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言匪語之十七：

社會“主體”的想象與“體制化”規訓

——以幾則電視欄目報道為例

匪兵

1、幾則新聞報道

2009年11月21日（周六）中央二套經濟頻道王牌欄目“經濟半小時”播出了“一個女人的燃燒瓶和政府鏟車的拆遷大戰”的深度報道。這則“新”聞是2008年夏季上海市閔行區政府為了虹橋機場交通樞紐（屬于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重大工程之一）的建設而實行動遷工程，有一個自建房房主潘蓉因不滿拆遷補償款而不愿拆遷，于是在地方政府下達強制拆遷令，潘女士以沒有法院判決為由拒絕搬遷。電視畫面中呈現了潘女士與拆遷公司的對峙，拒絕搬遷的潘女士夫婦顯得勢單力薄，而鏟車的轟鳴和拆遷人員的聲音布滿畫面。面對揮舞著鏟斗的鏟車，站在三樓的潘女士喝酒壯膽后用自制燃燒瓶試圖阻止強制拆遷。最終潘蓉在孩子驚嚇的啼哭中退讓，房子也被推平，對抗以潘女士夫婦失敗告終。

這期欄目把這種沖突歸結為保障私有財產的《物權法》與“拆遷法規”之間的沖突，并請參與《物權法》起草的法學專家指出，這種法律與政策的沖突因與地方政府存在巨大的利益關聯而遲遲沒有獲得修訂，進而導致頒布兩年的《物權法》成了“一個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彈”。此事件雖然是一年多以前的“舊”聞（發生在2008年9月12日），央視也并非首次報道強制拆遷的事件（2007年在網上有最牛釘子戶），但是這種只能在國外新聞或極端暴力事件中才會看到的投擲燃燒瓶的畫面甚為罕見，尤其是在央視的主要欄目中播放這種個人與政府的對抗依然具有某種“震驚”的效果。更為重要的是，這篇深度報道的角度，選擇站在個人/潘蓉的角度來呈現《物權法》成為空頭支票的事實，而不再是釘子戶式的潑婦刁民以身抗法，對地方政府為了獲得拆遷、土地出讓中的巨額利益而損害被拆遷者利益的現象提出了批評。

隨后媒體“大膽”報道成都女企業家唐福珍為抵制強制拆遷而自焚死亡（11月30日）、貴陽暴力拆遷引發群眾堵路（12月1日）等典型事件。接著北大法學院五名法律學者通過特快專遞的形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認為此條例涉嫌違憲（12月7日）。與此同時，“國務院擬修改拆遷管理條例，已組織各部門調研”（12月8日）。不過，最近媒體又爆出“國務院法制辦：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有效”的新聞（12月11日），但國務院法制辦已經通報《現行拆遷條例將廢除，有望先補償后拆遷》（12月16日）的好消息。但從這些密集性的新聞報道中，人們似乎已然感受到中央政府要改變拆遷政策的“信號”，就如同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因收容致死而最終導致政府廢除城市收容制度一樣，這次政府也應該響應“民間”的呼聲”，盡管央視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與這種經過媒體（央視）率先曝光、專家請愿及民間呼聲（輿情）再到最高權力機關（國務院、人大常委）干預的過程不同，11月22日（與潘蓉事件隔一天）晚上央視新聞頻道“面對面”欄目播出了知名女記者柴靜采訪郝勁松的節目“我要飛得更高”。柴靜是近幾年來在《新聞調查》欄目以提問大膽、不留情面著稱的記者，尤其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或面對地方官員時。如果說柴靜以央視記者的身份總帶有某種“特權”色彩，那么郝勁松則是單槍匹馬以中國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向權力機關提出訴訟的維護公民權益的“專業戶”。據悉郝勁松近年來先后向鐵道部、地鐵公司、發改委等國有部門壟斷企業、國家職能部門申訴公民權利，并通過法律程序“迫使”這些占有行政資源的企業、機關“低頭認罪”。最近的一次事件，就是郝勁松為上海釣魚事件受害人做律師代理。節目中，郝勁松認為自己是喚醒公民意識的啟蒙者，用自己的行動來推動中國法制進程。而這期欄目也把這種向強力機構討還公民權利的以卵擊石的悲壯，作為一種公民意識覺醒的榜樣，背景音樂使用的是勵志搖滾歌曲汪峰的《我要飛得更高》。

