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通鋼事件問十個為什么：該當何責？

云淡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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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通化鋼鐵集團公司準備“第二次改制”，通鋼職工群起強烈反應，導致準備第二次進來“當家”的私有資本建龍集團的經理人陳國君被“圍毆”致死，消息傳出，轟動全國。

作為通化鋼鐵集團公司第一次“改制”的國有資本方參與者，作為第一次“改制”后的“第一大股東”，作為私營資本建龍集團“退出”通鋼之后的直接管理者——吉林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理所當然地應該站出來說話，站出來“維穩”，站出來處置。

“（7月）27日下午，在吉林省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吉林省國資委副主任王喜東首次通報了這一事件的經過。”（新華網長春7月27日電），據搜索，王喜東先生是“首次通報”，也是迄今為止的唯一一次通報，一個星期過去了，“首次”還是“首次”，官方再沒有正式發布消息，那么，僅就這個“首次”中所談及的問題，還有媒體已經報道的出來的消息，問幾個為什么：

第一，“據王喜東介紹，為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轉換經營機制，應對通鋼集團當前的經營危機，加快通鋼集團大型化改造，吉林省國資委經與眾多戰略投資者近4個月的商談，對多個方案反復論證、研究、比較，最終經各主要股東同意，在通鋼集團2005年已實施改制的基礎上，由第二大股東建龍集團對通鋼集團進行增資擴股，并控股經營。”（新華網）

但是，“吉林省國資委與建龍集團于2009年3月初步達成分手意向，隨后雙方進行分手的具體方案談判。…依雙方達成的協議，建龍集團將擁有吉林經貿鋼基地的所有權，并擁有通鋼原有的礦山所有權。”（《21世紀經濟報道》）、“今年3月左右建龍集團決定與通鋼集團進行股權分立…”（《中國經營報》）、“當股權分立后，建龍退出了通鋼，通鋼人用鞭炮表達了自己的情緒，一位退休的通鋼人用‘鞭炮齊鳴’來形容當時的場面。”（《中國企業家》）

按照邏輯，既然已經在3月份決定“分手”，而且，職工們還為分手大放鞭炮，目前也公認建龍集團是“二次入股”，那么，王喜東先生在發布中說“由第二大股東建龍集團對通鋼集團進行增資擴股，并控股經營”還有什么法理依據？3月份建龍已經喪失了“第二大股東”的身份，而且是主動放棄的，在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之后，作為省國資委的領導，為什么還把建龍看成“第二大股東”？莫非建龍在“分割”中撈了一大把，還暗中保持著或者說被默許保持著“第二大股東”的身份？

第二，“通鋼個別內退人員及退休人員制造謠言，利用一些人員特別是非在崗人員‘國有情結’較深，對通鋼集團現狀與長遠發展特別是即將實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資金所面臨困難不了解的情況，激化企業原有矛盾，鼓動一些不明真相人員…”（新華網）

王喜東先生為事件的起因定性的這段話，有一個關鍵的“理據”，就是說“個別退休人員”在“利用”一種“國有情結”進行“煽動”，釀成嚴重后果，看來，在王喜東先生的語境里，這個“國有情結”是個負面的東西，是極有可能被“個別”人利用的負面情結。那么請問，王喜東先生所供職的單位——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其中的“國有”二字，與通鋼工人心目中的“國有”二字有何區別？如果沒有區別，為什么身為“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的高官，對“國有”二字如此輕慢。

照常理，“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是干什么的，一是保值、二是增值，也就是說，一是要當“守財奴”，守住國有資產別被人偷了，二是要當“老黃牛”，不斷地為國有資產添磚加瓦，國資委打“國有”的招牌，端國有的碗，吃國有的飯，最應該有最強烈的“國有情結”，為什么還要把“國有情結”看成負面的東西？這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

第三，“有關方案經由吉林省政府多次討論、慎重研究，認為建龍集團增資并控股通鋼集團的方案既有利于化解通鋼集團當前經營困難，又有利于通鋼集團的長遠發展，有利于實現省政府確定的通鋼集團千萬噸鋼的發展目標，符合通鋼穩定發展和全體職工利益的要求。”（新華網）、“吉林省政府專題會議做出通鋼集團由建龍集團增資擴股的決定。當天，通鋼有高層對控股有抵觸情緒，吉林國資委對集團領導班子進行調整。”（《山西晚報》）

從媒體報道來看，通鋼無論是原先的管理層，還是普通職工，對建龍的進入從一開始就非常抵觸，在“二次改制”之時（恐怕還包括一次改制），沒有召開過職工代表大會征求職工的意見，為什么少數人關在屋子里、或者西裝革履地旅行一圈，就武斷地認定“符合通鋼穩定發展和全體職工利益的要求”？如果真是“符合通鋼穩定發展和全體職工利益的要求”，為什么廣大職工包括得到了部分好處的原管理層都不買賬？即便是“潛在的”好處，為什么不最大限度地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還搞突然襲擊式的宣布？甚至不惜“不換思想就換人”？

