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鋼啟示二：反思中國發展道路，必須對中國改革進程進行馬克思主義剖析

近幾年來，反思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但緊隨其后就有“反對改革”的大帽子凌空而降。事實上對“反思改革”過敏者，主要是那些手握改革主導權者和通過改革大量獲得既得利益者。他們整日價都在向人民宣傳改革的偉大成就，讓人民感受身邊的變化。好像只有這樣才算是堅持了鄧小平理論，才算是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此，老百姓心中有另外一本帳：一是這些發展與繁華的所有制結構問題。這些發展成果有多少屬于廣大工農群眾？如果分析一下所有制結構，除去僅占總人口0.4%的極少數人占去的70%國家財富，真正屬于老百姓的能有多少？即使說老百姓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也不過分。二是這些發展與繁榮的成本問題。為了這些發展與繁榮，資源的過度消耗與環境的嚴重污染如何計算？這些經濟成果夠不夠填補已經嚴重短缺的資源、夠不夠治理嚴重的環境污染？答案都是不言自明的。

今年6月，學習時報發表了宋福范《鄧小平晚年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反思》一文，我們才知道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開始了這個反思。既然要反思，并且是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反思，那就必須從關系國家基本社會制度這個根本性問題上著眼，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對中國改革進程進行剖析，這樣才能準確判斷改革成果，進而確立中國正確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一）中國改革進程是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摧毀國企、削弱以至取消公有制、最終顛覆社會主義制度進程。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有句名言：“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可見，公有制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原則，也是中國共產黨基本宗旨的核心。實際上，早在蘇區，我黨就開始創建公營企業。抗戰期間，公營企業更是迅速發展，1943年陜甘寧邊區共有101個公營工廠，比1937年增加了30倍。1946年，隨著哈爾濱的解放，我黨又開始了對官僚資本的接收。到1949年底，全國共計沒收官僚資本工業企業2858個，擁有職工129萬人。另外還有“四行兩局”（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托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系統和國民黨省市地方系統的銀行2400多家，十幾個壟斷性的貿易公司，以及國民黨政府所屬全部交通運輸企業。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針對在某些私營企業中還隱藏著一些官僚資本股產的情況，頒布了《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關于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對隱藏在民族資本企業中的官僚資本，做了一次徹底的清理和處理，圓滿地完成了沒收官僚資本的任務。隨后，我們又開始了對于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為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創造了條件。此后，借助政權的力量，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得到迅速發展，終于在較短的時間內、在幾乎是一無所有的背景下，建成了我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

對于我們這個命根子，我黨幾代主要領導人應該說是清醒的。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他在講“兩個飛躍”時還專門強調說，“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江澤民同志指出：“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原則?！焙\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說：“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但是，顯而易見的是，隨著大量國企的倒閉、改制，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我黨在這個根本原則問題上并沒有真正堅持下去，而是步步退讓，最終積重難返，鑄成大錯。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黨的十三大以來通過的一系列決議中看到我黨在所有制問題上的演變軌跡。

對于私營經濟的承認，始于1987年趙紫陽在黨的十三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報告稱：“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我們曾經急于求成，盲目求純，以為單憑主觀愿望，依靠群眾運動，就可以使生產力急劇提高，以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薄拔覀円呀涍M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至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狀況所決定的。”“一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產權，可以有償轉讓給集體或個人。”這是第一次為私營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根據。但此時仍然明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于所有制基礎不同。”

經過“八九”動亂，我黨對趙紫陽的改革有了警惕。但很快就又因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而回頭。1992年黨的十四大政治報告雖然都強調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原則的社會主義性質，但報告又指出，加快我國經濟發展，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資”的抽象爭論束縛自己的思想和手腳?！皣行⌒推髽I，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或個人經營?！睂嶋H上仍然是為發展私營經濟開綠燈。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什么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作了明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p>

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江澤民同志在閉幕時的講話中重申：“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我們都要堅持這條原則。只有確保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才能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任何動搖、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作法，都會脫離社會主義的方向?！蓖瑫r，“講話”又指出：“在積極促進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展的同時，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正確引導、加強監督、依法管理，使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p>

1997年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币爸鸩较兄平Y構不合理對生產力的羈絆”，實現“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和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局面?！蓖瑫r又對“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表述為“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安荒芑\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培育和發展多元化投資主體，推動政企分開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薄鞍褔衅髽I改革同改組、改造、加強管理結合起來。”“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形成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边@不僅為私營經濟進入國企、而且為大量工人下崗開了口子。

