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統治者必須建立同勞動階級的直接組織關系
楊連旭
（2006年4月）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古今中外的事實證明，由于異化官僚的瞞上欺下，高高在上的最高階層和身處基層的勞動階級很難實現“上下同欲”的完美結合。
不僅如此，心懷叵測的人還會以人民代表自居，脅迫最高階層；
更有心懷異志的人，或者以各種手段蒙蔽群眾與中央分庭抗禮，或者割斷黨的最高階層與人民聯系，以對抗和架空最高階層。
我們應該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
無論是當年蘇聯東歐各國的民主革命，還是現今獨聯體各國的“顏色革命”，并不是通常所誤解的全民革命，都只是由反對派組織起了社會的部分力量進行的，社會成員的多數卻處于無組織的旁觀或盲從狀態。
比如說蘇聯的解體，就只是少數人的意愿，多數人并不同意，可也只是坐視旁觀了。
對此，反對派因為并沒有實力建立起龐大的社會組織體系，自然只能組織起部分社會力量。這是在情理中的。
可執政當局又為什么不能組織起多數社會成員進行有效反擊呢呢？通常以為，是因為執政者的政策失誤和官僚腐敗失去了號召力。
其實，并不完全如此。蘇共喪權和蘇聯解體后的選舉中，俄共曾長期居第二大黨的事實。這就證明，當時蘇聯共產黨還是有著相當的群眾基礎的。如若當初，蘇共利用執政的優勢還是完全能組織起社會主要力量保衛蘇聯、鞏固政權的。
那么原因何在呢？
看看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后，許多當初的實權派，現今不僅依然是高官任做、而且已經財大氣粗了。這就足以證明當初他們不僅無意組織，而且是有意慫恿群眾推翻蘇共、解散蘇聯的。因為他們早已異化成了貪官污吏和異己分子，早就巴不得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社會制度法律顛倒，或者實現非法財富的合法化，或者在私有化中乘機大發橫財！
就是這些異化的官僚，他們先是胡作非為、為非作歹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后又參加組織或慫恿社會了改朝換代，從而實現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問題是，那些沒有異化的干部、那些還有一定權力的干部，比如蘇聯的“緊急狀態委員會”，尤其是戈爾巴喬夫，他雖然思想有些異化，可不僅不是貪官，而且還是很親民的，他也決不愿意主動交出權力的，他們為什么不能組織起社會力量呢？
因為他們已經無能為力了。貪官污吏雖然在干部隊伍和共產黨中只占少數，可他們卻都是實權人物，占據和把持著中央和地方的大權，其他人就沒有了社會力量的組織體系，自然也就無法將人民組織起來。
迄今為止，古今中外的集權政治都是一個體制，即依靠地方政權組織社會力量。
這樣，一旦地方政權普遍異化，中央政權就失去了組織社會力量的能力，就成為脫離人民的空中樓閣了。古中國反復出現的諸侯爭霸、七國反叛、三國演義、八王之亂、南朝北國、藩鎮割據、五代十國、三藩叛亂和軍閥混戰，無不因此而成。
在集權政治體制社會，統治階級、主要是官僚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矛盾主導著社會發展的興衰榮辱。
為了通過政策緩解這個矛盾，最高統治者也是絞盡腦汁企圖了解民情，出巡記載不絕于史，微訪的傳說不絕于耳。
可受官僚的掣肘和經歷的限制，他們也很難全面徹底了解到民情。當今社會也是如此！
有人說，現如今中央的政令都已經出不了中南海了。
這話顯然夸大其辭了。
可要說，對中央陽奉陰違的異化官僚是大有人在的，這倒是人人皆知的事實！有民謠說得好：
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
黨中央發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傳，傳到最后沒人辦。
太平盛世尚且如此，一旦有了風吹草動，他們的所作所為那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必須未雨綢繆，另行建立起脫離政權系統的、最高階層同勞動階級沒有其它利益干擾的、獨立的直接組織關系。
這樣，不僅至少要比有著個人利益或本位主義的地方官僚反映的民情要真實全面，而且在必要時即可繞過異化的官僚階級所把持的權力系統，直接動員和組織勞動人民維護中央的執政權威，粉碎任何脅迫、架空和對抗最高階層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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