就在同一天，央視還有其他兩檔節目。與捍衛公民權力的故事不同，中央十二臺法治頻道在“大家看法：我建議”欄目討論的是如何讓農民工討薪不再艱難的話題。這個話題來自于一個杭州服飾廠女工討薪被毆打和羞辱的新聞事件，主持人邀請律師、演員、法學家、勞動學會顧問來出謀劃策，席間也請出被打的杭州女工和兩個被欠薪的農民工“現身說法”，他們坦言：面對資方老板，打工者處在絕對弱勢的一方。在主持人的引導下，“讓討薪不再艱難”的話題轉換為是否應該在《刑法》中“增設惡意欠薪罪”的問題（由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師佟麗華提出）。一方認為法律應該向處在弱勢的農民工傾向，讓“欠薪罪”來約束強勢的老板，而另一方則從法律普遍性的角度認為不應該濫用法律，以此反對為討薪專門立法。有趣的是，欠薪農民工根本無法參與到這種討論之中（顯然，他們不是主要嘉賓，只是一個討論對象），無論能否立法，對立雙方對于幫助農民工討薪是沒有異議的。也就是說，臨近春節，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到了需要社會救助和關懷的特殊時刻。

無獨有偶，就在“大家看法”播出的同時，中央二臺經濟頻道的另一個王牌欄目“對話”正在做“我們是社會主義建設者”的節目，參與對話的嘉賓是剛剛獲得第三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稱號的百位“老總們”，他們都是國內知名的民營企業家，有吉利汽車的創始人李書福、最大民營燃氣公司新奧公司董事長王玉鎖、地產大亨萬達的老總王健民以及捐出四十億元的玻璃大王曹德旺等。這些企業家是社會中最富裕的階層，也是改革開放以來被稱為的“先富起來”的人。有趣的是，在欄目最后，主持人讓他們說出最喜歡被稱作什么的時候，“建設者”這一也可以形容“建筑工人”的挪用之詞并沒有獲得他們的青睞，這些民營老總們反而選擇的是“企業家”這一相對中性的身份。

這樣四個涉及拆遷、維權、討薪、新富階層的節目在不同欄目中幾乎同時播出，恐怕不是有意為之，卻某種程度上成為對當下中國社會形態的一種略顯生硬的圖解。既有面對受到政府支持的拆遷公司挺身捍衛自己“物權”的女業主，又有敢于質問發政府、國有壟斷公司的“中國公民”，也有為農民工出謀劃策的各位“好心人”（演員、專家及法律顧問），還有這些具有創新、探索和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們。如果說一種具有公民意識的個人是社會的中堅力量，那么如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則是需要被救助的群體，而經濟精英們則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代表及人生典范。盡管這些表述并非都是新話題，但關于這些群體的再現方式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社會修辭或共識，比如關于農民工的故事一般都是以等待被救助的“弱勢”面目出現，而民營企業家則是銳意進取的表率（當然，在大眾文化的想象中這些高端人士還往往具有罪惡奸詐的面孔）。從關于這樣群體的表述方式中，可以看出社會主體是如何被建構的，一種主流共識或意識形態霸權又是如何運作的。

2、社會的“主體”與“客體”