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薄霸谏鐣髁x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一）國有經濟的作用既要通過國有獨資企業來實現，更要大力發展股份制，探索通過國有控股和參股企業來實現。（二）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中發揮重要作用。（三）國有經濟應保持必要的數量，更要有分布的優化和質的提高；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國有經濟在不同產業和地區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別，其布局要相應調整。”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決議第一次提到了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會有所減少”的問題。但同時認為，“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這種減少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薄耙獜膶嶋H出發，繼續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種形式，放開搞活國有小企業，不搞一個模式?！?/p>

2000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建議”將“私營經濟”的提法換成了“非公有制經濟”，其地位也由“補充”提高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薄敖ㄗh”還首次提出“將吸收外資同產業結構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和西部大開發緊密結合起來。有步驟地推進銀行、保險、電信、外貿、內貿、旅游等服務領域的開放，逐步對外商投資實行國民待遇。積極吸收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和基礎設施建設?！?/p>

面對加入世貿的新形勢，2002年黨的十六大政治報告指出：“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薄案鶕夥藕桶l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碧岢觥胺艑拠鴥让耖g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再次提出“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國有企業改組改造結合起來”。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業的發展，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做強做大?！?BR>2003年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講話中，首次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概念。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決定”對“科學發展觀”作了進一步的描述，將“深入體察人民群眾的意愿，切實把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體現在黨領導發展的大政方針和各項部署中，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寫入決定。同時仍然堅持了十六大報告“兩個毫不動搖”的提法。

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敖ㄗh”指出：“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睂τ凇盎窘洕贫取比匀谎匾u了前兩年的提法。

2007年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對于“基本經濟制度”仍然沿襲了前兩年的提法。

執政黨在“所有制”這個根本問題上的步步退讓，對于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激勵。由此，他們可以對新中國前30年歷史隨心所欲地貶損，他們編造的“公有制必然效率低下”的謬論邪說也大行其道，甚至成了主導中國改革的理論教父。厲以寧說，國企“好比一個人患了老年癡呆癥，通過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國的改革，要搞實質性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所有制改革。”（轉引自《十年文萃》第510頁）冀志罡在2004年9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寫道：“幾個世紀的經濟歷史和經濟理論都證明了，產權不明的資產必然被濫用，必然產生‘租值耗散’。國企的經營績效，除非得到政府的特權保護，一般都不如民營企業?！?/p>

正是在這個大環境之下，中國國企、中國公有制經濟終于被這些陰謀家出賣得元氣大傷。正是在他們的“指導”下，歷經“國退民進”、改制、破產倒閉幾個階段，我國公有制企業急劇下降，很快出現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比重的嚴重倒置。據2004年底經濟普查，國有企業法人單位數只剩下19.2萬個，比1996年下降91.1%；比2001年下降48.2%；僅占二、三產業企業法人數的5.5%。集體企業法人單位數只剩下45.6萬個，比1996年下降90.9%；比2001年下降46.9%，僅占企業法人單位數的10.5%；而私營企業法人數達198.2萬個，比1996年增長1.42倍；比2001年增長49.7%，占企業法人總數的61%。外商企業法人數增加了1.3萬個，增長9.6%。在325萬個企業法人單位中，公有制企業只占19.9%，而非公有制企業卻占80.1%。時任國資委副主任的李毅中在2003年11月2日講話時，用“心情沉重”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列舉當年從3月初到10月底，在多個省市出現的一場地方國有資產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種種不規范現象，“有些地方低估賤賣，一賣了之，甚至內外勾結，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嚴重”。