第四，“在2005年12月30日，建龍集團以近12億元正式收購原通鋼集團，并組建了吉林省省屬最大企業新通鋼集團，注冊資本38.81億元。在新組建的通鋼集團中，吉林省國資委持有46.64%的股權，華融資產經營公司持有14.6%的股權，浙江建龍鋼鐵公司持有36.19%的股權，通鋼集團管理層持有2.57%的股權…”（《中國經營報》）

做一個簡單的算術，建龍以不到12億元的資產（有消息說“現金”10億，其它“資產”2億），參股注冊資本為38.81億元的原通鋼集團，12億元是38.81億元的近31%，卻持有36.19%的股權，就是說，建龍出的錢拿到的股權，比其應該得到的股權多了5.19%，差不多兩個億的資產。如果說吉林國資委是賣菜的，就等于建龍花了一塊錢，卻拿走了一塊一毛的菜，為什么會這樣？菜場的菜販子可以“送”顧客一毛錢，但兩億元卻無法與一毛錢比較，這其中有什么原因？

還有，建龍所謂的“正式收購”的資金，是一次性到位的呢？還是“分期”到位的？如果是分期到位的，怎么能夠保證建龍不是在進入通鋼賺到錢之后，再在賬目上做成“注資”的形式？叫做拿通鋼的骨頭，熬通鋼的油？建龍進入通鋼之后的資金情況，是不是應該一筆一筆地搞清楚？或者說國資委是“清楚”的，只不過是職工和公眾“不明真相”而已？

第五，“在重組半年后，建龍對新通鋼的人事進行了調整。一直擔任新通鋼股份總經理職務的孫玉斌被建龍派來擔任副總經理的陳國軍（君）代替，集團公司總經理王斌的職務也由建龍集團的李明東代替，…建龍還派來了財務總監。”(《中國企業家》)、“一位了解的內情的公司中層告訴記者，在他看來，建龍的地位雖然是二股東，但其實是重組之后的通鋼的實際控制者，包括財務、原料等均為建龍系人員控制…（《中國經營報》）”

這簡直是反客為主，既然是所謂的“多元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那就得按規矩來，誰出的錢多，誰就是“大掌柜”的，在通鋼的“重組”結構中，國資委、國有獨資的華融資產經營公司所占股份達到60%以上，國有資產方面占絕對優勢。但是在生產經營權方面，特別是最重要的人事權、財權方面，建龍卻如入無人之境，呼風喚雨，想換誰就換誰，在財權在握的情況下，企業資金的調度，完全是建龍掌控，為什么會形成這種荒唐的局面？絕對大股東把企業的控制權拱手讓給二股東，這是什么邏輯？

第六，“（王喜東說）建龍集團是國內規模較大、具有較強實力的民營企業，第一次參與通鋼集團重組以來的三年中，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新華網》）、“通鋼員工說，陳進入新通鋼集團后年薪280萬，加上獎金、年底分紅等，年收入近千萬。…據當地人講，今年4月通鋼已發生過一次罷工，反對建龍重返通鋼。…建龍未進入通鋼前，工人月收入在1800至2000元人民幣之間，現在普通工人僅600元左右，有的甚至月入僅200至300元。”（《成都晚報》）

別的不說，如果“第一次參與通鋼集團重組以來的三年中，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成立，那么通鋼職工的收入也應該隨著“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水漲船高也應該成立，哪里有企業“快速發展”了，職工反而陷入貧困的道理？王喜東先生能不能證實一下，通鋼普通職工的實際收入，是建龍“入主”前高呢，還是建龍“入主”后高？作為國資委，作為第一大股東，為什么對如此大的收入差距視而不見？當然，陳國君一年拿一千萬，一個工人一年拿6000元，可能企業工資支出的確是“增加”了，但這些支出被極少數人吞了，第一大股東好像不聞不問，這是為什么？

第七，“建龍退出通鋼后，通鋼人認為自己能把企業搞好。吉林省國資委也給企業下達了6月份必須盈利的命令。‘整個5月份，我們都在為6月份盈利做準備。’，6月，通鋼實現盈利4300多萬元，全體通鋼人歡心鼓舞，計劃8月份盈利一億元。…”（《中國企業家》）

你國資委“下達了6月份必須盈利的命令”，建龍退出后的通鋼做到了，雖然與經濟大環境有關，但是，在通鋼最困難的時候提出分手的建龍，真正地擔負起自己應該的責任了嗎？在這種時候，穩定人心，鼓舞士氣最為重要，所有的媒體都在說建龍進入后職工的抵觸情緒就非常大，建龍退出的時候“鞭炮齊鳴”，簡直是“送瘟神”的感覺。既然如此，讓通鋼休養生息一下，讓最廣大通鋼人的心理平復一下，應該是最得當的選擇，為什么要急吼吼地把建龍再次高調請回來？而且變本加厲，還要坐莊，這不是激化矛盾嗎？