從這樣幾則報道中，可以清晰地指認出三個不同的社會群體。一個是先富起來的群體，一個是法律意義上公民（即受到《物權法》保障的擁有私有財產和合法權益的公民），還有就是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這些中國當下各階層的分布非常吻合于把社會區分為上層、中間階層和底層的論述，也符合關于對正常社會的“正常”想象（既然無法實現人人平等的社會，有差異也是“正常的”）。在每一個相對“自足”的故事里不同的階層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盡管在每一個故事中得以出場的角色似乎都是固定，但這種固定的主體也具有某種包容性或普遍性，比如在維權事件中出場的是這些具有法律意識和行動能力的主體，而農民工也可以從這個故事中看出自己作為公民與個體的身份，盡管這個故事恰好建立在對后者的遮蔽之上。也就是說，這些敘述不僅僅可以詢喚理想的主體，而且也使那些不屬于這個階層的人們也從這個社會之鏡中照見自己的幻像。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欄目在把一些人塑造或詢喚為社會主體的同時，也把另一些放置在社會客體的位置上，從而使得各個群體“心安理得”地認同于社會機制所規定的主體位置。

在“經濟半小時”所播放的潘蓉與拆遷隊對峙畫面，是其朋友用家庭攝影機拍攝的，盡管拍攝工具帶來了攝取影像的“民主化”，但顯然放映空間要比獲得拍攝的權力更重要（在這個意義上，網絡論壇、個人博客、播客有時候會成為某種自發輿情的呈現）。在央視播放時，卻無意中呈現了一幅有趣的畫面。在這段站在潘蓉角度來維護個人房產權益的視頻中，孤獨的潘蓉獨自大戰鏟車和拆遷隊，攝影機的機位并非站在潘蓉一邊，這顯然不是潘蓉的視角，反而是處在執法大隊的后側遠方（當然，也是出于拍攝的安全）。這幅藏在那些拆遷執法隊員背后的目光，與其說是一個偷窺的目光，不如說是一個更具權威和審視的目光，尤其是這種目光被央視所借用之時。在這種目光中，弱小的潘蓉“一個人”面對巨大的推土機，從而在觀看效果中達到對更為弱小的潘蓉的認同。對于另一個公布的由拆遷人員所拍攝的成都女企業家唐福珍在強制拆遷現場自焚的視頻，其拍攝角度與潘蓉事件完全一樣，提供給觀眾的視點也是相同的。不過，在這段被作為拆遷隊文明執法出示給法庭的證據在央視播放中成為一種對暴力拆遷的譴責。也就是說潘蓉、唐福珍被一個更大的權力放置在一種被傷害和被剝奪的位置上，有趣的是，這樣兩個業主都是女性，女性被充當著悲情及苦情的性別修辭。從而這些個人挺身抵抗地方政府權威的故事改寫為一種對更高權力的臣服和維系。

和潘女士一樣，郝勁松面對如“鐵老大”、以及被稱為“小國務院”的發改委等“政府鏟車”而不退縮，是拿著憲法捍衛公民權利的“斗士”，也是鍥而不舍“討個說法的秋菊”。這些與體制對抗的個人，反而獲得了體制的認可和“褒揚”。這究竟是個人/公民的勝利，還是體制的招安和收編呢呢？有趣的是，被認為與政府、體制作對的郝勁松早在幾年前就獲得了“2004年構建經濟和諧十大受尊崇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等榮譽稱號。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被包容的批評者卻具有典型的中產階級的身份，潘蓉是獲得新西蘭國籍的海歸，唐福珍是女企業家，而郝勁松不僅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律研究生，而且也是某法律公司公益部主任。這也恰好這些挺身抗暴的公民故事中所試圖詢喚和建構的主體形態，這種主體身份的建構密切聯系著市場經濟體制下關于個人、經濟人的想象。

