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新聞媒體工具宣傳和鼓勵有錢人多做善事，多開展社會慈善活動，本來是件好事。這些年，新聞媒體的記者們不時把鏡頭對準向甲地或乙地捐助施舍的政府官員。記者們這樣做， 無非是想頌揚一下父母官們樂善好施的慈悲心懷，借此改變百姓對政府官員的看法。但是，草民覺得，官員的施舍彌補不了社會公平，自然也不會得到大多數老百姓的擁護。
收入分配不公暴露了社會制度弊端
勞動付出越小，收入越大，勞動付出越大，收入就越低，這個怪現象在中國已經延續了數十年之久。盡管政府一直都在推崇按勞分配這個原則，但在實際運作時，官員、資本家們總是冷酷地壓低簡單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價格。汗水流得越多，經濟待遇就越低，顯然，此事所反映的不只是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與不合理、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還牽涉到了現行社會體制是不是真合符中國國情這個關鍵問題。
收入分配不公導致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
改革三十年來，中國官方在政策上并沒有遵照按勞分配的原則科學合理地分配勞動收入。國家核定的工資標準一直跟勞動者的社會貢獻價值和實際績效掛不上鉤，即使在同一行業中，也明顯存在著同工不同酬的等級。不同行業勞動者之間所存在的工資收入差距更加令人咂舌。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了低收入群體的強烈不滿，但是，官方并沒有采取有效措施調節分配機制。據媒體披露，目前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擴大到了極限值，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至目前的0.47，這不僅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而且也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事實證明，再不采取措施肯定會激起民變。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現實，我們的官員們不得不思考對策。從中央高層到地方基層，從國際專家到國內精英學者，他們頻繁地開展理論研討和學術交流，并動用了行政手段對居民的收入進行干預和調節，但他們的這種嘗試遭到了既得利益者和部分民眾的反對，因而不得不草草收場。
現行社會制度是不是先進制度
草民覺得，一個國家有沒有發展前途關鍵應看其選擇的社會制度是不是先進。那么，當今中國的社會制度是不是先進制度呢？在部分中國老百姓和西方人眼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但在中國共產黨自己眼里，中國只是重新定義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術語和概念，并未拋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當前的中共認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重新定義使得中國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經濟措施而不會遇到理論上的困難或對其存在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中共強調：“中國尊重世界的多樣性。全球有將近200個國家和超過50億的人口。世界上不可能只存在一種發展模式、一種價值觀或一種社會制度，因為世界各國的歷史條件不同，社會體系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文化傳統價值觀不同。”但是，國際經濟學界并不認可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官方所聲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們認為中國推行的是一種處于漸進轉軌制度下的在一部分領域實行開放競爭和另一部分領域實行壟斷限入的落后經濟體制，因而不值得推廣。有分析人士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現行政治經濟體制是一種很無奈的選擇，中共永遠也不會復制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永遠也不會承認自己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因為一旦承認了這個事實，中共將喪失執政領導地位。同時，中共推行的改革開放路線將會長期堅持下去，因為只有改革才能確保經濟增長，只有堅持改革，掌握國家權力的既得利益集團才能繼續壟斷市場，霸占國家的財富和資源。倘若事實真是分析人士分析的這樣，那么，中國老百姓要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美好愿景將比登天還難。
最后的感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同樣的選擇：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是他們一貫追求的，讓一部分人成為暴發戶的經濟增長也是他們一貫追求的，可是，選擇了前者就意味著放棄后者，選擇了后者便無法兼顧前者，因為“二者不可得兼”。顯然，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只能從社會主義體制和資本主義體制中做出一種選擇，如果想繼續像以前那樣運用社會主義的政治來書寫資本主義的經濟篇章，勢必會引起社會動蕩。寫到這里，我總算從思想的迷霧中走了出來，不得不為我們的國家民族擔心起來。我想，總有一天，別的人也會從思想的迷霧中走出來的。當所有的人都走出迷霧后，就不會再有人接受官員的忽悠了。當他們都不再接受官員的忽悠時，難道還會繼續聽任官員的愚弄和擺布嗎？當他們都不再接受官員的忽悠時，難道還會繼續溫馴地接受官員假惺惺的施舍么？想到這兒，我不禁倒吸一口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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