸的直接威脅，解除這種潛在的威懾為中國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保持和平環境，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戰略本身對中國軍事能力的直接要求。

（三）臺灣問題同樣是中國在東北亞創建良好的和平秩序，并在更廣闊的全球范圍追求實現和平秩序，其中包含著與美國進行全球戰略合作的中心障礙。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僅僅是中國現代化歷程這個應該持續一百多年周期中的一小部分，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中國必定更深入世界現有秩序，同時會與現行世界秩序的主要維護者美國發生更加廣闊深入的來往，并進行符合雙方利益的全球戰略合作。

中國現階段未與美國開展此類合作是因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尚未發展到這一階段，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遇到的所有重大外部問題最終都將與現行國際體系的秩序維護者美國相關；許多現階段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國未來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如各級世界組織的重整與運作，外部石油能源供應，穩定的中國全球市場份額，全球重大災害性人類疫病的防治，中國農業的全面現代化等等，全球環境保護都需要中國與美國進行全球性的合作。而與中美之間需要合作的領域和合作的共同利益相比，中美全球性沖突的唯一可能就是美國始終對中國采取敵對性的遏制政策，不愿意收縮其全球體系中的亞洲臺灣部分，給中國留出充分的國家成長空間。

三、中美兩國間存在著軍事對抗與合作的各種可能

美國現階段的亞洲體系包含著諸多對中國敵視的結構，首先就是在臺灣問題上對抗中國，在中國與周邊國家解決其它領土問題與合作問題時直接或間接地牽制中國，在中國周邊保持軍事存在。中國現階段已經深受美國亞洲體系中針對中國這一部分制度的損害，因此正在通過各種努力、包括在必要時直接使用軍事力量，來解除美國現階段亞洲體系對中國的危害，目前對抗的中心就是臺灣方向。

但在與美國進行對抗以解除美國亞洲體系對中國的束縛時，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中美兩國都在臺海的對抗過程中失去對未來戰略合作利益的考慮，繼而無法控制雙方的軍事沖突，以及局部戰爭過后長時期的冷戰對抗。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真正熱愛和平，需要與當代全球體系、尤其是該體系的中心美國進行全面合作的國家來說，在自己現代化早中期階段與美國進行如此的劇烈對抗，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并將損害中國的二十一世紀民族復興的進程。

因此在中美關系現階段，圍繞著臺灣問題，一方面由于美國國家內在的利益驅動，美國始終無法正視中國被損的國家利益，而為了維護這些國家利益，中國已經準備使用武力并不惜與美國發生局部的沖突，而另一方面，中美又在更多更廣闊的領域內需要進行合作，其中同樣包括維持對中美雙方都有益的合理的亞洲安全體系。中美在現階段的朝鮮核問題上，以及美國駐軍日本都有共同的利益，是可以尋求戰略共識的；中國不反對美國在亞洲保持合理的軍事存在，但前提是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不是直接敵視和針對中國。

美國人始終不明白的是，在臺灣問題上，美國甚至不需要直接協助中國，而只要保持局外人的中立，一旦中國順利地解決了臺灣問題，中美兩國就將因為雙方局部關系中的緊張點的消失而有一個全新的全球戰略合作選擇，這將為中美兩國帶來巨大的戰略合作前景；中國如果愿意，可以立即是美國現階段最重要的全球戰略合作伙伴。

在美國現階段頭等重要的全球反恐事業中，美國基本上是獨家寡人，其軍事能力明顯不足，現階段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窘況已經顯示出這一點。而如果中美兩國有緊密的全球戰略合作，則中國可以動員足夠的軍事人力資源和地面作戰力量，一舉改變美軍現階段在伊拉克的窘況，這一切對中美關系以其全球體系的穩定，包括中國自身在二十一世紀全球石油資源枯涸之前、保證自己的國際石油資源供應、同樣是一種可行和有益的戰略選擇。

