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內蒙古呼倫貝爾市大楊樹鎮，民警高作喜在家中愁眉不展。他已兩年沒到所里上班了。攝影/本報記者 張濤

邊看著電視，高作喜邊跟鄧毅聊著天。

這是2007年12月10日晚，內蒙古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大興安嶺農墾公安分局(下稱農墾分局)值班室。

高作喜是農墾分局下轄東方紅派出所民警，鄧毅是分局法制大隊隊長。

他們有一搭沒一搭聊著。按局領導安排，高作喜晚上就住在值班室。

與此同時，二樓會議室，正召開局領導會議。參會者有局長徐晨銘、副局長張強、李寶全等。

“焦點訪談”結束了，高作喜去旁邊小賣部買了洗漱用品，鄧毅陪著他。

回來時，他喜歡的電視劇要開始了，高作喜盤腿坐在床上，鄧毅坐在椅子上。

此時，二樓的會議接近尾聲。結論是一個字：送。

8點剛過，一樓值班室里，劇情開始前又插廣告，高作喜說，廣告真多。話音剛落，啪，值班室的門被撞開了，咚一聲彈在墻上。

4名民警和兩個陌生人進來，一名民警看了高作喜一眼，說：“開始吧！”

高作喜正困惑，六人沖上前，兩人扭住了他的胳膊，兩人抱腿，一人抱頭。另一人拿出注射器扎入他體內。

驚慌中，高作喜隱約注意到，大隊長鄧毅一直坐著沒動。

有個念頭瞬間清晰，他覺得自己落入了一個局。

不過，藥液注入，他很快失去了意識。

被毆的“高大虎”

4年前，人高馬大的民警“高大虎”被圍毆了。打人者“逍遙”，高作喜告狀

時間回到2005年。

那一年，民警高作喜被圍毆了。

在被打前，高作喜很有威名，有個綽號，叫高大虎。

東方紅派出所60歲的治安員葉成江說，高作喜人高馬大，辦案正直不講情面，東方紅農場十里八里的小偷小摸都怕他，因此得名。

2005年6月14日晚，派出所接到有人鬧事的報警，高大虎與同事張振勇出警。后來，張帶了兩個人回所里問訊，高作喜獨自留在現場。但隨后來了一撥人，“高大虎”被圍毆了。

高作喜回憶稱，過程中他先后四次撥打分局的值班電話，沒有等來同事的支援。打人者走后，高作喜住進了醫院。

次日，副所長王君利與張振勇到醫院看望。王副所長說，所里人手不夠，你住一天院就得上班。

高作喜沒有聽領導的話。醫生認為他有輕微腦震蕩，他在醫院住了9天。

出院后，高作喜找到所長馬春生，要求報醫藥費，并追究肇事者責任。馬所長說，追究肇事者，歸分局管。

高作喜又找到時任分局政委韓金樁，韓認為，這是治安案件，還是應由派出所領導處理。

在高作喜看來，所領導與局領導是在“踢皮球”。這讓他非常窩火。

高作喜的同事葉成江說，那段時間，常看到高作喜愁眉不展、喝悶酒。老葉認為，警察被打，本身就是件窩火的事，何況“高大虎”又是個很要面子的人。

現任巴彥派出所所長的馬春生告訴記者，如認為襲警者涉嫌妨害公務罪，應由檢察院立案批捕，但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自治旗檢察院不立案。

被打一個多月后，高作喜又找到韓金樁。雙方交談不悅。

高作喜稱，當時他提出，再不解決問題，他只能到市局去反映；韓說，你愿到哪告到哪告。

這話未得到韓金樁證實。

可以證實的是，高作喜的告狀路，開始了。

抑郁的訪民

事情私了了，但高作喜覺得跟領導“過節”沒了，受到排擠，他不停舉報

2005年8月底，高作喜得到了一個讓他滿意的回復。

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局長高蘇和批示：這是近年來唯一的一起民警在執法中被打案件，要從強化執法力度、維護民警權益的角度，查明此案。

