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選自克魯格曼：《致命的謊言：揭開經濟世界的真相》

　　他對真相的無情揭露，令很多官員如坐針氈
　　他對現實的無情批判，令很多學者無地自容
　　在有些人眼里，他是最不受歡迎的人
　　但他卻給了我們讀懂世界的智慧!

        同其他學科領域一樣，經濟學也服從信徒遞減的定律。每一門學科的開創者，總是享有一些不受規范限制的特權。要是他的原創觀點中存在一些粗糙的地方，或者他過于強調和前人見解之間的不連續性，那么潤色者和解釋者隨后就會出現。于是，下面的情況將是在所難免的：有人僅僅按照字面意思而非內在精神來理解開創者的這些理論，從而使他們自身對激進教義的拘泥和執著程度，甚至要超過正統的衛道士們。隨著觀念的向外散播，這些教義也變得越來越簡化，直至成為社會公共意識的一個部分，也即人盡皆知的常識。然而此時，它們與原先的創見相比，已經是大異其趣了。
　　以上所談的正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命運。凱恩斯本人是一位對問題的反應極其靈敏且創意十足的思想家。如果說他在不經意間留下了遺產——某種思想風格——也就是所謂的庸俗凱恩斯主義的話，那么很不幸，這些遺產直到今天依然是籠罩在各種經濟辯論中的最大迷團。
　　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他的曠世奇書《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此之前，經濟學家們已經發展了一套比較豐富而深刻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但其探討的主要是個別市場的行為以及通過市場的資源配置。對于宏觀經濟學理論，即研究整體的經濟事件，諸如通脹與通縮、繁榮與衰退等內容，仍然處于力不從心的狀態。因此，也無力處理當時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
　　那些所謂的古典宏觀經濟學者認為，從長期來看，經濟必定會回歸到充分就業的狀態。因此，該學派僅僅關注長期的經濟分析。古典學派有兩個主要的信念，即貨幣數量學說和可貸資金理論。前者主張，一般物價的水平取決于流通貨幣的數量；而后者則指出，通過利率的調節可使總儲蓄等于總投資。
　　其實，凱恩斯本人也承認，如果時間足夠長的話，那么古典學派的觀點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正如他的名言“長期來說，我們都死了”所指出的一樣，事實上短期內的利率水平，并非由充分就業時的儲蓄與投資之差來決定，而是取決于流動性偏好。所謂流動性偏好，是指除非向公眾提供足夠的誘因，將金錢引導至相對不安全且兌換不便的資產中，否則他們寧愿選擇持有現金。儲蓄與投資必須相等，但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如果儲蓄的欲望高過投資，那么將會導致就業與產出的水平下降，而不是利率的下調。特別是，一旦投資需求由于某種原因——比如股市崩盤——出現下降，其結果將是全面的經濟衰退。
　　凱恩斯的這一巨著，是對經濟體運行方式的一次精彩的重新闡釋，因此很快就被當時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家所認同。同時，有些人很早就認識到，凱恩斯的理論存在過度簡化的毛病。尤其是，在就業與產出的水平方面，正常情形下它們應當會對利率有所反應和反饋，而這種影響有時候可能非常顯著。然而，《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雖然已經問世多年，但至今仍有相當多的經濟學家沉迷于凱恩斯的理論之中，似乎想把我們帶到一個奇幻的鏡中水月：身處其中，美德受到懲罰，而放縱卻得到鼓勵。
　　現在，我們給出一個“節約悖論”的例證。假定由于某種原因，導致儲蓄率（即未花掉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上升，那么根據凱恩斯的早期模型，將進一步導致總儲蓄與總投資的減少。為什么呢？因為較高的儲蓄欲望，會促使經濟走向衰退并降低收入水平，從而降低人們的投資需求。而根據儲蓄與投資必須相等的法則，總儲蓄量也必然要下降。
　　再舉一個有關工資與就業關系的“聚寶盆”理論（因為一個古老的傳說而得名）作為例子。或許，你的看法是當工資提高后，對勞動力的需求會降低。然而，一些早期的凱恩斯主義者卻不這么認為，他們的理論是：如果將收入中屬于利潤的一部分重新分配到工資收入，那么，由于工人比資本家的儲蓄率要低（暫且不管這是否屬實），所以消費需求會增加，進而提高產出與就業水平。
　　以上所舉的這些例子，出現在大學新生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中，至今仍是極好的反思題材。不過，近年來并沒有太多的經濟學家關注這些內容。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位大人物——艾倫•格林斯潘。
　　凱恩斯理論可以用一句話來簡單地概括：利率獨立于就業及產出水平。而實際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一直都在積極地調控利率。例如，當就業率太低時，就下調利率；而當經濟過熱時，就上調利率。你可以對美聯儲主席的這一判斷加以評論，甚至予以駁斥——或許你認為，應當為國民經濟營造一個更為寬松的環境——但是，無論如何，他的權力卻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想預測今后幾年內美國的失業狀況，那么這里有一個簡單、有效的模型：格林斯潘的意愿和做法，加上一定量的隨機誤差（格林斯潘畢竟還不是上帝）。