中國如果能夠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由此而節省下的中國軍事資源和人力，完全可以用于在聯合國框架之下的全球和平事業，其中同樣包括美國現階段單槍匹馬盲干的所謂全球反恐，而這一切長遠的中美全球戰略合作都由于中美現階段在臺灣問題上的僵局至無法進行規劃，中美兩國都因為臺灣問題而失去某些長遠合作的利益。而現階段，要期望美國重新思考其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從現階段對臺灣問題的高度介入中后退，完全不符合美國全球霸權制度的內在行為邏輯以及其在全球霸權建立過程中的歷史經驗。

正因為如此，現階段中國一方面是恢復國家統一不可妥協的國家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則是美國的全球霸權亞洲體系和其國內軍事工業聯合體極右派的利益，當這些利益在臺灣迎頭相撞時，中美兩國直接軍事沖突勢在難免。

四、臺灣問題是中美兩國間深度的結構性沖突

中國在歷史上是以追求國家和社會、乃至個人內心的平衡與穩定為重的國家，中國也確實因此獲得了一種穩定、以至于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中國尋求國家和社會穩定的行為方式，是解釋中國在近代面臨急劇變化后的世界其它國家后，所遭遇的困境和震撼的主要原因。

而正是由于近代歷史對中國的震撼，使中國文明開始吸收急劇變革和隨時調整自己以適應內外新環境的機制；當代中國正處于一個高速度發展的階段，目前世界格局中變動最大，力量正在持續上升的國家就是中國，歷史已經教會了中國在傳統尋求穩健安定的與和諧穩定的社會結構的同時，不斷突破自己，去對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

而在世界體系中的美國，以及由其代表的西方文明，從傳統上來說是一種變多于穩定的文明形態，正是由于變而適應而擴張的內在本質，才產生了美國這個世界大國中歷史最短的國家，也正是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環境中改變了自己最初的立國理念和對外戰略，美國才有機會從原本北美歐洲國家殖民地的身份出發，一路發展和強大最終達到現今國際體系的主要維護者、或者說是霸主的地位。因此美國社會機制和立國理性在歷史上是以長于擴張變化而不善于保守為特點，但這一切在二十一世紀之初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由于已經構建的當代國際體系對穩定性的要求，美國在現行國際體系的既得利益和其它國家的制約，及全球存在的慣性。美國現在已經成為一個以維護其既得利益，力圖保持其優勢地位，因此拒絕國際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國家，既使被迫去適應世界上某些已經發生的變化時，美國使用的同樣是傳統的邏輯，而缺少制度創新和歷史變動的視角和意識，美國已經象歷史上所有帝國一樣，有了帝國的遲鈍和笨重。

正是在這樣對現有國際社會結構變化的不同心態下，中美兩國在臺灣以及亞洲格局上陷入僵局；中國在近代史的一百多年間已經學會并善于根據不同的環境來改變自己的國家戰略和理念，以適應新的環境，其中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社會內部現階段的不斷演變，中國經濟世界級規模地重組和重建，都顯示出現階段中國的變化和適應能力。

這種能力反映在中國對外關系和在解決亞洲僵局問題時，同樣顯示出革命性的創新；其中用“一國兩制”制度解決中國領土的統一，用“擱置糾紛、共同開發”來解決有爭議領土的歸屬，用“和而不同”的原則來解決中美在國際問題上的合作，無不顯示出長于穩定的中華文明，經過學習和適應后同樣長于變化和創新，中國近年來持續高速的成長，就是中國一改數千年超穩定保守的國家和社會結構后變化的結果。

中美兩國現階段最大的沖突根源不是在具體的事件上，而是在中美兩國關系的深層結構中；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沖突同樣是一種結構性的矛盾，在具體的現實政治中，中美關系的確有各種直接和間接的矛盾，但在現階段，尤其是當中美兩國都因為有更長遠的利益而需要在矛盾發生的領域進行合作，中美之間的利益共同點要遠遠超過矛盾的沖突點。中美在貿易領域、國際貨幣領域、全球安全與和平秩序維護等領域都顯示出這種可以形成共識進行合作的趨勢。