很快，農墾分局成立了專案組。2005年9月9日，帶頭打人者何四民被刑拘。

高作喜說，接下來的發展讓他意外。

他說，所長馬春生希望此事能私了，“馬所說，人都刑拘了，再追究有啥意思。”高作喜稱，他沒答應，所長威脅他“警察不想干了”，他頂了一句“你吹牛皮”。

對此情節，馬春生說，他并沒威脅高。他認為，既然高受傷并不重，不必糾纏于此。他認為高一直糾纏，只是為得更多賠償。

不過，他稱“私了”不是他的意見，是上級領導指示。馬春生說，檢察院領導也多次要他們做做高的思想工作。此情節，未得莫力達瓦自治旗檢察院證實。

高作喜稱，后來分局領導也多次找他，希望他“私了”了事。這讓他感覺壓力越來越大。后來他答應了。

在莫力達瓦自治旗檢察院工作人員公證下，2005年9月15日，高作喜與何四民的哥哥何愛民達成協議，何家賠1.3萬元醫藥費，高不再追究襲警一事。

不過，事情并未就此結束。

高作喜感覺受到了正副所長排擠，陷入孤立。開會沒人喊他了，聚會活動也不通知他，甚至也沒人給他派工作了。他認為，這與他曾向分局反映所長逼他私了之事有關。

馬春生后來說，他不曾排擠高作喜，可能有時言語上有過激。他說他與襲警者并無瓜葛，不是高“懷疑的那樣”。

高作喜的同事葉成江說，東方紅派出所民警不足10人，當時大家都知道高作喜與所長們有矛盾，沒人敢理他。

高作喜的妻子竇艷敏稱，高作喜從被打起就陷入抑郁狀態，每天睡眠很少。高說自己的安全都保證不了，何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2005年7月8日，高作喜被北京協和醫院診斷處于抑郁、焦慮狀態。

當年10月起，高作喜開始給市、自治區及公安部寫信，舉報自己被襲被要求私了之事，并稱遭到所長排擠產生抑郁。

民警高作喜，正式成為了一名訪民。

被激化的矛盾

副局長說，越級上訪是“嚴禁”的，但“我們的警察”堅持越級上訪，這讓局領導十分惱火

高作喜有做記錄的習慣。一些談話他會錄音，他還記備忘錄。

2006年3月26日，分局局長徐晨銘到所里調解他與所長的矛盾。高作喜的備忘錄里記著，局長答應讓馬、王兩名所長公開道歉。

徐晨銘后來對記者說，高作喜稱馬、王排擠他，讓他患上抑郁癥、糖尿病，需補償，“但這沒有道理”。他說，沒有證據證明馬和王違法違紀，并且兩人當著他的面給高作喜賠禮道歉了。

馬春生與王君利也稱，已向高作喜道歉。

不過，高作喜否認。

他稱，他們不但沒道歉，還威脅他不要再告狀了。

在高作喜不斷堅持下，2006年12月，農墾分局作出“關于對馬春生、王君利進行口頭批評的情況說明”，稱兩人身為派出所領導，不注意工作方法，使民警高作喜產生不滿情緒，分局領導已對兩人進行了嚴肅口頭批評，責令他們向高賠禮道歉。

高作喜認為，這份“說明”明顯避重就輕，不提私了之事。

馬春生的父親曾任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局長；王君利與分局副局長也有親戚關系……高作喜心有猜疑。他繼續上訪。

2007年3月30日，在自治區公安廳、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兩級維權組協調下，高作喜與農墾分局正式簽署協議，答應不再上訪。

高作喜稱，簽協議的前提是，分局領導承諾，補償他上訪產生的費用及抑郁癥的醫藥費，并讓馬、王公開道歉，但廳、市局領導走后，承諾未兌現。

于是，他又繼續告狀。

“說實話，我們局領導對高作喜被襲案的處理過于草率，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才有了事件逐步惡化的局面。”如今已調離農墾分局的李寶全認為，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激化了矛盾。

2007年11月份，高作喜再次去公安部上訪。

李寶全回憶，這讓農墾分局承受了巨大壓力，“公安部和自治區公安廳曾多次批示，嚴禁越級上訪。我們的警察上訪，而且多次越級。這讓市局和分局領導感覺壓力巨大，十分惱火。”

家屬不知的“精神病”

那一晚，分局領導的確在圍繞高作喜的事情開會，只是，議題是：送入精神病院

高作喜一度以為，自己的要求要實現了。

2007年12月10日，高作喜接到了分局局長徐晨銘的電話。讓他去分局一趟，說局黨組將開會討論如何解決他的問題，

當日晚飯后，徐晨銘讓高作喜在值班室住宿，等候局黨組意見。并讓法制大隊長鄧毅陪著他。

當晚8點，在高作喜看電視的時候。局黨組確實在開會，也確實圍繞高作喜。

只是，議題是：強送高入精神病院。

齊齊哈爾市第二神經精神病醫院精神二科主任高緒寅回憶，當時，他們接到了農墾分局副局長張強的電話，稱該局有一名嚴重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希望醫院配合采取強制措施。