第八，“今年3月左右建龍集團決定與通鋼集團進行股權分立，按照雙方達成的協議，建龍集團將擁有吉林精品鋼基地的所有權，并擁有通鋼原有的礦山所有權。”（《中國經營報》）

據說這個“吉林精品鋼基地”是新建的生產高附加值新產品的新企業，那么，這個新企業的建設資金從何而來？如果是從通鋼這幾年的盈利而來，那么，占了股權大半壁江山的國有資產為什么失去了控制權？如果是通過抵押貸款而來，那么這些貸款的歸還應該由誰承擔？建龍憑什么獨吞了這些全新的資產？對于鋼鐵企業至關重要的鐵礦，為什么也是建龍獨吞？在所有的虧損和債務中，比較建龍拿走的資產，建龍有沒有按照自己的股東責、權、利的比重承擔？為什么不承擔？

第九，“資料顯示，通鋼集團效益一直很好，是通化市的納稅大戶。2005年，吉林省開始對通鋼進行改制，引入民營機制。”（《中國企業家》）

既然不是虧損企業，這種強行改制的理據是什么？草民循“先小人后君子”的心態，大膽地問一句：在建龍第一次“改制”國企的過程中，有沒有相關部門的官員、領導在其中“拿干股”？這個過程是如何做到公開、公平、公正、透明的？

第十，從2005年“力排眾議”讓建龍強勢入主，到2009年3月讓建龍“滿載分手”，再到2009年7月讓建龍呼嘯回頭，直至發生命案，縱觀全程，吉林省國資委是緊緊地與通鋼的一系列事件聯系在一起的，那么，為什么是這樣的結局？把責任完全推給幾個退休的、下崗的老頭老太太合理合法嗎？責任在哪里？該誰負責任？

通鋼血案更多細節：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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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云淡水暖 于 2009-08-06

新華社發表文章“專家解析通鋼事件所折射國企改制深層問題”，看了一下這些“專家”的高論，實在不得要領。

專家們說“深層次原因則在于，當各利益主體在改制中博弈時，基層職工不但要面對身份突然消失或轉換的焦慮，其知情權和利益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維護和保障，這使得他們喪失安全感。”，草民奇怪，如果通鋼的工人們“知情”了，那個改革還進行得下去么？如果工人群眾的利益“得到應有的維護和保障”，私營資本的逐利欲求怎么滿足？

這位新華社記者的筆頭還是很硬“無論事件背后暗藏多少錯綜復雜的因素，改革依然要進行，結構依然要調整。”，既然是“依然要”，那么，又何必啰嗦“專家們指出，從背靠國企的大樹，到直面深不可測的市場，干活拿工資的‘打工者’代替了原來的‘主人翁’，很多職工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心理落差。由此引發的‘歸屬焦慮’，已成為推進改革過程中亟待突破的精神層面的障礙。”，“機制體制障礙”還沒解決，又派生出來“精神層面障礙”了，如果一個對“機制體制”的觸動，令大多數或者絕大多數人患上了“精神層面的障礙”，這種改制，還是“以人為本”的嗎？

這個問題，8月5日出刊的《中國新聞周刊》披露的更多的關于通鋼血案的細節性采訪，基本上給出了比較清晰的回答，往私有制改，帶來的就是“精神層面的障礙”，因為是以資本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語），才能夠以人為本。

《中國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組專題報道，標題是“通鋼悲劇”，企圖以全景的、細微的模式，為通鋼血案來一個解讀洋洋灑灑數萬言，引用了大量通鋼在崗、不在崗職工的話語，的確是反映了有很大的“精神層面的障礙”。

《中國新聞周刊》的編輯在寫導語的時候，有這么一段話“通鋼的職工是以集體暴力的手段，反抗了企業改制中存在的種種不公平現象。他們反對的既不是國資的退出，也不是民間資本的進入，而是整個過程中的不公平與不透明。這不是一個姓社、姓資的討論，而是一次有關社會公正的沖突。”，草民覺得可笑，這基本就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命題，這恰恰是一個“姓社、姓資”的討論，而且是工人們用行動語言參與的討論，《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自己的報道中，已經給出了明確的回答：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以人為本。

在《中國新聞周刊》的這組報道中，最為不堪的是關于陳國君先生在身負重傷后，求生不得的悲劇：

【“我求求你們，救救我，我還想活。”，這是《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范圍內，陳國君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后遺言。據一位目擊者轉述，這次求救并沒能打動身邊的工人們。“大家伙都說，你要活，我們就得死。”…在通鋼職工的傳言中，陳國君“要把通鋼搞黃”。證據是，他在與職工僵持的過程中，做了一個讓工人下崗的動作，并說“3年后我讓這廠子姓陳，讓你們回家”。…聽說陳國君被打之后，通鋼的工人像瞻仰遺容一樣去瞻仰他，一批一批地上去，轉一圈，再回來。】

