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遲到,可還是遲到了。因為前一天我上午參加毛網包書的義務勞動,下午聽烏網的講座,晚上又看一小時的電影《高興》,從早7點出來,晚上10點到家。
4月19日 上午9點半烏有之鄉舉辦的“狂飆為我從天落——紀念新愛國主義運動一周年座談會”未能準時到會。其實不是起床晚了,就是差幾 十米 沒趕上該坐的那趟公交車,又等了一個間隔時間,結果。眼瞅著表針跟我作對。我從這路換那路,又進了地鐵。在地鐵又倒了兩次,到9點28分接到一位小友的電話,問我到哪了,我忙說到北土城了。其實還有兩站才是北土城,離蘇州街站還好幾站呢。小友說會場人太多,他在二排給我占個座。等我到達會場時門口已經站滿了人。我擠進去,小友就跟我招手。靠墻坐著一位年輕人起身讓座,我謝絕了,我向小友留的座位走去。等我坐下后才發現哪是留的空座?是他的座位。他自己在墻根站著,我不忍心,他指指腳下,有個不足一尺高的小塑料凳,因為太矮他沒坐。
這時,由唐杰制作的視頻節目已經放完了,前邊有位年輕人在發言。大家都認真地聽著。事后我才知道他叫吳童,曾在法國留學。他講述了去年4月在巴黎的40萬中國留學生和華人,手持著幾萬幅五星紅旗,巴黎形成了一片紅色的海洋。直到現在,巴黎的留學生還保持著對法貨的抵制。他用活生生的例子告訴大家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欺負誰也不要欺負中華民族的兒女!“80后”的留學生雖然崇尚民主自由,著洋裝讀洋學,但他們的胸膛里依然是一顆中華之心!我聽了覺得很振奮,我們的新一代起來了,我不用再擔心了。
說心里話,我不僅擔心“80后”的,我還擔心“60后”的,因為他們還不諳世事時就爆發文化大革命了。等到他們能夠辨明是非時毛澤東時代就逐漸遠去了。等到他們走向社會時就開始“去毛”,接著就是“非毛”了。他們對新中國,對毛澤東,甚至對共產黨認識的很不夠,很不準。所謂的“80后”那是“60后”的后代,他們對社會主義,對人民公社,對計劃經濟,對集體主義是一無所知。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是先天不足的。從我的外孫女和我的孫子身上,我感覺到這茬人不好辦了。我能教育外孫女和孫子的父母,我卻教育不了他們了。無論我講什么他們都聽不進去。外孫女還算不錯,只說“你們那是啥年月了!”。孫子就是倆字:“多余”。去年年末經人介紹我走進了烏有之鄉書社,參加了一次座談會,兩位業余主持人一位中年、一位青年。會后我了解到那青年才26歲,大學畢業在一家民營企業工作,到烏有之鄉做志愿者,也是“80后”。我看到希望了!今年大女兒一家三口來過元宵節,趕上烏有之鄉有講座,我把外孫女帶來想讓她受受教育,可是她不感興趣,勉強等到結束。回家后她爸爸問她覺得怎么樣?她說“這幫老頭、老太太好像精神受刺激了!”對此,我只好搖頭和嘆息!之后的一次講座因為我去晚了,只好到后墻根站著,有個堆放物可供靠著,一位小青年禮貌地給我讓了個空。講座結束時我問他感興趣嗎?他沒有表示。我問他在哪念書多大年齡,他說是人民大學、19歲。這在我接觸的或看到的青年和大學生中,他是最小的。他不是“80后”而是“90后”啊!我感動了。我想用他的例子教育教育我外孫女和孫子,可是讓他給我留個聯系電話他不肯。但是,我仍然鼓勵他多來聽一聽。因為這是我們和修正主義、資產階級都在爭奪的一代人啊!此刻,吳童的發言振奮了我,我的擔心少了許多。
主持人又請出一位演講者,叫劉xx,也是個在校大學生。他以武漢抵制“家樂福”的愛國游行參與者身份發表了演說。他認為去年爆發的這次愛國游行活動,是近30年來,尤其是去年年初國家遭受的一次次災難,遭受的一次次凌辱所致的一次國民情緒的大爆發。他認為正是一些強調“理性愛國”的人,主導了大批國有企業的賤賣,導致了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和整個中國工業體系的破壞,使大學生失去了愛國理性的最佳選擇。其實他們這些被鄙視為“憤青”的大學生才是最具理性的愛國者。因為他們不僅是中華民族“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體現者,也昭示了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我國近代的每一次民族解放運動都始于學生運動。他很有信心地喊出了:“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
緊接著,時xx同學走上了講臺,給大家講述了去年4月,他的一些感受和經歷。他和一些朋友,在國外反“藏獨”護圣火的鼓舞下,于 4月16日 參與了愛國T恤的發放。他把愛國T恤衫拿出給大家看。我看見上面印的是我國的地圖,文字是“反分裂、護圣火”。他就因為穿著“反分裂、護圣火”的T恤衫,被警察驅逐出愛國游行的隊伍,被告知“不許游行!”他在校園中用 4米 長的竹竿掛起了頭號大的國旗,也被校方勸阻。為此他曾和學校對峙,并向校方宣告:“這是我們的國旗,誰敢動我們的國旗,誰敢阻攔我們愛國,我們就和誰拼命!這是我們的國家,沒有任何人可以剝奪我們愛國的權利!”但是,他還是被帶上警車,讓他登記。他不乏戲謔地質問:“開天辟地,愛國也要登記?”他是笑著講的,我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他確實是個勝利者!靠南墻的一些青年聽眾也伴隨著發出一陣陣笑聲。可是,我的心卻沉重的很,我笑不出來,而是在抹淚,盡管我不住地抹,還是淚流滿面。我難過啊!孩子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在自己的校園里表示愛國,竟然如此遭遇!我們的國家怎么了?若不是在會場,我就要面對蒼天大吼一聲:“祖國母親,您害的是什么病啊?”因為我是處在揮淚之中,沒能四顧,但我發現我前面的 張宏良 教授和曠新年老師也在抹淚。我感覺到,在場的起碼半數以上,流淚了。
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親歷的,沁人肺腑、驚心動魄甚至徹骨的震撼!面對這幾位可愛的孩子,我真想上去擁抱一下。主持人替我說了:
正是由于這些“憤青”們的勇氣和決心,我們的愛國行動才得以延續,我們才保障了我們愛國的權利!也是由于這些同學們的勇氣和決心,我們“80后”才又一次登上了歷史舞臺,再一次表達了自己對祖國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請來的幾位大學生講完了,該專家、學者發言了。他們可能也都受到學生們的講演所感奮所鼓舞,也都義正詞嚴、飽含激情地表達了對學生、對新一代的肯定和期待;對新愛國主義運動做了很高的評價。如果主持人和往常一樣安排互動交流時間的話,我會第三次請求發言,一吐我對孩子們的熱愛和感激之情。我更要高呼一聲:“毛澤東遺志后繼有人,中華民族是不可欺負的!”
陶 冶
2009年4月23日 18:2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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