高緒寅說，精神病院配合公安機關強治有嚴重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并不鮮見。

他介紹，當時他和護士莫軼強坐火車，到了農墾分局所在的大楊樹鎮，徐晨銘和副局長張強接站，“穿著警服，開著警車”。

高緒寅稱，徐晨銘告訴他，高作喜多次揚言要殺人報復，分局已請示了公安部、自治區公安廳，批示可強行送治。徐出示了一份鑒定書，是2006年4月3日，赤峰安定醫院為高作喜做的鑒定，結論為“神經癥”。

2009年12月8日，赤峰安定醫院精神科二科副主任常素清說，神經癥的癥狀為抑郁、焦慮間或產生臆想，“很常見，一般不會喪失民事行為能力”。她是給高作喜做鑒定的三名專家之一。

高緒寅稱，當時他提出，強行收治精神病人，須家屬同意。徐晨銘說，高作喜與妻子剛離了婚，孩子小，父母住很遠，只能聯系他在分局刑警隊的二哥高作成。

據高作喜之妻竇艷敏講，因領導們頻繁讓她勸說高不要上訪，2007年12月初，他們辦了離婚手續，高作喜拿著離婚證去給局領導看：以后有事直接找我。（兩人后在2008年初復婚）

高緒寅回憶，2007年12月10日晚7點，徐晨銘與兩名副局長帶著他和護士，去高作成家。到門口后，“徐局長說我們不用進去，他給家屬說就成。”10分鐘后，徐從高家出來，稱家屬已同意，但不愿出面。

當晚，高緒寅和護士列席了分局領導會議。領導們決定，送高作喜入院。

連夜，高作喜被分局的越野車運走，法制大隊長鄧毅全程“押送”。

領導批示“強送”

公安分局給市局寫申請，希望送“精神病患者高作喜”入院，市局副局長批示“同意”

2007年12月11日，高作喜醒過來，一度恍惚。

他發現自己躺在陌生房間，有穿格子服的人圍著自己，那些人目光呆滯。

“你有精神病，需要治療，公安局送你來的。”醫生告訴他，他在黑龍江齊齊哈爾市第二神經精神病醫院，在“重癥監護室”。

該醫院所在的富裕縣，離高作喜家約500公里。高作喜很是驚慌，連稱自己沒病。醫生說，有你的精神病鑒定。

這讓高愕然。

根據醫生所說的鑒定日期，他查備忘錄，2006年4月3日，是一次會見。那天，分局副局長李寶全給他電話，說自治區政法委領導要跟他面對面談案情。當日，高作喜見到的“領導”是兩男一女。

原來那是醫院的人———精神病院里，高作喜“頓悟”：這是一個設計已久的局。

2009年12月8日，李寶全承認，當時的確是假借領導談話，對高進行了精神鑒定。之所以隱瞞，是怕高情緒激動拒絕配合，“這是我工作的一個失誤”。

李寶全稱，是徐局長安排他找的醫生。鑒定經過和結論，都沒告訴高本人和他的家屬。他說，高不停上訪，分局壓力非常大。不過他本人并不贊成送高入院。

醫院里，回頭想，高作喜認為，他其實早被“警告”過。

他的備忘錄記著：2006年5月5日，副所長王君利對我說，你要再告，花點錢給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東方紅派出所多名民警證實，馬、王二人曾當著高的面說，再告狀就送進精神病院。不過，馬、王二人均否認。

高作喜之妻竇艷敏稱，2006年6月中旬，副局長張強曾到家里，說高作喜越級上訪，已決定對其停職，在外遭遇任何不測，后果自負。

此事的背景是，當年6月9日，在北京治糖尿病的高作喜曾給徐晨銘打電話，稱：“再不處理馬、王二人，我就去公安部告。我等一小時。”一小時后，沒等來局長回復，高作喜到公安部交了舉報材料。

竇艷敏稱，張強后來又找她談話，稱各級領導都對高作喜越級上訪很生氣，可能要追究責任，如果家屬能證明他有精神病，就不追究了。

竇艷敏拒絕：“他怎么可能有精神病”。高兄高作成也稱，全家人從來都不知弟弟有精神病。

據李寶全講，高作喜2007年11月又到公安部上訪后，分局領導向市局寫了申請，大意說高作喜有精神病，需采取強制措施，市局主管信訪的副局長批示：同意強送。

李寶全和徐晨銘均稱，高作喜有嚴重暴力傾向，多次稱“如果上訪沒結果，我就殺人報復”。

高作喜否認說過類似話語。他稱自己與領導的見面，都是自己平靜，領導“拍桌子罵娘”。

43天后“逃離”