嚴重的是，問題并沒有止于此。真正更為瘋狂的賤賣國企浪潮恰恰在2004年之后。2004年東三省3500家省及省以下國有工業企業，經過2005一年“國企改革攻堅戰”，80%以上已經實現了產權重組（中小企業90%以上），吉林省816家全部改完。其中只有20%左右保持了國家控股（相對控股）。以通鋼事件的發生地吉林省為例。2004年，王珉由蘇州市委書記調任吉林任省委副書記、代省長。2005年1月，被選為省長。上任伊始，曾創造僅用一年半時間就完成1034家國企改制記錄的王珉，就點燃了到吉林后的第一把火——“816工程”攻堅戰。所謂“816工程”是指用一年的時間基本完成全省816戶重點國有企業改制任務，這在當時很多人看來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結果在王珉分秒必爭的強力推動下，2006年4月，列入攻堅計劃的816戶國企改制基本完成，一年完成三年改革任務。截至2006年底，吉林省已有3228戶國企完成改制，改制面達到98%。（新華社長春2007年7月15日電）同年12月初，王珉就已榮任吉林省委書記。至于這些國企是怎樣“成功”改制的，通鋼事件可見一斑。這一個省，僅僅用一年時間就可以將816家國企一掃而光，其他省呢？全國呢？2004年之后，歷經“王珉”們的大刀闊斧，國企還能有多少碩果可存呢？

公有制企業的相繼破產、倒閉，使中國公私經濟比例很快發生了根本性逆轉。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在過去的五年中，內資民營投資總量以每年近三成的速度增長。另據《中華工商時報》報道：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日前在中國企業家論壇第三屆高峰會上表示，中國的民間資本、私人資本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內，由幾乎為零迅速增長到目前的約6萬億元，給中國的經濟、社會和人民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深刻的變化：它已成為中國最大的企業群體，私營企業占中國法人企業的60%以上；它創造了中國GDP的約40%，創造了中國GDP增量的約60%。據《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08年最后一期披露：“到2006年，全社會總資產中，公有制資產所占比重下降到44.3%（其中國有經濟為32.0%，集體經濟為12.3%），遠低于55-60%的臨界值；非公有制資產所占比重則上升到55.4%（其中私營經濟為33.0%，外資經濟為19.1%，個體經濟為3.3%）”。這就表明，公有制資產已經不占主體地位，占主體地位的是非公有制資產。

而實際情況可能遠不止于此。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所占比例，1978年為 78%，1992年為48%，1997年為25.5%。據國家統計局材料，到了2006年已經下降到14.9%，甚至遠遠低于1949年建國之初國有工業總產值占26.2%的比重。而現在所占比重已處10%之下。（雨夾雪《國之重器：共和國60年的國營企業》）由全國工商聯主持編寫的2006年《民營經濟藍皮書》預計：今后5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速度將繼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預計全部民營經濟占全國GDP的比重將上升至3/4。藍皮書稱，“十一五”期間，私營企業數量仍將大幅增長，占全國企業總數的比例可能達到七成以上。在企業數量和經濟總量增加的同時，民企的規模也將繼續明顯擴大。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在中國企業家論壇第三屆年會上稱：當前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已跨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民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個變化將來還會繼續下去，民間資本、民營經濟將會繼續大發展，并成為改變中國、發展中國的一個主要力量。由王玨、吳敬璉任總顧問，樊綱、劉偉、張維迎、周為民任顧問，由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主辦的市場經濟決策信息咨詢網絡《特供信息》，在2006年第 37、49、50期上，刊載了三篇涉及所有制問題的“主持者言”。有一篇說得更加明白：“過去我們說，民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一個有益的補充；但現在我們逐漸發現，順著真正的市場經濟的思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我們會反過來說，國有經濟是對民營經濟的一個有益的補充?！边@些言之鑿鑿的“主持者言”，不是恰恰將這些改革教父的司馬昭之心大白于天下么？

（二）中國改革進程是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處心積慮催生、發展、做大資產階級的進程。

1、為私營經濟正名。在中國改革進程中，“私營經濟”這個概念的提出始于1987年趙紫陽在黨的十三大所作的政治報告。隨后便一發而不可收。根據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莫紀宏的說法，從1988年到2004年修憲，私營經濟地位經過了四個階段：由最初寫入憲法，到“補充”，再到“重要組成部分”，然后到此次修憲改“引導、監督和管理”為“鼓勵、支持和引導”，國家大法——《憲法》中已經確立了“新社會階層”崇高地位。而隨著2005年2月被稱為“36條”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的出臺，“形勢朝著有利于私營經濟的方向迅速發展”（馬立誠《大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云錄》）。加上這幾年《合伙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中小企業發展法》、《行政許可法》、《物權法》的先后出臺，以及頒布《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修改《公司法》、《證券法》和《破產法》，擬定《反壟斷法》、《國資法》和《融資租賃法》，這一系列體現市場化導向的法律與“36條”一起，正在塑造有利于私營經濟發展的制度框架。