        將格林斯潘及其繼任者放在本文中進行考察，這基本上是對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回歸。但不同的一點是，那只看不見的手調控經濟，使之達到完全就業水平所需的時間，則無法加以具體的預測；而美聯儲這只看得見的手，則是致力于在兩三年內，實現在無通脹條件下的特定失業率目標。美聯儲的計劃以利率的升降作為手段，讓儲蓄和投資在失業率目標的假設前提下實現相等。正因為如此，所謂“節約悖論”、“聚寶盆”理論這些例子，都變得不相干了。一旦儲蓄率上升，由于有美聯儲的功能作為保證，最終的投資也將會上升。
　　在我看來，正常情況下的需求變化，都會被美聯儲的政策所抵消。因此，平均而言，它們對就業不會產生任何影響。這一道理再清楚不過了。然而，在經濟學的學術領域之外，很少有人持有這種看法。舉例來說，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會議，參會者總是圍繞著工作崗位的增減展開激烈的辯論。我認為，以下觀點是非常明顯的：下一個十年間的平均失業率，取決于美聯儲的意愿，而與美國、墨西哥的雙邊貿易差額無關。然而，這一觀點還遠未進入到公眾意識的層面（事實上，當我在1993年的一次公開討論會上提出這一觀點之后，當時參會的一位成員，同時也是NAFTA的支持者，突然憤怒地說：“這種說法恰恰是經濟學家讓人討厭的地方！”）。
　　那些已經進入公共意識的理念，包括從事政策研究的專家們所熟悉的，只是一種刻意曲解的凱恩斯主義。不加批判地接受“降低消費支出，就是壞事”的觀點，正是這個門派徒孫們的印記。美國目前的通貨膨脹和預算赤字，都呈現出緩和的態勢，而庸俗的凱恩斯主義者正準備展開一場絕地大反擊。“節約悖論”和“聚寶盆”理論，是威廉•格萊德近來的兩個主要議題（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第一章）。不過，格萊德可能并沒有意識到他的思想根源，正如凱恩斯所說的那樣，“那些自信可以免受任何知識階層影響的實干家，其實往往受到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思想支配”。當類似的論調①出現在《新共和》（New Republic）這樣的雜志上時，也許用不著太過驚訝。然而，當我們看到《商業周刊》也在一本正經地宣稱“更高的儲蓄將降低經濟增長”時，就必須注意了，這其實是一種正在擴展的文化現象。
　　為了證實儲蓄有損于增長這一論斷（更加合理的立場是并非儲蓄有利于增長，而是它對增長的促進作用不明顯），你必須讓人們相信美聯儲的無能，也就是說，它無法通過利率的升降，來確保儲蓄欲望上漲之后會轉化為更高的投資。
　　即使你能夠說明利率只是影響投資的因素之一，理由也是不夠充分的。這就像是在說，我踩油門僅僅是影響汽車速度的因素之一。畢竟，我可以調整油門的大小，所以在超速行駛被警察逮到的時候，我就不能以正在下坡為借口來逃避懲罰。同樣的道理，格林斯潘可以隨心所欲地調整利率（要是美聯儲愿意，它可以在一天之內讓貨幣供給量成倍增加）。因此，一般來說，就業水平取決于格林斯潘對安全上限的看法。本文的故事內容到此就基本結束了。
　　另外，還可以多說一點！要讓儲蓄有害的論斷成立，你就必須證明：要么利率對支出不會產生影響（可以試著和全美房屋建筑商協會談談），要么潛在的儲蓄與投資機會相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即使美聯儲采取零利率政策，也無法使兩者相等。后一種論證頗有點像20世紀30年代的情形——當時的國庫券利率還不到0.1%，同時也適用于今天日本的情形。目前，日本的國內利率為1%左右（我認為，日本央行完全可以使本國經濟走出困境，它目前的消極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瀆職。不過，對于這一問題，我會用專文來討論，可參閱本書第十六章《日本究竟怎么了》一文）。然而，國內的銀行每個月都會給我寄一張小單子，內容是需繳納房貸的數額，這使得我可以確信美國目前的利率仍處于某一較高的水平。真的應該感謝銀行！因此，無論如何，關于儲蓄是否有害的爭論仍然懸而未決，即使是那些持有害論觀點的人，也不會認為美聯儲真的沒有能力。恰恰相反，幾乎就是這一班人馬，堅持說美國經濟在過去30年間（整整一代）的差勁表現，完全是美聯儲的過錯，并且還說只有在格林斯潘的帶領下，我們才能走出困境。
　　現在，所有的故事似乎可以做一個全面的總結。以下就是庸俗的凱恩斯主義者的觀點：儲蓄的增加將減緩經濟增長的速度，其原因大概是美聯儲無法通過降息來引導投資的增加；然而，美聯儲又應該通過降息來刺激經濟增長，因為低利率將導致投資的增加。
　　如此總結，應該沒遺漏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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