三天后，做刑警的二哥被局領導找去，家人才知道高作喜被送精神病院了

精神病院里，高作喜曾琢磨“越獄”。

作為一名民警，他清楚，如沒有家屬同意，不能送他入院，但醫生告訴他，你二哥同意了。這讓他一度絕望。

他想，那只能是這樣———逃。

他被當做重癥精神病人治療，打針，以及一次三餐后吃藥。那些藥讓他不清醒。

他必須保持清醒。但如果不吃藥，護士會強灌，吃藥后還檢查舌頭。為“表現好”，每次他都主動吞藥，護士走后，再去衛生間吐掉。

為了“越獄”，他偷偷磨尖了一支牙刷，還把被子里的棉花搓成了繩。

他還觀察到，下午6點到8點間，整個病房只有一個女護士。

這是逃跑的最佳時機。

不過，他最終沒實施計劃。因為他后來得到一個打電話的機會，二哥高作成說，自己根本不知情，沒有家屬簽字。

刑警高作成，是高家最早知曉此事的人。

他回憶，2007年12月10日晚，局長徐晨銘找到他，說組織上要處理高作喜。他說，只要合理合法，“我服從組織安排”。

三天后，法制大隊長鄧毅把他叫到副局長李寶全辦公室。鄧說，高作喜有精神病，已被送去治療，你補寫個材料，證明家屬知情并同意分局送治。

高作成說，他此時才知道，弟弟被送去精神病院了。他沒寫材料。

2008年1月10日，高作喜二姐高春珍等人到了精神病院。

此時的高作喜，面色蠟黃，目光呆滯，頭發像枯草般支楞著。家人差點認不出他。

因長期強制性嘔吐，高作喜不但厭食，還得了膽囊炎。醫生認為他有生命危險，必須轉院治療。

醫生高緒寅說，他給鄧毅打電話。鄧回復說，局領導不同意高轉院。

高春珍提出，家屬不知情，而無法定監護人簽字，醫院屬非法拘禁。高緒寅稱“誰送進來的，我們對誰負責”。他說所有入院手續都由公安局完成，要放人須公安局同意。

高妻竇艷敏又輾轉找到了主管副院長孫本生。2008年1月24日，孫本生了解情況后很吃驚，讓醫生立即放高出院。

被作為“精神病”治療43天后，民警高作喜“重獲自由”。

尚未結束的對峙

高作喜說，分局幾次叫他回去上班，但他擔心，會不會以他犯病為由，發生其他事？

夢魘一般，高作喜說。

那43天，除了精神折磨，身體最直接的損失是———膽囊摘除了。

去年1月25日，離開精神病院次日，高作喜就被家人送去做了手術。

之后，他繼續上訪。只是，舉報的主要內容，變為了被強送精神病院的“凄慘”經歷。

分局也沒放棄“挽救”他的努力。

據孫本生回憶，高作喜出院次日，農墾分局來了兩個副局長，指責醫院放走高作喜，要求盡快找回。幾日后，農墾分局還給精神病院所在的富裕縣衛生局傳真稱，醫院方不顧大局，使高作喜處于失控狀態，“給我局造成嚴重負擔”，要求醫院盡快追回高作喜，“對其繼續治療”。

不過，醫院和衛生局都沒“追回”高。

孫本生說，沒有監護人簽字，“那不真成非法拘禁了”。他認為當時接收高作喜的醫生是“一時糊涂”。

目前，呼倫貝爾市檢察院已立案，調查高作喜反映的被強送精神病院之事。2009年12月8日，該院稱“此案很復雜，還處在調查階段”，未進一步介紹情況。

富裕縣衛生局副書記李會武說，呼倫貝爾市檢察院到醫院調查過很多次了。他說，衛生局和醫院的態度很明確，實話實說。

2009年12月3日，大興安嶺農墾公安分局主管紀檢副局長張強稱，當年送高作喜入院是局黨組的決定，“作為個人我沒有什么好解釋的”。而一手經辦高作喜入院的法制大隊長鄧毅說，他做的“都是組織的安排”。

檢察院立案后，天津市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所受委托為高作喜做鑒定。12月7日，該所岳姓醫師稱，鑒定結果今年3月就已作出，“檢察院和我們鑒定中心，都當面向他宣布了鑒定結果，精神正常”。

不過，高作喜的家人說，他們至今未拿到鑒定結論。

高作喜一直沒回派出所上班。

他說，分局曾幾次叫他回去上班，他沒去。他的理由是，沒有一個結果證明自己是正常人，那么，回去上班會變得“很危險”。

他擔心的危險是，局里能送他進精神病院，會不會以他犯病為由，做出其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