2、一切為私營經濟讓路。私營經濟法律地位的從無到有，有力的推動了私營經濟向其他領域的滲透與擴張。據國家發改委調查顯示，到2004年，非公經濟在近30個產業領域存在著“限制進入”的情況。而國務院“36條”出臺后，2005年3月1日《法制早報》報道說，“36條”最大亮點是以中央政府文件的形式，明確賦予了非公經濟國民待遇——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本進入，并放寬股權比例限制?！斗ㄖ圃鐖蟆愤€說，“36條”明確了非公有資本可以進入鐵路、探礦等有關國計民生的行業。

此后，一系列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相繼向私營企業開放。2005年8月，民航總局通過了《國內投資民用航空業規定》，對民航業涉及的公共航空運輸、通用航空、民用機場、空管系統、民航相關項目的投資實施了全方位開放。而早在2003年，溫州均瑤集團就出資收購了宜昌三峽機場，并控股東方航空武漢航空公司18%的股份，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2005年7月，鐵道部出臺《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參與鐵路建設經營的實施意見》，并宣布對非公有資本開放鐵路建設、鐵路運輸、裝備制造和鐵路多元經營四大領域。此前一個月，我國首條民資參股的鐵路——衢（州）常（山）鐵路開工建設。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到2004年，民間投資已經占據上?；A設施建設資金總量的一半。在上海高速公路網的投資中，70%左右來自民間投資。2005年5月27日，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頒布《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實施辦法》，私營企業及其他非公有制企業將獲準進入武器裝備科研生產領域。2005年6月，《中華工商時報》報道說，多年來游走于黑白地帶之間的民間融資終于被金融管理當局予以肯定。對此，溫州一位私營企業家說：“這意味著在政策上對民間資本開始轉向利好，民間融資可以浮出水面、走向前臺。下一步將是民間融資的組織化、機構化，最后發展成為民間銀行?！?/p>

這一系列的大動作，實際上早已突破了十五大報告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認識：“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p>

2004年2月1日，諸多媒體以《紅頭文件規定不追究民企“原罪”》、《河北30條實現五大突破》等標題，報道了河北省2004年初下發的一個紅頭文件，引起各界高度關注和爭論。2003年最后一天，河北省政法委制定出臺了《關于政法機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良好環境的決定》，2004年1月2日，河北省委、省政府批轉了這個被稱為“30條”的文件。其第七條規定：對民營企業經營者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已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在追訴期內，要綜合考慮犯罪性質、情節、后果、悔罪表現和所在企業在當前的經營情況及發展趨勢，依法減輕、免除處罰或判處緩刑。此外，“30條”還規定：“法律沒有明令禁止的生產經營行為就可以大膽做”。這個文件的精神，被解讀為官方不贊成原罪說。

私營經濟的政治影響力更是與日俱增，甚至有了很強的決策權和話語權。按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的說法：“比如私產入憲、物權法的制定、非公經濟36條的出臺等，都與新社會階層的推動分不開?！?/p>

3、開門納資，直接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構成。俘虜黨的領導人，使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圖謀搖身變為指導改革的主流思想，把中國引入分化、西化的歧途，這是中國改革以來西方政治家們的得意之作。然而，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告訴他們，要從根本上毀掉中國共產黨，不能僅僅寄希望于俘虜黨的領導人，最根本的就是改變其構成，最終改變其階級屬性。隨著新興資產階級的形成、發展與壯大，他們這個努力也就逐步付諸實施。

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則。但在十六大以前，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仍然規定不準資本家（私營企業主）入黨的條件下，實際已有越來越多的資本家入黨。據調查，資本家中共產黨員所占比例：1993年為13.1%，1995年為17.1%，2000年為19.9%（戴建中：《現階段中國私營企業主研究》，載《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頁）；2001年達到29.9%（見《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載《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2月6日）。這個比例已遠遠超過資本家參加民主黨派的比例（2001年為5.7%），更遠遠超過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中共產黨員的比例。十六大修改黨章后，據《人民日報》報道，2004年，全國在新的社會階層中共發展黨員1.1萬名，其中在私營企業主中發展黨員894名。到了2007年，資本家中的共產黨員比例達到32.2%。