而在超越具體的事件進入國際秩序的宏觀層次中，中國同樣顯示已經通過對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的調整，以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在事實上接受了現有的國際秩序。對中國來說接受現有國際秩序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適應和調整，只要世界秩序在根本上不違反中國的基本利益，比如說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自由市場和全球化等原則，中國完全可以在現有國際秩序的框架下通過對自身的調整而成為世界性的中國，而不是通過對現有秩序的對抗和破壞來實現自己的發展，這就是中國現代化的具體意義。

中國近年提出的“和平崛起”道路，更加清晰地顯示了中國對現有國際秩序的判斷和尊重，因此中國不存在與美國在各種具體事務和國際秩序根本結構上發生沖突的可能。但臺灣問題構成了中美兩國關系上唯一的結構性沖突。

五、美國陷入臺灣僵局的根源

我們這里所說的中美目前結構性的沖突和矛盾，是指在具體的事物處理，同時又在宏觀性的國際秩序之下、中美兩國在現階段臺灣問題上所遭遇的困境。臺灣事務對中美兩國來說，都不是一件小事，尤其是對中國來說，是涉及其國家當代歷史上最重要的運動方向，既中國的現代化能否完成的核心大事，而對美國來說，臺灣問題涉及到美國現階段的全球霸權體系，尤其是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和美國主導下的亞洲秩序，按美國人的分類，臺灣問題尚不是美國國家核心利益，但確是事關重要的美國全球體系中的重要一環。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目前已經陷入一個僵局，這個僵局的出現是由數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

（一）首先是美國由于處于當代國際秩序的霸主地位，已經由于各種既得利益和義務的束縛，而失掉了美國崛起的關鍵要素，既能夠靈活地隨時改變自己以適應外部環境的實用主義，臺灣事實上是美國在過去構筑的亞洲體系的一部分，如果被放棄就意味著美國在亞洲存在戰略的一種調整，美國在不同的時期都曾有過放棄臺灣的方案，而且事實上既使臺灣脫離美國亞洲戰略體系回歸中國也同樣不會直接破壞美國的亞洲戰略，因為中國并沒有通過臺灣問題打破美國亞洲體系的戰略思維，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與中國對抗，本身就是一種戰略上的短視。

（二）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僵硬與不合時宜的戰略，除了受到美國僵硬的帝國機制缺乏反應能力影響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來源于美國的國內政治，既美國國內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的負面影響；在臺灣問題上與中國對抗，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看，都是美國現階段在全球范圍內所從事的最危險的事業，美國現階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遭遇的風險和失敗、如果與在臺灣海峽美國有可能遭遇的風險和失敗相比，完全不是一個層次上的事態。而美國現階段在臺灣問題上所承受的風險能給美國帶來的相應國家利益，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與風險不成正比，美國現階段在臺灣缺乏正面的美國國家利益，而唯一能從現階段美國臺灣政策上實現自己利益的是美國國內的軍事工業聯合體極右派利益集團。

正因為如此，美臺之間的軍火交易和軍事往來已經遠遠超過了美臺之間現有的政治結構、是一種畸型的發展，這其中有美國政府有意無意放松管制的效應，但更多的是美國軍事工業聯合體極右派們在其局部利益驅動下的行動，普通的美國人將因為美國這些極右利益集團在臺海的所作所為而付出沉重的代價。美國國內特殊利益集團操縱美國國家利益的作法正是美國國內政治利益共同體解體的一種象征。歷史上在羅馬帝國崩潰過程已經告訴我們當國家總體利益被特殊利益集團局部化后的惡重后果。

（三）美國深陷臺灣問題的僵局，同樣是美國國內利益集團、臺灣用心叵測的臺獨分子和臺灣在美國多年經營的政治游說力量共操縱下的后果；美國政治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各種院外集團。其中不乏國外的利益、通過美國政治中的合法渠道，直接引誘和干涉美國的國內政治。

