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教訓

               鄧小平的經驗

　　　　　　　　　　楊連旭

　　　　　　　　?。?006年4月）

防治官僚階級的異化，從來就是一個治國的難題，是最高統治者處心積慮破解、可卻至今未能破解的難題！

當代的毛澤東和鄧小平也毫無例外的試圖破解，可也沒能破解這個難題，他們都留下了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

“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這樣的基礎是最可靠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34頁）所以，破解這個難題就必須總結和汲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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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異化了的官僚，不僅黎民百姓恨之入骨、被逼無奈就扯旗造反，而且最高統治者也深受其害、希望能斬盡殺絕。

對于官僚階級，歷代王朝說教嚴刑、軟硬兼施，幾乎竭盡全力、無所不用其極。

從“君君臣臣”、“忠君報國”和“愛民如子”，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教化，再到“正大光明”和“以孝治國”的身體力行，思想家和帝王們可謂用心良苦。當然也是成就斐然的，正是由于有一代代明君賢臣們的共同努力，才開創出一個個中華民族的強國盛世。

盡管如此，只要最高統治者稍不注意，就會形成大批的官僚異化，誤國害民、禍國殃民。所以，帝王們又企圖殺一儆百以絕后患。

尤其是貧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是對異化成貪官污吏的官僚，即便是開國的元勛功臣，也毫不留情、決不手軟。嚴法酷刑、特務監督、百姓扭送，只要是他所能想到的辦法他就都使用了，甚至抽筋剝皮、成萬的殺戮，可就是不能根除，大明王朝還是因此而亡。

清朝的雍正和乾隆二帝又反其道而行，實行“養廉銀制”，可也是無濟于事。就是從所謂的“乾隆盛世”起，在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壓迫下，農民起義已成規模。

一旦官僚異化成個人主義第一、自私自利，追求權力的最大化和財富的最大化，就必然欺下瞞上，置國家安危和人民生死于不顧！

古今中外皆如此。

以國家人民利益為第一的中國共產黨，當然要挑戰這個古今中外的治國難題，探求解決防治官僚異化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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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普遍認為，毛澤東只是殺了劉青山和張子善，就遏制了腐敗。

這是不對的。要論殺腐敗分子，鄧小平比毛澤東殺的人又多、官還大，可腐敗卻是愈演愈烈。

為什么呢？利令智昏嘛。

在私有觀念的社會中，只要有利可圖，就必然有奮不顧身的人涌現出來；只要有私利的存在，就必然有異化的官僚產生；只要有足夠的利潤，就有前赴后繼的動力。所以，貪官污吏是殺不絕、斬不盡的。

這就歷史的規律。

其實，毛澤東早就明白此理。所以，他不主張以殺戮、而是以民主的方式、人民監督的方法為主。殺劉張，這只不過是人民監督中的個例。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了跳出這個“興亡周期律”的方向：

“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p>

毛澤東說到做到，執政掌權伊始就開始付諸實踐。從20世紀50年代起，他先后發起了“三反”運動和“大鳴大放”運動，60年代又先后組織了“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直到他逝世。

頻繁的群眾運動確實對官場腐敗保持了強大的高壓抑制作用，腐敗分子也有，但很快就能被揪出來，難成規模和氣候；但是這也產生了無政府主義盛行，嚴重擾亂行政秩序、激化派性爭斗的副作用?！?/p>

總結了其中的教訓，鄧小平則進一步強調：

“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保ā多囆∑轿倪x》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頁）

因此，他組織取消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恢復了國家的檢察、政府的審計和監察、黨的紀律檢查機構，頒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

這雖然抑制了派性爭斗、恢復了行政秩序，但是卻導致了官僚階層中急功近利的胡作為成災，以權謀私的亂作為成害，拈輕怕重的少作為成風，無利可圖就不作為成氣，官場腐敗惡性膨脹。

毛澤東以群眾運動防治官僚異化的方法，雖然成效卓著，可由于成本高代價大而流產了；

鄧小平以專業打擊防治官僚異化的方法，雖然成本低代價小，可由于成效甚微而在事實上失敗了。

就連他們都沒能想出防治官僚異化的好辦法。由此可見，既要有效監督官僚，又要穩定行政秩序，目前還是個二難選擇。

    毛澤東和鄧小平雖然沒能獲得防治官僚階級異化的徹底成功，可他們卻給后人留下了思考的啟示。

　　　　　　　　　（三）

    總結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經驗教訓，不難發現：他們都有著強烈憂患意識，也就都把防范官僚異化始終列在主要的議事日程中。

強調“路線是個綱”和“以階級斗爭為綱”，實施“抓革命促生產”的毛澤東自不必細說。就說鄧小平，在公開發表的最后一次談話里，他還在苦口婆心，反復再三的強調：

“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p>

“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

“要選人，人選好了，幫助培養，讓更多的年輕人成長起來。他們成長起來，我們就放心了?，F在還不放心??！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p>

可是，在具體方式上卻又不同：

一是，毛澤東試圖通過他個人同人民的直接結合，以理想主義為指導，讓人民監督政府、防治官僚異化。

這樣，人民就在實際上處于了無組織的自發狀態，沒能形成組織制度和體系。

他在時，群眾大權在手，就出現無政府主義自由泛濫的現象，懵懵懂懂，誤打誤撞，成效不小，惹禍不少，授人口實。

他走后，群眾大權丟失、理想淡化，就又成了一盤散沙的散兵游勇，輕易就能被異化的官僚以權力各個擊破。

二是，鄧小平試圖通過實現民主監督與法制建設的結合，以人民的個體彈劾，通過官僚機構防治官僚異化。

這樣，就把人民的監督納入了官僚體系，人民處在權力的重壓之下，人人不能起來負責，民主監督就必然軟弱無力。

尤其是，官僚階級的利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這又必然發生官官相護的貓鼠同盟。

因此，以官僚機構防治官僚異化就必然低效、乃至負效，導致腐敗橫生。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

其一、只有最高執政階層憂患意識，才能有未雨綢繆的準備和防治官僚階級異化的決心。

其二、只有廣泛發動人民監督官僚，才能全面深入和有效地防治官僚異化。

其三、只有人民有組織地彈劾官僚，才能最大可能地降低防治官僚異化的社會成本。

其四、只有人民的組織徹底脫離官僚體系，才能防治自身的異化，

始終以勞動階級利益為出發點。

第五、人民監督官僚必須不僅以理想主義為指導，而且還要從自

己的切身利益出發，才能實現持久有效。

如此五原則有機相連、缺一不可。

這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治國經驗教訓。

所以，防治官僚階級異化，最高階層就必須在政權體系之外，再造一個直接掌控、脫離行政權力系統、專職保護勞動階級合法權益、實施民主政治監督的人民組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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