消除了加入執政黨的障礙，進入國家權力機關和參政議政機構也就不在話下。2007年6月11日《人民日報》的報道稱：“調查顯示，私營企業主在力求經濟上有所作為的同時，對政治參與表現出了一定的興趣。他們中間的代表人士被選為全國縣級以上人大代表的有9000多人，被推薦為全國縣級以上政協委員的有3萬多人?！绷頁渌Y料：在十屆全國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非公有制經濟代表有200名，占代表總數的10%。同時，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也有65名來自非公有制經濟階層。2003年1月，重慶力帆實業集團董事長、重慶市工商聯會長尹明善當選為重慶市政協副主席，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浙江省工商聯會長徐冠巨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副主席。

不僅如此。許多民營企業家已經遠遠不甘于擔任人大和政協的職務，他們渴望接近更高層。（《南方周末》2007年8月9日）2002年，江蘇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森達集團董事長朱相桂與遠東集團的蔣錫培、綜藝集團的昝圣達、重慶南方集團的孫甚林、廣東金潮集團劉思榮等7位民營企業家，作為黨代表集體亮相十六大，民營企業家、飛躍集團老總邱繼寶首開民營企業黨代表舉辦記者招待會先例，曾引起熱烈議論?！吨袊嗄陥蟆?002年10月28日透露：“福布斯雜志剛剛公布了新一屆中國內地富豪排行榜，在列名的100名富豪名單上，有3位名列十六大代表之中。”并贊揚說：“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突破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及時團結、整合了各種新生社會力量?！薄敦斀洉r報》2002年11月21日報道則說：中共十六大的主持者，特地安排擁有13億元資產的邱繼寶舉行個人記者招待會。通過這一形式，將私營企業主在中國共產黨中的地位“昭告全世界”。到了十七大，黨代表中這一陣容擴大到20個左右，從江蘇、浙江等少數省份擴展到全國半數以上地區，包括西部的新疆和寧夏等。這些“老板代表”中，有6人入圍2006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

4、對新資產階級的支持、縱容，為其迅速發展壯大提供了古今中外所沒有的“寬松”環境。據左大培《不許再賣——揭穿企業“改制”的神話》一文，對公有制企業進行“改制”的浪潮初起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廣東、福建等省，采取的形式一個是“賣”、一個是“分”。即將原國有和集體企業出賣給外資、外企，通過鄉鎮企業“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將其所有權變成股份分給其員工，而企業主管一般都分得了較大股份。在這場“改制”浪潮中最先出現了“靚女先嫁”的口號，要先將最好的公有企業賣給私人。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特別是1994－1996年，“改制”風已經蔓延到中國東部各省。各地政府以“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發展民營經濟”和“引進外資”為口號，紛紛攀比公有制企業“改制”和“民營經濟”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業和國有企業為光榮。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對原來的集體企業的“改制”已經基本完成，許多國有企業也完成了改制，但是“改制”還基本限于原來的中小型公有制企業。而在這個時期中，“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國有企業蔓延，在各地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場運動，地方政府也紛紛出臺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讓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以極低的代價取得國有企業的私人控股權。除了上述的種種作法之外，有關部門最近幾年有關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某些規定也極大地方便了少數人掠奪廣大人民的財產。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國有企業的賬面債務主要是銀行貸款，未償還貸款平均占企業全部資產金額的70%。但是國有企業還有一筆政府承認的“隱性債務”，它是國有企業欠本企業職工的債務，其中除了包括困難企業長期拖欠的職工工資、醫藥費、集資款之外，還要為解雇的員工支付一筆“買斷工齡”的錢。在這種情況下按真正的凈資產出售公有企業所有權，就意味著平均來說應當以零價格向購買者白送公有企業所有權，至多也只是相當于其總資產10%的售價！其實，“隱性債務”并不是企業必須支付的真正債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會真正支付的。這些私有吞并者很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改制中“理順勞動關系”就成了掠奪國有財產和國有企業職工的堂而皇之的合法借口，這些“隱性債務”也就成了新的私營企業主的私有財產。

2004年8月31日《市場報》刊發了一篇題目為《解密中國大富豪“暴富流程圖”》的文章，其中引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華民教授對不法新富階層的暴富過程所作的注解：有些人根本沒錢，但可以通過各種關系將要收購的國有資產作為事先和約抵押給銀行，然后由銀行給出現金流轉給被收購企業的所有者，而收購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擔任何風險，成功地一夜之間就成為富豪。這種做法的荒唐之處就在于他不僅沒有用個人的資本參與市場和協議收購的競標，而是用這部分國家資金（銀行貸款）來購買那部分國有資產，然后變成自己的。正是這些一不靠辦企業，二不靠科學技術，三不懂計算機、不懂外語的“新文盲”，通過這個“運作”功夫，加上不怕坐班房、掉腦袋的超人心理素質，居然一窮二白起家，硬是在短短幾年、十幾年中，成為幾億、幾十億的富翁。