與這種中產階級的主體不同的是，這些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企業家們呈現了另外一種面孔。改革開放30年以來，關于這個群體的描述也是從“勤勞致富”、“老板”、“萬元戶”、“暴發戶”變成了企業家、知本家和建設者。與此前經常使用“民族企業”的話語來自我確認不同，這次被作為“建設者”（“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命名也來自于十六大報告）的企業家們，其自我敘述是在80年代的蠻荒之地摸索出一條現代化的有秩序的新路的開拓者和探險家，是從草創時期的野蠻走向文明、法治的表率。在主持人與嘉賓的交談中，他們不僅是當代堅持技術創新、追求綠色新能源、科學可持續發展的典范，而且也是有社會責任心、探索精神、抓住機遇的創業者。他們既是科學發展觀和創新精神的“浮士德”，又是企業員工的衣食父母，更是全心全意做公益和慷慨解囊的慈善家。可以說，他們是當下中國崛起的中堅和主體。

這樣兩類具有法制意識的個體和民營企業家占據社會主體位置的同時，另外一些如農民工等底層群并沒有被遮蔽和遺忘，而是以被救助者、弱勢群體的身份出現。具體來說，在潘蓉、郝勁松以及民營企業家的欄目中，主體位置和主體身份都是明確，就是“我一直在飛”、“我們是社會主義建設者”，這既是一種身份的詢喚，也是一種確認。在幫助農民工討薪的欄目“大家看法：我建議”中，“我”的身份似乎也是很確定的，但這里的“我”顯然不是那些討薪的農民工，而是被邀請參與討論的嘉賓們（專家、律師、演員以及臨時從觀眾席中請下來的善辯的大學生）。正如這期欄目叫“讓討薪不再艱難”是一個省略了“主語”和“賓語”的祈使句，完整的說法應該是“我們讓他們討薪不再艱難”，農民工被先在地放置在客體的位置上，既不是“建設者”，也不是“維護公民權”的“斗士”，而是等待著被救助的客體。在這里，農民工與其說是缺席的在場，不如說是在場的缺席。他們出現在電視機的舞臺上，但他們只充當著一個功能就是社會救助、慈善、捐款的對象，是被動的主體。因此，無論是主持人，還是臺上的嘉賓，以及電視機前的觀眾，被鎖定和認同的主體位置依然是那種中產階級式、具有法律意識的個體（或許也正因為農民工缺乏法律意識，所以討薪也很難），而不是那些討薪的主體。

這種作為社會客體的位置，也如農民工被稱為“弱勢群體”一樣，一方面承認他們是社會“弱勢”，與殘疾人、智障者等因身體“自然”原因而弱勢的群體分享同一個能指，從而掩飾了他們之所以弱勢的“社會”原因；另一方面又因他們是弱勢所以需要得到救助，這就把他們成為弱勢群體的問題被有效地轉移為如何幫助弱勢的議題，從而不用追問他們為什么會處在底層或弱勢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弱勢群體”這個社會學的命名在彰顯他們的社會處境的同時又把這種處境合理化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志愿者、愛心大使、慈善事業成為這個時代最為有效地和諧之音。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被作為中國公民及民間社會的雙重功能，一方面是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不受到強力部門的侵害（如潘蓉、郝勁松等），另一方面就是救助社會弱勢，如欄目中出謀劃策的中產階級或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慈善家們。這種社會主體及客體的分布圖使得階層區分不僅是清晰的，也是合理的。

如果說從潘蓉和郝勁松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一種“公民”的“勝利”，一種對公民權力的認可和維系，那么從“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探險、創新、“開荒鋪路”的勇者精神。而對于農民工的故事，卻只能是被救助的故事，伸出援手的是這些充滿了愛心的主體們。從這里可以看出雙重主體的流動和轉化過程，一種是從體制之外中產階級、富裕階層上升為社會主體的過程中，一種是農民工、下崗工人由工農兵的人民主體被放逐到社會邊緣、弱勢、客體位置的過程。這樣兩個過程恰好是同一種歷史動力的產物，而實現這種主體位置轉換的機制與一種關于反體制的想象密切相關。

