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與此類似、或甚至更為嚴重的侮辱性事件，近年來并不少見。
以“下班搜身”為詞條點擊百度，即可見到“無錫一外企女工下班離開一律要搜身”、“山東萊西7千員工3年天天遭下班搜身”、“上海一藥房員工遭遇上下班搜身待遇”、“女工下班被兩脫內褲搜身，保安稱是業內慣例”、“五星酒店女員工被疑偷顧客錢遭脫光搜身”……而與此同時，圍繞此類事件的評論，也無不怒由心生、口誅筆伐。問題是，盡管有如此輿論，而我國《刑事訴訟法》亦規定，必須是享有執法權的有關機關和部門，才享有搜查的權力，且這種搜查必須符合法定的條件和程序。公安部下發的《關于保安服務公司規范管理的若干規定》也強調，“保安人員不得出現搜查他人的身體的行為”?！稇椃ā返?7條更還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但這種工廠搜身的案例，仍還是時有發生，甚至工廠強行設置安檢，已成為惡性慣例。更讓人憤怒的是，慣常以“人權”問題詰難中國的西方或所謂“民主世界”，其企業一旦落戶中國，卻往往又成為肆意踐踏勞動者人權的急先鋒，且氣焰囂張、不可一世。那么，這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
不可否認，因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鎮，勞動力始終供大于求的趨勢與現狀，是造成“資強勞弱”的客觀原因。然而，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就成為資方無視、藐視法律，粗暴侵犯或甚至踐踏勞動者人權的理由。就是說，在我們有《憲法》、《刑事訴訟法》、《勞動法》等明確框定的前提下，假如政府有關監管及執法部門，能站正位置，并切實履行其應盡職責的話，如上述事件等，即使有可能偶爾發生，也會即時制止并予以懲罰，不至于蔓延至今，更不至如眾多評論所指，“已成為惡性慣例”。所以，歸根結底，問題出在企業，根子卻在于這些企業所在的地方政府。近年來，由于受“唯GDP主義”政績觀牽引，在一些地方，能“招商引資”，就是政績，能拉抬高統計數字與財政收入，就可以升官升職；而所謂的“維穩”，維的也只是但求資方滿意、哪管勞方死活的“穩”。于是，本來就強勢的資本方，更成政府及官員謨拜邀寵的“座上賓”，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求職隊伍，則使得客觀上已然弱勢的勞動者一方，其權益在這些地方政府及官員心目中，飄飄然輕如鴻毛。有如此權力的傾斜，本就輕重極不平衡的勞資天平，又焉能不更是呈毫無法治框限的“一邊倒”之勢呢？
古語說，“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F如今，經常有專家學者孜孜不倦地說，勞動者要敢于和善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身權益，等等等等，好像之所以出現上述等現象，原因反倒在勞動者，是因其“法治觀念淡薄”，先甘于“自辱”了，所以才“而后人辱之”。但面對這種似是而非的謬論，不禁要問：假如像上述“已成為惡性慣例”的資方劣行，都要靠、或都能靠勞動者自己來制止和懲罰的話，那還要地方政府的“有關部門”們做什么？而如由勞動者個人或群體來代行制止與懲罰之責，更還有何“穩”可言呢？
200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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