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貧困大學生說起　　

李文斌　　

這幾年，“貧困大學生”這個詞在全國沸沸揚揚盡人皆知。以至原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也深為憂慮解囊相助。慈善機構，有惻隱之心的企業家，全社會樂善好施的民眾都紛紛行動起來，向貧困大學生伸出援助之手。國家出臺了政策，銀行采取了措施，總之，想方設法不讓考上大學的學子輟學。　　

然而，若用唯物辯證法通過現象看本質的觀點，來觀察這一社會現象，卻大有思考深究之處。　　

首先，什么是貧困大學生？貧者，少也；即錢少。困者，無計可施或走投無路也；即沒辦法。貧困者，既錢少又沒辦法。但大學生與其他學生群體一樣，并不是獨立的社會階層，因為他們經濟上沒有獨立，需要依附于他的供養者——家庭、家長。所以，貧困不是指學生本人，而是他們的供養者。貧困大學生嚴格地說應是“貧困家庭的大學生”。從這個意義講，有多少貧困大學生就有多少貧困的家庭和家長。這些家庭和家長也許原本并未列入國家定義的需要脫貧的人口范疇，但由于他們家出了“狀元”，卻因福得禍一下子使自己成了中國貧困大軍的一員。由此，又引出了中國關于貧困的定義究竟是什么？此前定義的貧困人口是指未達溫飽線的人或家庭。而貧困大學生，則是指上不起大學的人或家庭。對此，也許有些“學者”又會自命不凡地作出一番闡釋，反正現在是言論自由，什么屁都能放。正如那個懷著叵測之心要將龍從中華民族的圖騰上抹去一樣，一批偽學者這幾年確實沾盡了當變色龍的便宜。但貧困和富余能是隨便說說的嗎？它是一個嚴肅的政治話題，關系到多少人的生計和命運，關系到黨和政府的決策，難道可以在糊里糊涂中作出決定嗎？保不住那天又冒出來“貧困病人”的稱謂。因為上大學固然是人的一大權利——受教育權，但看不起病而死掉則直接剝奪人的生存權，那個大？　　

第二，貧困大學生是怎樣產生的？我看是政策造成的。政策哪里來？是人定的。所以，貧困大學生是人為的，甚至可以說是一場人禍。　　

中國解放以后的四十多年沒有貧困大學生一說。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大學收費，這貧困大學生就一年比一年多，以至成了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大問題。為什么呢？前后政策不同所至。也許有人會說政策是改革的政策。但請注意，如果這個政策給國家帶來的是無法估量的負面效應，你能說這個改革是成功的嗎？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　　

我是1963年入學的大學生。我是貧苦農民的子弟，我的整個高中時期是在吃糠咽菜中度過的，我入學體檢時因長期挨餓肝大2公分，我上學報到時下了火車到西安手中只有2元錢，我上學帶的行李是一個卷成園形的鋪蓋卷……但是，我被學校敲鑼打鼓地迎接了進來，沒人給我要一分錢。此后的5年大學生活，我總共花了35元錢。都是用來買教科書、學習用品等。吃和住不花錢，出外實習、參觀、下廠、春游、社會調查都是學校出錢。我們5年都很少進城，更沒有進商店的念頭，國防院校特供的一人一斤用紅薯熬的水果糖，我舍不得吃，留到暑假到新疆孝敬了父母。我們經濟上雖窮，但為國家發奮學習的熱情高漲，經常廢寢忘食，你追我趕，以成績不好為恥，以助人為樂為榮。我們有此學習機會和無后顧之憂的學習環境完全得益于國家的政策。那時國家也很窮，但咬牙辦教育，學生一切全包。用現在的話說是“保證教育投入”。　　

再看現在吧。一說搞市場經濟，就把一切推向市場，不分青紅皂白，尤其是教育和衛生，都未幸免。“教育產業化”、“教育消費”呼聲日高，愈演愈烈，甚囂塵上。大學如脫韁之馬，為所欲為，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事都想干，什么錢都想收，什么生源都敢要，什么課都敢開，什么文憑都敢發。更有甚者，招生丑聞，考試丑聞，錄取丑聞，發證丑聞，此起彼伏，就連名校也不要臉地帶頭舞弊。一時間，中國的高校成了宰人黑店，闊少爺招搖過市，貧苦人望門卻步。層層加碼的收費標準在幾乎無人把關的情況下，一批又一批地造就著貧困大學生大軍，一年又一年地為國家的腐敗培養著后備軍，一次又一次地為國家的動蕩埋下炸藥包….而隔靴撓癢的的國家對策，不去挖貧困大學生產生的根，卻煞有介事的忙活什么慈善、救濟、貸款、大學生自律條款等等。這些散亂而無序的舉措，在獅子大開口的教育亂收費面前無異杯水車薪。這種惡性循環將無休止地表演下去，未有窮期！為什么國家就不能也象毛澤東時代那樣咬牙辦教育呢？如此大的GDP，如此大的外匯儲備，如此多的銀行呆帳，如此多的巨貪……為什么就不能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徹底消滅“貧困大學生”呢？　　

無獨有偶，另一個令國人忍無可忍的政策大失敗是醫療衛生行業。它使人道主義化身的醫療衛生行業一下子成了人們心中的魔鬼。這個可怕的形象何時能改變只有天知道。人民出錢辦衛生，衛生反過來害人民，天理何在？究其根源，還是政策惹的禍。也是人禍。決策者們竟幼稚地將醫療衛生也一股腦兒地推向市場，撒手不管，這在世界上幾乎絕無僅有。可怕的亂收費、高收費如原子彈的鏈式反應般席卷華夏，遍及全國，舉國老少，凡得病者，無一幸免。如果說，教育造就了令中國在世界上引以為恥的貧困大學生的話，那么，醫療衛生行業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們，造就了同樣在世界上引以為恥的“貧困病人”大軍。這支隊伍的規模數量和它的嚴重程度，一點也不比貧困大學生遜色！只不過當代中國問題實在太多，無法一一關注。更令人失望的是，迄今為止，解決醫療衛生行業的問題，還未見令人信服的有效對策。　　

應該指出的是，我國正在全民奔小康，而且國家的整體發展水平和全民的生活水平都不斷提高。正因如此，出現“兩個貧困”就更加不可思議。因為它們與國家的發展逆向，是一種反動。是對小康型社會的一種破壞和貶低，是對全國人民前進方向的一種干擾，是對全民信心的一種動搖。　　

由于決策者的思想混亂、行為混亂以及官場腐敗等原因導致的政策性錯誤，每每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筐裝起來，從而逃避澄清與追究；各種嚴重惡果的政府行為，也常常用“改革開放”這塊大牌子堵老百姓的嘴。長期以來，在13億的中華民族大家庭里，每時每刻都在上演著由政府失誤導致的人生悲劇；家破人亡有之，妻離子散有之，傾家蕩產有之，含冤而死有之……上不了學，看不了病，只是其中為社會關注的一部分。由于中國基本沒有對政府真正有效的監督與問責，所以，政策性錯誤的后果最終是人民大眾買單。老百姓不得不一次次吞下強加給他們的災難。中國呼喚憂國憂民，悲天憫人，勤政愛民的公務員隊伍，而不是一幫敲骨吸髓的蛀蟲。　　

期待著“貧困大學生”盡快從全民奔小康的大軍中消失；期待著“貧困大學生”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記錄中抹去；期待著在應該辦到也能夠辦到的國情下，讓任何考上大學的中國公民都能毫無障礙地上學。這個要求建國以后的“非小康”時代作到了，現在要求該不過分吧。

          2007  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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