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解放之初的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共產黨整風中，毛澤東在1957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上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毛澤東還說：“大字報，座談會和辯論會，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動人們進步的三種好形式。”針對中國共產黨內有人提出“四大”可能會出問題的擔心時，毛澤東說，“四大”，“歸根結蒂，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國家亂，而愿意建成社會主義。”“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的，應當永遠使用下去。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風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報把萬馬齊喑的沉悶空氣沖破了。”盡管在這一年的夏季發生了“反右派”這個極其嚴重的事件，但毛澤東并沒有認為這“四大”有什么不對。因為他相信這是讓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應該享受的人民民主的權利。在后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更是充分的主張群眾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他所創造的大民主的方式來徹底揭露黨和政府的黑暗面，以實現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
這就是真正的毛澤東式的人民群眾的民主，是所謂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如何也結晶不出來的。不是有人說毛澤東“專制”“獨裁”嗎？請問：從古到今，從中到外，有誰見過這樣敢于讓群眾進行“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樣的“專制”和“獨裁”嗎？
毛澤東曾經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中反問那些攻擊共產黨獨裁的人們時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現人民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毛主席還詳盡地闡述了人民專政的理由。他說：“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已經代表這些接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果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現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個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毛主席還強調說：“為什么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會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消滅。”
毛主席的這些話，今天讓我們聽來，多么的發人深省啊！毛主席所說的人民民主專政，是由兩個方面來組成的，一個是讓人民有著充分的言論、集會、結社和選舉的自由，另一個方面，是不讓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少數人亂說亂動，如果他們亂說亂動，就要立即予以制裁。
然而，這三十年來，我們的社會現實是什么呢？卻是恰恰相反。在“不爭論”的口號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和代表著人民群眾的革命者卻被剝奪了發言權。而那些代表著少數人利益的資改派們卻享受著充分自由的發言權，諸如茅于軾、張五常、龍永圖、吳敬璉、高尚全一類代表著大資產階級利益和官僚腐敗分子利益的反動分子在我們的許多媒體上想說什么就可以說什么，可以信口雌黃，可以滿嘴噴糞。在這幾十年里，他們享受到了充分的言論自由。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況啊！某某人的所謂“不爭論”，實際上是把毛主席所說的人民民主專政翻倒了過來，只讓那些資改派有發言權，不讓人民亂說亂動。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民主專政嗎？大家都已經完全看清楚了，這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專制條件下的資產階級專政。
“大辯論”和“不爭論”究竟誰是屬于人民群眾的民主？誰是屬于資產階級——也就是今天這些資改派的民主？大家看到這里，心里可能已經非常明白了。
毛主席真的是太偉大了。讓我們共同呼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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