任何院外游說活動從本質上來說都是一種不符合民主程序的非主流政治手段，只能是在民主政治出現重大缺陷時才得以流行；因為任何一個議題如果不是通過民主程序，而是通過小圈子的謀策、尤其是直接或間接涉及金錢時，都是一種政治上的反動。美國對臺政策現階段就已經陷入美國國內利益集團和臺灣院外游說集團的雙重捕獲之下，以至于受到美國國家利益以外的各種其它利益的誤導；臺獨分子們最大的希望就是把美國脫進與中國大陸進行直接軍事對抗的混戰，通過這個過程來實現臺獨分子們自己的政治目標。

盡管美國當局對此并非不知道，最近發生的美國聯邦調查機構對與臺灣過于接近的美國高層外交官和臺灣在美情報活動人員進行調查一案，就是美國政府對臺灣在美政治暗盤交易的一種警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愿意自己的國家利益和國家決策程序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同樣不例外。

六、中美關系的基本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

現階段中美關系就是在美國臺灣戰略缺乏變動的內外動力、美國國家戰略變動能力趨于僵化，同時又受到美國國內極右軍事工業利益集團，以及臺灣院外活動的誘導和操縱等等因素干擾下，因而陷于一種僵局。與美國在全球其它區域的戰略變化相比，美國已經在中國臺灣地區卷入長達半個世紀之外，這其中亞洲的內外環境、臺灣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現階段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大單一規模的歷史事件，最終將推動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全面超越在過去數百年間強大起來的西方文明。

而對這樣一種大格局的歷史巨變，任何一種在半個世紀前根據當時的力量對比，地緣格局以及當時的政治哲學而制定的具體戰略，都應該得到調整；我們看到中國在不斷地進行相應的調整，先后提出過的對臺戰略包括從解放臺灣到、平統一、一國兩制，到寄希望于臺灣人民而不是臺灣的統治者，又到目前的政治軍事雙重準備，始終是動態和不斷調整的，中國已經不復是一百多年前僵化的王朝，而是真正成長中、充滿自信和有高度應變能力的大國。而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所持的僵硬與不合時局、為美國國內極右利益集團和臺灣在美院外活動集團以及粗俗的臺獨政客們所誘導的立場，已經顯示出美國在長遠世界格局變化中缺乏變動能力。

在美國之前世界上已經有眾多的帝國先后存在、腐爛、然后崩潰過，只要是帝國，就一定會有一種制度上的僵化和崩潰，美國同樣不例外，臺灣問題，只是美國帝國現階段僵化的一個典型范例，只是面對這種僵化的是中國人民，而且美國帝國的僵化直接損傷了中國人民的核心利益。

中美兩國現階段有各種從最高層政治領導人的定期會晤和互訪，到具體政府公務人員的各種交往機制，甚至中美兩軍都感受到為了各自的利益以及共同的和平利益，有必要進行相互交往，但這些交往迄今都是事務性的，缺乏結構性和全局戰略性的共識，在這種交往基礎上的中美兩國關系、以及臺灣問題上難有重大突破。

數十年前當毛澤東主席決定與美國建立當時新型勢下的戰略關系時，首先是與當時的美國領導人進行戰略性的對話，盡管當時的美國領導人不是由于真正懂得了中國的戰略立場，而是為美國自身的亞洲利益和全球利益所推動，與中國達成了結構性的共識，創建了當時的中美關系。事實上我們今天仍處于那個中美接近與和解時代所建造的中美關系結構之上。當時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至今仍是中美關系的結構性基礎。

而與那個時代相比，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全新的中國，在國際社會構成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包括對國家領土統一的重視還始終未變，而其它各種條件、包括海峽兩岸的力量對比以及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都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中美間現階段最需要的就是進行結構性的協商。雙方應以臺灣問題為中心，按照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以及當代國際體系發生變化后新產生的原則，為中美兩國現階段的雙邊關系確定新的結構。