中國青年報2006年12月20日以“2006紛紛落馬的中國富豪：玩弄資本 用錢生錢”為題作了這樣的報道：其實，我們從2006年落馬的富豪中可以看出，依靠原始積累賺取“第一桶金”已不再是他們喜歡的游戲方式，他們更愿意把“資本”玩弄于股掌之中，用錢來生錢，一夜之間就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只要一個概念、一次重組，就可以融資上億元、上十億元，這樣瘋狂的賺錢速度讓不少企業陷入了一種集體瘋狂。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市場成為富豪財富的放大器，億萬富豪可以一夜誕生。事實上，經不起追問的財富，通常是伴著富豪偷稅漏稅、違規經營、多元化盲目擴張等失誤之舉，特別是帶有中國特色的以“資本運作”發跡的“資本型富豪”，在演繹了一夜暴富的神話之后，每每成為落馬富豪的新成員。即使我們可以忽略“第一桶金”的灰色，那么他們又如何證明第二桶金、第三桶金的亮色？和中國的富豪們打了多年交道的英國人胡潤也開始把自己的百富榜戲稱為“殺豬榜”，不過他也堅稱富豪落馬是企業本身的問題，和百富榜無關。無論是胡潤的百富榜，還是福布斯的富豪榜，都只是一面鏡子，我們可以通過鏡子看到中國富豪的發展印記，我們更希望通過鏡子折射出中國富豪身上的陽光。后面報紙專門附了一份簡要介紹這些落馬富翁的人物檔案。

正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有企業辦“混合所有制企業”和“產權交易”的浪潮，為少數特權人物轉移資金以侵吞國有資本提供了條件。隨后的“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等于不準國有企業繼續經營；現在仍如火如荼的“國企改制”則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數特權人物白送國有財產的方式實行權貴私有化，讓少數人放手掠奪全國人民的財產。這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絕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左大培《不許再賣——揭穿企業“改制”的神話》）

（三）中國改革進程是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瓦解社會主義階級基礎、中國工人階級由領導階級被邊緣化為弱勢群體的進程。

1、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在中國推進的資本主義改革的另一個險惡目的，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階級基礎的瓦解。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業人員的結構必然隨之發生重大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中的若干資料，結合其他有關資料測算（二、三產業），2006年公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與私營經濟中的從業人員，在從業人員總數中所占比重為32.5%與67.5%。當前，這兩者的差距也在繼續擴大。有關資料表明，在包括國有、集體企業在內的公有制企業改制中，十多萬家企業易手私人，六千多萬工人下崗失業。這就是說，目前，除農民之外，全國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勞動階級中2/3以上的人員已經失去國家主人地位，淪為新的勞動商品和資本的奴隸。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階級基礎，一旦被瓦解，工人階級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領導階級地位自然名存實亡。我們不妨以改革前的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工農代表數額作參照進行一番分析。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人民決定國家重大事務的根本方式。但這些年來，占我國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在全國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卻呈逐漸下降趨勢。在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大中，工農代表占51%，第五屆為47%，第六屆為29%，第七屆為23%，第八屆為21%，第九屆為19%，到2003年第十屆全國人大，在2985名代表中，工人農民551名，僅占18.5%。這不僅與工人、農民在社會各階層中所占比重根本不成比例，而且其中真正的工農代表實際上寥寥無幾，其代表名額相當一部分被黨政官員、各種精英、富豪人群所頂替或擠占。以有據可查的遼寧、湖南、云南、新疆四省區為例，遼寧省112名全國人大代表中，只有1名工段長、3名村支部書記（黨委書記），這3人中，有2人擔任著企業董事長。湖南省118名全國人大代表中，屬于工農身份的沒有一名產業工人，只有3名村支部書記；云南省91名全國人大代表中，沒有一位產業工人和農民；新疆60名全國人大代表中，能挨上產業工人邊的有2位工程隊隊長（副隊長），能挨上農民邊的是1位村支部書記。從這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這19%的工農代表實際上是略勝于無。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在國企大批被私有化之后，黨和國家即使高度重視了這一問題，實際上也往往積重難返、于事無補了。這一點我們從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就可看其端倪。