3、“反”體制的想象與體制的重建

在潘蓉面對政府的鏟車和郝勁松起訴政府機關及國有壟斷集團背后是個體與政府或個體與體制的對抗，而這些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民營企業家顯然也具有這種體制之外的身份（非國有經濟）。這種二元對立建立在體制=政府=官方=國家=共產黨政體=計劃經濟=單位制大鍋飯等一系列蘇聯式社會主義制度安排的修辭之上。也就是說，在這種關于體制的本質化想象中，體制特指一種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及其以國家機關、單位為基礎的制度安排。而80年代以來對這種體制的脫離就成為一種反體制的指認。在80年代的語境中，體制被認為是守舊、保守、懶惰、低效率、束縛、封閉、壓抑的空間，而反體制或對體制的逃離則是一種自由、開放、銳意、進取、解放、進步、創新的選擇。逃離體制，或者說體制之外，就變成了一種脫韁的野馬，一種自由飛翔的天空，是時代的弄潮兒和勇者（也是這些民營企業家的前身），而“鐵飯碗”則是慵懶、愚昧和無能的象征。在這個意義上，體制連同社會主義保障制度就成為一只死老虎和負面的想象。如果說前者是一種老舊的官方說法，那么后者則是反官方的官方說法，這種反體制恰好是改革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這種反體制的位置與其說是對體制的對抗，不如說是在體制的默許或碎裂之下出現的。

這種反體制的位置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因為解放思想、突破禁區等一系列政策調整正是對那種一元化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批判和修正。也就是說，一種反體制的動力受到另一種體制的支持?？梢哉f，在80年代以來的意識形態中，成功而有效地建構一種反體制的想象。正如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文化上出現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一開始它們受到了批評，被認為是“缺德”文學，但很快這種對文革及左翼的傷痕書寫被吸納到對左翼政治實踐的批判之上，反體制反而成為一種主流及正統文學的組成部分。在這種體制（=保守的左翼政治實踐）和反體制（=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實踐）的修辭之下，反體制恰好成為一種體制重建的有效組成部分，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經濟體制正是建立在反體制的基礎之上。這種8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體制與反體制的修辭法延續至今，呈現一種既悖論又和諧的狀態。

從這個角度來說，作為市場中的個體（潘蓉及郝勁松）以及社會主義建設者們雖然都處在體制之外，是非體制的產物，也是反體制的代表，但他們恰好以反體制的身份成為體制重建的一部分。這一方面呈現了作為體制象征的政府、官方自80年代以來就呈現一種自我分裂和悖論狀態，另一方面也成為改革時代的執政黨不斷自我更新和調整政策的動力，以避免陷入自我否定和矛盾的境地。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政府、國家、官方意識形態在不斷地吸納這些非體制的力量，或者說在確立國有經濟主體中不斷地承認非國有經濟的地位，與此同時也在法治和市場經濟內部保障公民權利。與其說這是某種官方意識形態收編、命名了這些在共產黨國家不被信任的“非國有經濟”的群體，不如說他們才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他們取代了國家承擔其在市場化改革中被甩出去的社會包袱，既保障員工的衣食住行，又救助社會弱勢群體。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僅是“建設者”，也是社會結構的組織者。從這里可以看出主流意識形態整合的完成，一種是國家與體制外的個人的彌合，一種是國家與資本的融合。這種主流敘述內在分裂的現象也呈現為一種合流的狀態，或者說新的官方說法與市場經濟的隱形書寫達成了某種共識。