中美兩國關系現階段還很不理想；一方面在眾多的領域、包括經濟和國際貨幣、防止核擴散、全球反恐都有合作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又因為在臺灣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有可能由于中美以外的突發事件和原因而轉向中美軍事沖突，繼而全面破壞中美在無數領域內關鍵性的合作。中美兩國都是核大國，其軍事沖突一旦發生而且得不到控制，將會給全球體系、包括中美兩國人民造成重創，現階段美國政府出于種種習慣思維和戰略滯后時間差，尚不能或者不愿意承認這一點，而由于臺灣問題是中國家利益的核心，中國人民同樣不會永遠等待需要美國人清醒而主動后退，才開始著手解決臺灣問題。

七、中美關系因為臺灣僵局的存在而具有爆炸性

按照自己的時間表為中國人民、包括臺灣人民的利益，而在適當的時機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國家權力和行為邏輯，如果美國愿意就此談判則是最理想的狀態，而如果美國始終堅持臺海僵局，在事實上支持臺獨分子分裂中國、中美之間遲早會按另一種方式的運行來解決兩國間現階段的僵局，那就是因美國卷入臺海問題而發生中美兩國的軍事沖突。

現階段中國有足夠的把握在中國周邊的陸地上擊敗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其中同樣包括美軍。而在海空戰場上，中國正在努力發展自己的相應軍事能力，在核對抗和外空領域，中國的力量同樣在持續成長，如果臺灣問題以及臺灣問題背后的中美問題需要用軍事手段才能打破現階段由于美國的干涉而形成的僵局，中國一定不會退縮，而且戰爭后的結局無論如何要比現階段僵局更有利于中國。

但這一切都還需要中國繼續對自己的國內結構、包括軍事力量進行重組、調整和發展，從這些意義上來說，臺灣問題的解決，關鍵在中國內部力量的成長性，而現階段在全球范圍內，中國是國家體制最有創新性的國家，中國已經是而且繼續是全球大國中唯一高度成長的國家，中國將因為自己的努力與成功、包括進行自身調整時的陣痛和局部利益的損失，而在二十一世紀實現民族復興，臺灣問題的解決，將在這個過程中水到渠成般的實現。

2004年當各自都得到相應的國內憲法機制和政治體系最高授權的中美兩國新領導人，能夠在美國總統大選后在合適的場所見面時，中美兩國關系一方面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好，另一方面則具有前所未有的爆炸性。中美兩國關系比任何時候都好是因為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中國已經成為國際體系的最重要成員之一，中國經濟已經對全球經濟發生了自從美國成為全球大國以來最深刻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力是在持續成長的。

在這個過程中，中美兩國由于在同一國際體制內共存、在幾乎所有重大問題上都開始形成共識，中國已經開始直接在美國關心的領域內實現中美合作共同推動議題的發展，在全球反恐和亞洲核擴散領域就已經進行了有效的中美合作，中美之間的經濟合作同樣已經成為雙方國家各自經濟的有效構成部分，突忽其來的中斷已經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而中美兩國關系在雙方關系日趨緊密時又具有重大的爆炸性，其根源是中美關系中的僵局臺灣問題，中美關系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在美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基礎上實現正常化后，臺灣問題始終懸而未決。這其中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由于無視現行的國際制度基本原則和機制，對中國內政進行干涉，因而在臺灣問題上失掉了國際道義基礎；而中國在長時間內由于內部現代化努力的需求，始終未將實現中國領土完全統一作為首要戰略目標，因此臺灣問題一度不是中美間的當務之急，但目前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

臺灣問題近年開始發生變化是由于臺灣島內的獨立傾向日趨嚴重，已經到了中國隨時準備使用武力確保臺灣繼續為中國領土的地步，美國對臺灣局勢朝戰爭方向發展起決定性的作用，是臺灣獨立傾向事實上的始作俑者。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不可能有中立的選擇，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恢復對其領土的主權，就是對地方分裂勢力的支持，更何況美國始終向臺灣提供武器裝備和提供事實上的軍事干涉保證，這一切都是臺獨勢力增長的直接外部根源。

