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則謊言的破產

蕭甫

前段時間在網上看了一則在文革中參與劉少奇治療護理工作的當事人顧英奇的回憶文章（見附錄）。人家作者一開始就說到：“在他（指劉少奇）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看完后我就納悶了，劉不是在文革中被“飽受迫害，直至死亡”么？上初中高中時從課本上學的就是“黨內最大的冤案”，其子女在回憶錄中還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控訴“十年浩劫”對其父的“迫害”，而且還有模有樣： 

——“當知道媽媽和孩子們都已被迫離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爸爸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再加上不給足夠的安眠藥，強迫改變生活習慣，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這種折磨使得爸爸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戰爭年代受過傷，經過扭打，如今又發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兩個小時；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竟要“走”上50分鐘，甚至兩個小時。前后跟著的看守戰士準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動了，只能由工作人員把飯打來吃。工作人員去飯堂打飯，被人罵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飯，只好打一次飯，吃幾頓。爸爸滿口只剩七顆殘存的牙齒，嚼不動窩頭、粗飯，又長期患有胃病，加上經常吃剩菜餿飯，常拉肚子，身體更虛弱了。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里，弄得滿臉滿身都是。”（《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頁） 

——“這一切，使得爸爸身體愈來愈壞，經常生病。病得太厲害了，大夫護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開一陣批判斗爭會，一邊檢查病情還得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有一次，爸爸實在忍受不了，抗議道：“你們給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們越看越重。”接著，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藥D860也停了。”（《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頁） 

——“1968年仲夏的一個晚上，爸爸發起高燒。大夫來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轉成肺炎，引起多種并發癥，隨時有死的危險。上面得知后，立即派醫護人員來搶救。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搶救呢？當時中辦的負責人對醫護、工作人員說：‘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誰都知道，對像爸爸這樣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了一輩子，經過幾十年槍林彈雨、白色恐怖、出生人死的考驗，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共產黨員，最大的摧殘、最沉重的打擊，莫過于‘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了。會診醫生提出離開監護環境住院治療，被拒絕了；醫生請求摘掉臥室內掛滿的標語、口號，以使病人精神不受刺激，也被拒絕了。他們就是要讓爸爸這樣活受罪，活受折磨。這以后，爸爸雖然沒有癱瘓，卻再也無力起身活動，每天在嚴密的監視中躺在床上。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人給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214頁） 

而顧文中的回憶卻有著天壤之別： 

——“根據上級指示我們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歷。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那時，少奇同志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庭院和室內，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兩個；并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購人員和廚師都很配合，都認真做到了。”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并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醫生董長城和我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少奇同志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于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3次。”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邊，從未發生過差錯。至于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復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看到這些鮮明的對比，應該知道什么叫“農夫與蛇”了吧！應該知道什么叫“狗咬呂洞賓”了吧！應該知道什么叫“恩將仇報”了吧！先撇開毛主席、周總理多次指示不說，人家工作人員辛辛苦苦的搶救，精心備至的護理到頭來得到了什么？——“殘酷迫害”、“你們給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們越看越重”、“精神和肉體的折磨”、“爸爸完全像囚犯一樣，不！連囚犯還不如”（《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213、212頁）） 

“精英”們不惜用造謠污蔑的卑劣手段制造歷史，忽悠老百姓，其政治目的能好到哪里去？其政治品質能好到哪里去？要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能用這種暗地里搞陰謀詭計，造謠誹謗來實現么？顯然不能！

三十年來， “精英”們壟斷話語權，隨心所欲的解釋歷史，沒有“冤案”，制造“冤案”，沒有“迫害”，制造“迫害”。有利于他們的東西，擴大百倍的宣傳，不利于他們的東西，打入十八層地獄，再踏上一萬支腳，永世不得翻身。凡是有利于丑化毛澤東和文革的，無條件堅決擁護；凡是不利于丑化毛澤東和文革的，無條件堅決反對。這僅僅是“精英”們謠言中的九牛一毛、冰山一角，所以的謠言都沖著一個目標而去——反毛，而且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變著花樣的造，正像魯迅先生說的：“然而謠言家是極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撤謊時，他就躲了，另外又來一批。”

2009-11-25

附錄：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378942.html

2009年11月15日09:11  來源：《重慶晚報》

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門診部一開張就遇到給劉少奇看病的問題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于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祿居。

1967年1月，我從下鄉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醫院雖然混亂，但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系，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后勤部）發給。據劉少奇病歷記載，北京醫院曾有四位醫生到他家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

1968年2月，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我被調回中南海并編入部隊，任新成立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中南海門診部（現警衛局保健處前身）兩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據上級指示我們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歷。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當時，我們先指派助理軍醫李留壯和護士馬小先負責平時到劉少奇家的巡診工作，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也到他家出診。醫護每次出診都做認真的檢查、治療并詳細記錄于病歷。

那時，少奇同志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庭院和室內，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1968年4月，少奇同志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碎步）。為了查明病因，我們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少奇同志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的攙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臥床不起時為止。

在這期間，我們不但經常去給他看病，還對他的生活照顧及時提出指導意見：1968年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名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護他的健康。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兩個；并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購人員和廚師都很配合，都認真做到了。

在“打倒”聲中搶救劉少奇

在工作中，我們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們確實嚴格按照醫患之間的關系來處理他的健康和醫療問題，沒有任何輕視和懈怠。

當時，少奇同志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后初步診斷為肺炎。當時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并當即將病情上報。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并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醫生董長城和我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當時，是汪東興向我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在劉少奇病重時，周總理派他的保健醫生卞志強（也是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只是要盡力救治。

七次從兇險的肺炎中把他搶救回來

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桿菌性肺炎”。肺炎桿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制，這是一種十分兇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志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

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準，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后，很快汪東興即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負責呼吸管理）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識沒有恢復。他雖然也是夜里睡覺，白天醒來，睜著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上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復發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均經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

腦軟化日益嚴重，意識一直沒有恢復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干有彌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于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于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著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幾凈，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3次。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瑯、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咸、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姜世杰等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志強、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云，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邊，從未發生過差錯。至于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復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門診部派醫護，把劉少奇護送到洛陽

少奇同志在我們的照顧下生活了一年零八個月后，1969年10月，上級指示要把劉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云兩位置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并向當地接班醫生做了詳細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紀委的王紹棠把劉少奇的病歷、治療和搶救工作的全部資料取走，其中包括數張劉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療的照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歷，受到兩案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察組認為門診部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

劉少奇的這段病歷大部分是董長城醫生執筆的。

講述人：顧英奇，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保健處醫生，北京醫院主治醫師，中央警衛團中南海門診部副主任，總參警衛局保健處主任軍醫，中國康復醫學會會長，衛生部副部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