然而，這種反體制的體制化想象，卻充當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當市場經濟中自由擇業的公民和自主經營的非國有經濟，都因其反體制的位置而受到褒獎之時，那么被迫離開“鐵飯碗”即下崗工人的故事也就變成了一種反體制及離開體制的勇士之舉，離開壓抑的工廠體制走向“社會”的“自由”空間就獲得了一種合理化的解釋。從歷史上看，80年代以來尤其是90年代急速推進的市場化，與那些“主動”選擇自主創業、自謀出路（其中的少數成了現在的民營企業家）相比，越來越多的人們從體制內被放逐到體制之外。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在轉型、改制中產生了巨大的“多余的人”，這些被作為企業包袱的工人被迫“下崗”或經歷“再就業”的過程。也就是說，這些曾經作為社會主體的工人階級重新從一種生老病死有依靠的“束縛”狀態中，變成了除了出賣“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自由”人。與之相似而不同的是，在90年代中后期大量工人大崗的同時，是80年代末期另外一群脫離土地、家族等“束縛”的農民進城打工，變成了“半自由”的勞動力（因為他們還被“強制”保有一塊無法買賣的土地）。可以說，工人下崗與農民工進城是兩個完全相反的過程，一邊是中小國有企業破產帶來的工人失業，另一邊則是逐年增加的農民工涌入東南沿海等“世界工廠”。這樣兩個互逆的過程看似毫不相干，在社會表述中彼此“擦肩而過”（分屬于工人議題和三農議題），卻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產物，拋棄多余的包袱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益，而吸引更多的廉價勞動力同樣也是為了生產利潤。而有趣的是，他們相遇在200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弱勢群體”的論述中。在這種社會結構的“乾坤大挪移”中，反體制、離開體制成為一種自由解放的神話，有效地遮蔽了曾經作為社會主體或準主體的工人與農民重新變成被資本墾殖的廉價勞動力的過程。這也就是在“我一直在飛”、“我們是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自由夢想及主體想象中，被隱去了主體的“他們”所經歷的異常艱難地“討薪之路”的過程。

換一個角度來看，在民營企業家變成了“建設者”，農民工變成“弱勢群體”的時候。這種社會命名機制的出現還聯系著另外一種意識形態的規訓，這就是90年代以來伴隨全球化及冷戰終結而降臨中國的消費主義。消費主義在戰后歐洲及美國六七十年代出現的時刻，也是大量的制造業、加工業被轉移到前殖民地及東亞的時刻；在消費主義成為全球化大都市景觀的場景之時，也是生產者及生產的空間如工廠、車間從都市景觀中消失的時刻。在消費者取代了生產者成為社會、都市景觀的主體的時候，作為生產者的農民工、下崗工人就從這些都市空間中被放逐了。在這出消費主義的大舞臺中，正如潘蓉的登場是以業主、戶主以及房子的消費者、擁有者的身份出場的，而作為建設者、勞動者的農民工則從這種空間中隱匿。如果參考農民工無法討薪的事實，那么就連“平等交換”農民工勞動的等價物也被剝奪的時候，恐怕連勞動力再生產的循環都難為繼了，所以在這種替農民工討薪的“社會正義”中，所換回的不過是維系其勞動再生產的成本，而不是農民工所失去的歷史主體的位置。在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成為社會救助和關系的焦點的時刻，他們作為生產者、作為“建設者”的身份也被有效地抹去了。這種消費與生產倒置的秘密在于，生產者與生產產品之間的關系被完全剝離，產品的產權不來自于生產者，而是消費者和購買者，因此，消費者或者說擁有消費能力的主體才是真正的社會主體，生產者被其所生產的商品拋棄了，也就是說，商品只有在交換流通中才能找到其物主。在這個意義上，消費主義所開啟的后工業社會完全改變了以生產為中心的現代及工業秩序，“消費者確實是上帝”，生產者只能隱身于上帝的背面。

4、主持人/中間人的角色與法律的功能

這種反體制與體制重建的想象也可以應用到對媒體自身的討論中。90年代以來伴隨著媒體市場化，一種脫離國家體制的能夠發出批評聲音的媒體空間被作為政治自由的重要標識，充當著反體制的角色。而有趣的是，90年代最為耳熟能詳的賦予這種角色的媒體事件，就是1993年中央電視臺改版，引入體制外人員制作“東方時空”欄目，最終這種反體制的欄目及其所創立的《焦點訪談》、紀實欄目、談話欄目等節目形式成為中央電視臺的主力軍（與其同時，這些體制外的人員如白巖松、水均益、王志、朱軍等不僅成為中央電視臺的名嘴，而且也被作為個人奮斗為成功者的典范）。第二是依附于官方喉舌創立了一批市場化的都市報，如以《南方都市報》為代表的南方報業集團，成為90年代中期以來批評政府（尤其是非廣州的其他地方政府）的反體制聲音，而這些聲音恰好成為助推改革開放事業以及推進市場經濟的諸多意識形態的另一種喉舌。從這里可以到，一種體制內部的反體制如何成為體制重建的一部分的過程。