人之將死，其心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如果弄到這步田地，那就是“你死我活”的狀態了。工人為什么會有“你要活，我們就得死。”的感受呢，因為他們是親歷，而不是專家教授們不著調的高談闊論，因為工人們對資本家已經是哀莫大于心死。

而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筆下，通鋼職工的話語，整個就是在“憶苦思甜”，憶被改制之苦，思未改制之甜。

在建龍實際完全控制通鋼的時期內，勞資關系、干群關系簡直形同水火，工人工資大幅度下降，少數管理層工資大幅度上升，公司內管理層級森嚴，細節如下：

【“建龍這個企業是學臺灣的中鋼，實行的基礎是私有化管理，下級干部見了他都得站著，通化市的人開會時，見著他也得站著。這個事情在老國企中可能就有點行不通了。”、“辦公樓的二樓整得森嚴壁壘，把經理辦公室都隔死了，門外有崗、樓里有崗，這種人為造成的隔閡讓普通職工要見經理變得很困難。”。

“2008年底死掉的宋凱，跟陳國君幾乎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宋是通鋼煉軋廠廠長，2008年平安夜，一個工人因為過圣誕喝了點酒來上班，被他當即開除。宋后來也因此被那個工人用錘子打死。】

這樣的管理模式，普通工人、職工事實上就是一群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被雇傭者，形同群氓，整個管理氛圍透著一股冷酷，毫無人性，怎么著也不能往以人為本上靠。

同時，通鋼職工的幸福回憶，還原給人們一個充滿人性關懷，干群關系比較融合的場景，細節如下：

【在這個高度熟人化的環境里，職工之間對彼此的工資、獎金和福利待遇都了如指掌，連廠長也不例外。

這個修建了不到10年的（明珠）廣場，現在看起來已經很殘破，…音樂噴泉只是擺設。而在2005年以前，一位女職工說，“一到夏天，噴泉噴出來涼水，燈光一照可好看了”。

“這要擱2005年以前，不是部隊文工團來廠里演出，就是我們的文工團上部隊慰問，現在倒好，連文工團也沒了。”

一位職工告訴記者，直到90年代，他在明珠廣場邊上買的60多平米的房子，單位還給出了15300元，而他自己只花了四五千塊錢。

魚、肉、蛋的發放是默認的慣例。碰上過年，每個分廠都要出節目，廠里發票給大家看。各分廠組織匯演，年底表彰先進、勞模和積極分子，這些通鋼人保持了近50年的生活習慣，卻在2005年開始淡化或者中斷。“有個氣氛在這里，再困難工人也不叫苦，我們通鋼人的工作動力不都是物質刺激的。”】

但是，這種溫馨、安全、和諧的環境，是通鋼工人50年白手起家、艱苦奮斗、干群一致、同甘共苦的結果，并不是所謂“懶漢”、“大鍋飯”的私利，細節如下：

【1960年，…糧食最緊張時，一天一發糧，為了買糧，職工不得不成夜去糧店站排，第二天還要照常上班。而一線的干部更慘，糧食定量比別人低，工作時間卻長于工人。

鐘珍回憶，1969年工廠搞擴建時，她為了響應“老婆孩子齊上陣，組織家屬革命化”的號召，毅然把孩子扔在家里，加入了黨政工青婦上生產一線的大會戰，一天工資不過1塊5毛錢。

作為低工資時代的一種默契，通鋼一直承擔著自己對工人應盡的責任。…以前通鋼在很困難的時候，總經理安鳳成還提出一個口號，1/3的人學習，1/3的人到新崗位，1/3的人在老崗位。他寧可拿出一筆錢來讓一批人去學習，給他們發基本工資，生活還可以很好。基本工資都在千元以上。】

以上摘引的這些，只是眾多文字的一小部分，但是，可以看出來，通鋼人是有感情的，是有良知的，社會主義怎么好，他們有最直接、最樸實的感受，私有制怎么冷血，他們也有最直接、最痛切的親歷。

事實教育了最廣大工人群眾，這不是什么“極個別退休人員”輕易能夠“煽動”得了的，通鋼的工人對專家口中的“從背靠國企的大樹，到直面深不可測的市場”有最鮮明的認知。既然有“主人翁”的家庭歸屬感，既然公有制是可以背靠的大樹，既然市場（私有化）是大魚吃小魚的深淵，為什么偏要一盤散沙，偏要砍掉大樹，偏要為淵驅魚呢？

還是那句老話——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是以人為本，以勞動者為本，才能建設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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