鑒于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2007年3月8日，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盛華仁作草案說明時說，“值得重視的是，近幾屆全國人大代表構成中，工人和農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趨勢，尤其是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人數偏少”。決定草案規定，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來自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數高于上一屆”，“我國農民工隊伍不斷壯大，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全國人大中也應有適當名額的代表?！?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下發通知明確規定，人大代表中領導干部代表比例不超過25%，工、農、知識分子等代表比例不低于75%。特別是黨的十七大，胡錦濤同志在其政治報告中，又鄭重宣布：“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究竟落實得怎樣呢？我們可以中原某中等城市為例看個究竟。

按照省委分配方案，在這次推選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工作中，這個中等城市出席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名額為8人，要求推薦候選人12人。其構成情況是：工人3人，農民2人，干部2人，知識分子3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2人。其中，婦女4人，非中共人士5人，少數民族2人。工農代表所占比例為41.67%。如果這還不能充分說明問題的話，從該市出席省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分配名額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該市代表名額為46人（不含省下分參選的代表名額），其構成情況是：工人11人，農民11人，干部8人，知識分子8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8人。其中，婦女13人，非中共人士19人，少數民族3人。工農代表所占比例為47.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對推選人民代表的解釋進一步明確：工人是指車間主任（含車間主任）以下的第一線產業工人；農民是指農村黨支部書記（含農村黨支部書記）以下的農民群眾。這實際上也是對長期存在的竊占工農代表名額現象的一種糾正。但最終落實結果卻與省委要求大相徑庭，真正來自一線的產業工人和農民一個也沒有。其中原因，一是當地國企基本上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私企，在一線工人中選舉人大代表結果可想而知。二是省里要求8個名額、推薦12名候選人。省里最后平衡時是按其影響力或實力取舍的。

這種狀況，是難以保證工人農民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力，難以確保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的地位，也難以維護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的切身利益。

2、工人階級隨著其政治地位賴以依托的國企的私有化，重新淪為新的勞動商品和資本的奴隸是不可避免的結局。由于工人階級企業主人地位的喪失，同一地區同樣工種，在國企與在私企相比，且不說政治地位，即使勞動強度和工資待遇也是不可同日而語。據國家有關資料，目前我國制造業人工成本僅相當于亞洲“四小龍”的5%到6%，不到發達國家的3%。這些私營企業主，寧可讓國際上通過“反傾銷”加大進口關稅制裁，寧可讓國際勞工組織進行抵制，也不愿拿出一少部分利潤增長工人的工資。這既是國有企業難以同私營企業平等競爭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又是這些私營企業為何能夠實現快速積累的重要途徑。

2004年2月9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報道了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的中國供應商的工人實際工資為每小時16.5美分(約1.36元人民幣)。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等機構立即調查，發表了一份報告，指責沃爾瑪公司在廣東省東莞地區的數家供應商存在工作環境惡劣、克扣工人工資、強迫工人加班等情形。雖然中國供貨商與沃爾瑪僅是采購關系，在法律并不承擔“血汗工廠”的罪名，但公眾和媒體掀起的拒絕“血汗商品”的聲討，使沃爾瑪無言以對。為了維護自身的社會道義，緩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于是，它在全球供應商更嚴格的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制度，凡申請成為它的供應商必須先填申請表，只有達到它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才有機會取得訂單，成為它的合作伙伴。2006年7月底，沃爾瑪到義烏市“驗廠”，近70家義烏優秀企業僅有兩家通過“檢驗”。讓國際壟斷資本強制要求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尊重工人基本權益，實施他們制定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真是莫大的諷刺！

他們的為所欲為，就連西方政治家們也看不下去。新華社2007年1月24日播發一篇專稿：英國《金融時報》23日發表文章，認為中國應該全力擊破腐敗官員、無良學者和行賄商人組成的貪腐“鐵三角”。文章稱，前幾年，大量地方腐敗官員不計后果地大幅擴張投資，房地產業以及相關行業吸引了大量熱錢流入，中國政府進行調控理所當然。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即使在強力調控下，通貨膨脹還是再度探頭。問題究竟出在哪里？那就是宏觀調控遭遇到腐敗官員、無良學者和行賄商人組成的貪腐“鐵三角”———為了小集團私囊罔顧國家和人民利益，導致宏觀調控措施不能完全見效。