八、中美新領導層需要進行新的結構性的戰略談判

所以現階段美國面對中國時的國家利益和國家立場因為臺灣問題而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斷裂帶；在臺灣問題之外，中美兩國進行著各種合作而且范圍和深度日益擴展。中美兩國在歷史上從未有過在雙方關系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如此廣泛全面合作的時期，而在臺灣問題上，中美兩國處于事實上的冷戰，或者說戰爭爆發前的磨擦階段。盡管美國和中國都在作出各自的努力控制戰爭爆發的危險，但臺灣問題的根本性質決定了中國在臺海問題上無路可退，而美國可以從臺海局勢中后退讓路給中國人民，但現階段卻無意這么去做。

臺灣問題因此成為中美關系中的僵局，已經深深地影響了中美雙方各自更重要的戰略目標，而如果臺灣問題因在各方面行為都已經顯示出無理性的臺獨勢力而引爆，中美兩國的沖突在所難免。美國國內某些思想機構及學者，已經開始認為在中國的現代化以及隨著中國現代化而實現的中國整體力量的增長的推動下，中國勢必進行相應的亞洲和全球性的擴張，因此與美國發生沖突。

在這種背景下成為美國2008年第55屆美國總統的任何一位美國政治家，無論是黨派和個人背景，在其美國對外政策的日程上都有一個如何處理中國關系的重大挑戰，而處理與中國關系的關鍵就在于美國如何對待臺灣問題。現階段美國的國內政治、美國的亞洲體系以及美國全球政治的內外邏輯，都顯示出在臺灣問題上，美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總統，都不可能立即作出重大的立場轉變，而必將維持臺海現有的僵局作為最佳選擇，而美國如果要努力維持臺海僵局，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軍事上支持臺灣。

近年僅僅由于臺灣臺獨勢力已經越來越流氓化和非理性化，美國才開始對臺獨人物進行一些控制，但目的是為了防止美國在軍事未準備好時被臺獨分子提前拖下水。因此美國在臺海問題上的現行的立場，不可能得到中國方面的立場轉變進而支持，而中國在臺灣問題的立場，盡管是合理的，現階段同樣不為美國所支持，其根源在于在國際關系領域美國現階段對外政策是現實主義的，是根據美國國家現實利益而不是美國長遠利益以及人類共同利益或國際正義來主導其行為的，事實上美國對外歷史上從來不存在什么自由主義或理想主義，只是在特定的時候美國國家利益較多地符合了其它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利益而已。

因此美國現任領導人和未來的領導人，都只能在繼承了美國現行的全球利益和全球體系中的特定前提下，在某些行動的細節和一些中型的戰略變化中表現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特點。而美國的全球霸權，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在臺灣問題上對中國內政的幾十年干涉，都屬于美國的現行體系的一部分，不可能會被主動放棄。因此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根本性的動力只能來自于中國自身，以及在中國內部動力基礎上臺灣內部的變動，這就是中國在解決臺灣問題時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以及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深層含義。

而中美間關于臺灣問題的結構性分歧，按照國家間關系的正常規律，勢必在特定的階段引發中美兩國的嚴重沖突，而沖突后才有可能達成新的解決方案。中美兩國關系的困境就在于在臺灣問題上，中美兩國現階段已經無法達成新的戰略共識以避免沖突，至少在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后中美兩國新的領導人見面時，中美兩國間還缺乏新的戰略共識，甚至缺乏為達成新的臺海戰略共識而事先進行的結構性談判。

因此從2008年起，中美兩國間應該有明確地以解決臺灣問題為核心的國家最高級別宏觀政治談判，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二十一世紀中美關系的數項基礎文件，在適當時候代替以往中美間的“三個公報”和美國的國內“對臺關系法案”，為中美關系形成更牢固的基礎。中美關系現階段無法立即在臺灣問題上達成結構性的協議，但為達成這樣的協議而進行談判和協商，為防止兩國因臺灣問題而發生軍事沖突而建立穩定的戰略協商和軍事溝通機制，可以是2004年后中美兩國新領導層共同努力、為發展真正的中美戰略關系而走出的第一個真實有益的重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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