回到上面提到的幾個電視欄目。自今年伴隨著央視新臺長的上臺，央視欄目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新聞欄目的主持人已經從簡單的新聞播報變成了一種新聞評論人的角色。從上面提到的幾個電視欄目也可以看到一種關于媒體、體制和官方的新想象。這幾個欄目基本上都采用一種對話、討論的節目形式。如《經濟半小時》并非現場報道和新聞簡報，而是一種如《新聞調查》式的深度評論；《面對面》則是兩人對談的深度訪談；《大家看法：我建議》是現場多人分兩組像辯論賽式的討論；而《對話》則是介于訪談和討論的節目。盡管這些節目形式各異，但有一點是重要的，就是主持人的角色顯得格外突出（這種主持人制片人化或制片人主持人的方式也是當下節目生產的基本方式）。主持人不僅是現場的組織者，也是話題的引導者。主持人以中性的身份不介入討論，但卻試圖協調對立雙方的立場和觀點。正如在拆遷問題成為社會話題之后，央視新聞欄目中報道了美國開發商與釘子戶“和諧”相處的趣聞，開發商不僅沒有強制拆除釘子戶，反而為此修改了設計方案，并與釘子戶成為好朋友，而北京電視臺也報道北京地區某老字號商店響應地方政府建設，“主動”放棄索要高額拆遷費的故事。在這種“中性”的媒體舞臺上，上演的不是“大戰”，而是一種化干戈為玉帛的團圓故事。這也恰好是當下政府在社會結構中的功能的一種隱喻，政府/主持人是社會階層、沖突的調節者和仲裁者。

這樣一個得以搭建不同利益主體劍靶弩張的舞臺基礎還來自于一種對法律或法治的信念。從最近幾次關于拆遷的報道以及最終要使用法律手段來解決這種拆遷問題可以看出，利益沖突雙方背后是《物權法》與《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矛盾。對于郝勁松來說，法律、憲法成為個體面對擁有龐大行政能力的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團時自我保護的工具。而農民工“惡意欠薪”的問題也被轉化為一種法律問題的討論。在這里，法律充當著雙重功能，一個是捍衛個人權力，另一個是維系社會秩序，從而使一種激進的挑釁變成了對規范性的社會秩序的維護，反抗的聲音被規訓為一種法律秩序內部的協商和調整（正如一部反映農民工討薪的電視電影名為《不許搶劫》）。這種對法治、法律化秩序作為理想之邦的想象也是80年代所確立一種制度崇拜的結果，當然也是取代階級斗爭的方式來應對社會階層沖突的和諧劑。

這些不同的群體或階層在央視這個舞臺上可謂“盡收眼底”，不在于這些節目是否真實地呈現了各個階層的故事，而在于這種呈現本身具有一種詢喚和訓戒功能，他們以不同的面孔恰當地演繹著屬于自己的故事，而且這些故事高度吻合于他們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在這種社會階層的描述中，預留出來的社會主體是這些捍衛公民權益和社會主義建設者們，而以農民工為代表的弱勢群體則處在等待社會救助的位置上。央視等媒體舞臺試圖整合不同利益群體的沖突，在呈現階層區分的過程中，也為這種分化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釋及規范化的制度。讓不同的主體從這面意識形態的“幻境”中不僅能夠照見“真容”（如同那面“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的魔鏡），而且也心安理得地接受所處的社會位置。

2009年12月

http://blog.sina.com.cn/feibingji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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