這正如仲大軍《請關注中國工人階級的訴求》一文中所說，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間，一切都在開放搞活，唯有工人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遭到了從來沒有過的窒息！工人階級的表達權、結社權、談判權、罷工權都被拋到煙霄云外和社會的視野之外。

對于國企改制進程中工人階級地位的變化，我們透過通鋼事件可以窺見一斑。2005年7月27日，吉林省國資委發布了《關于對通化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整體改制重組實施方案的指導意見》，9月，通鋼集團突然大面積壓縮人員。30年工齡以上的職工“一刀切”，全部下崗，這意味著通鋼1975年以前參加工作的人全部都要下崗。日后披露的事實表明，當初建龍入股通鋼時，就向國資委提出“減員增效”的要求。入主之后，建龍雖然只是第二股東，但陳國軍仍然把諸多的建龍系人員安排在了通鋼的各個重要部門，原先的管理層被清洗出局；職工人數也由3.6萬人銳減至1.3萬人。一位通鋼中層員工表示，自從2005年通鋼改制后，通鋼職工的工資“就沒有上漲過，反而一降再降”，退休工人每月工資按工齡分布在200元至600元不等，一線普通工人每月工資只有1000元，金融危機時，“平均不到500元”。

根據志愿者曾飛揚的調查，珠江三角洲地區每年僅沖床工人發生的斷指事故至少就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個。而其他絕大部分機器設備造成的工傷事故有多少，目前還沒有統計。而此前對深圳800萬民工的調查顯示，每5個人中就有1人受過工傷或患過職業病。為了防止傷殘工人打官司影響經濟效益和社會穩定，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地區把外來民工正常的訴訟時間拉長到3年以上，迫使傷殘民工因難以負擔訴訟支出而放棄上訴。

3、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因擔心其倒行逆施被清算，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旗幟下，廣大工人往往成了被監督、防范的對象?！?.24”事件中，吉林當局從剛開始時布置警力，高壓恐嚇，到采取緩兵之計，探聽工人虛實，再到最后不得不滿足工人階級要求，這三個階段，雖然看起來是工人階級勝利了，但在吉林當局眼里，工人階級究竟是國家領導階級，還是他們防范、監督的對象則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事件雖然平息了，但事情并沒有完。吉林當局仍然不甘心承認工人階級的勝利，很快就開始了秋后算賬。8月5日，吉林省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免去安鳳成通鋼集團黨委書記職務，建議免去其通鋼集團董事長職務；任命崔杰為通鋼集團黨委書記，提名鞏愛平為通鋼集團董事長人選。對于安鳳成的免職，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的原因是身體健康原因，而眾所周知的是他對于建龍集團控股一事，事先不知情、隨后又拒不簽字并提出辭職；而新任董事長鞏愛平、黨委書記崔杰，一個是在事件中安撫職工的，一個則是被工人投擲石塊的。更具威脅意味的是，吉林省政府副秘書長常明8月7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公安部及吉林省委、省政府領導非常重視，就有關偵破工作專門作了批示，要求盡快破案，嚴懲兇手。吉林省公安廳、通化市公安局迅速成立專案組并立案偵查,多方收集線索，加大偵破力度。另據報道，吉林警方甚至要重金懸賞，捉拿兇手。近日，通鋼員工被民警告知，已有建龍人來到通鋼活動，員工晚上不要穿工作服在外面活動，以免引起建龍人的報復。人們不僅要問：這還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嗎？這還是《憲法》規定的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嗎？這與白色恐怖下的舊中國有何區別？

這決不僅僅是一個個例。各地對工人上訪維權活動的勸阻，甚至在工人階級中高價收買線人，實際上都反映了這些官員對工人階級的敵視與畏懼。

反思中國發展道路，對中國改革進程進行馬克思主義剖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改革最核心、最本質的問題就是對企業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扭曲。正是因為生產目的扭曲，才產生了所謂國企效率低下，以及GDP決定論、減員增效、國退民進、以市場換技術等一系列主導改革進程的錯誤理念和政策，使改革越來越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和目的，形成愈演愈烈、一浪高過一浪的私有化浪潮，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造成一系列、全方位的嚴重問題，使改革逐漸走到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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