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網絡文章整理）

“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在1982年4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向他的同事們發出了警告。
鄧小平把當時的情況和建國初期作了比較。“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那個時候，貪污1000元以上是‘小老虎’，1萬元以上是‘大老虎’，現在一抓往往就是個很大的‘老虎’！”
1989年6月16日，即將全面退休的鄧小平寄語新一屆領導集體“做幾件使人民滿意的事情”。他說：“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另一個是抓緊懲治腐敗。”這次談話后來以《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為題收進了《鄧小平文選》。
“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1992年，88歲的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呼吁道。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腐敗的情況怎么樣了？雖然傳到我耳朵里的信息是成績大大的，但是我看到的現實卻是不容樂觀的、甚至是嚴酷的。好象腐敗和反腐敗的力量正在悄然發生了轉變，在某些局部嚴重腐敗的地方，腐敗成了可以炫耀的資本，而反腐敗的人成了過街的老鼠。
前不久，我接觸了兩個人，一個是已經退休的老干部，他一生疾腐如仇，但是現在，再也不提反腐敗了。他憤怒地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它去吧！”
另一個是多年從事紀律工作的同志。當年，可是處分了不少人，有海瑞之風。我見他明顯老了。“還查什么案！”他無奈地說，“為了家人，我也得學會自保了啊！”

也難怪他，以前的腐敗和現在比，簡直就是清正廉潔了。不少挨過處分的人可是不服氣，他們拿組織沒有辦法，對付他綽綽有余。你解釋不清，為什么同樣的問題，昨天和今天得到的處理不一樣。還有，那些被查過的人，現在都成了能人，是你的直接領導了，他拿你還不容易，所以他只好打脫牙往肚里吞，工作了一輩子，有種被愚弄的感覺。

是啊，反腐敗為什么成了天下第一難題呢？
這些年，出臺的政策不少，甚至還跑到外國去學習人家反腐敗，學習了半天，結果腐敗愈來愈烈。
其實，在反腐敗上，我們才是真正的老師。

我03年到江西瑞金參觀人民法庭,就已經找到了答案。毛澤東是反腐敗的大師，而且反腐敗能夠立桿見影。這又是為什么呢？

疾腐如仇終不渝
毛澤東反腐敗與他的修養有關。毛澤東反腐敗反了一輩子。
1944年，適逢李自成失敗300周年忌日，史學家郭沫若，滿懷激情，以深邃的目光與犀利的文筆，在重慶公開發表了震聾發饋的史學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個極為慘痛的歷史教訓，即一切以革命為宗旨的階級或集團，在勝利面前，千萬千萬不能驕傲的革命真理。

《甲》文一出，由于階級立場的不同，蔣介石對此大張撻伐，毛澤東對此卻歡迎之至。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立即作了全文轉載，同時發表了《防止驕傲自滿》的社論，號召人們認真學習《甲》文，深刻吸取歷史教訓。中共中央宣傳部與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又聯合下文，要求黨員，“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都必須保持清醒和學習的態度，千萬不可沖昏頭腦，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與此同時，延安又出了《甲》文單行本，人手一冊，被列入整風文獻。在毛澤東的推動下，陜甘寧邊區與各革命根據地迅速掀起了學習《甲》文，搞好整風的熱潮。

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戰役之后，蔣介石失敗在即，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已勝利在望。在這新舊社會更替，中國歷史即將發生轉變的關鍵時刻，為了迎接勝利，毛澤東及時召開了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在對新中國的誕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會上專門談了防驕破滿問題，并向全黨及時提出了“兩個務必”的反腐方針（“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在他的倡議下，會議又圍繞不當李自成、拒腐防變這個嶄新的課題，作了認真討論，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體規定，從而為建國后的防腐反腐斗爭，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毛澤東一貫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己任，1944年，他在張思德追悼會上作的“為人民服務”講演中系統闡述了這一思想。1963年3月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號召，1964年把“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作為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條件。
1950年3日4日，離開北京達88天之久的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回到了中南海。
第二天，李銀橋去香山接來了妻子韓桂馨。毛澤東特意在吃飯時讓廚師多準備了幾樣炒菜，為韓桂馨“賀喜”。

飯后閉談中，毛澤東向韓桂馨詳細詢問了香山的一些情況，韓桂馨無意中說起一位領導干部在香山找了一處幽靜的山坡，在給機關施工時順便也為自己蓋了一幢二層小樓，只是還沒有住進去。毛澤東聽了，臉色變得難看起來。韓桂馨便沒有再說下去----

不料第二天下午，李銀橋在菊香書屋見到了那位在香山為自己蓋房子的領導干部，坐在毛澤東會客室里的還有周恩來和聶榮臻。

毛澤東雙手叉著腰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著那個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氣，大吼道：“你的派頭真不小呢！我看你和過去的帝王將相差不多了！”那位領導干部嚇得頭上直冒冷汗，垂著頭不敢正視毛澤東。毛澤東背著手在房間里大步地來回走著，突然又向那人劈頭喝問：“你這么干，還配當共產黨的干部嗎？老百姓要戳著我們脊梁骨罵呢！我早講過進城以后不要學做李自成，你為什么裝傻？”
那人低著頭膽戰心驚地說：“主席，我錯了......”
“你錯了？當初蓋房子不曉得錯？”毛澤東越說越氣，“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著手中有點權，有意拆我們的臺......”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煙，狠吸一口。周恩來和聶榮臻在這種情況下也是面面相覷，誰也不便多講一句話。
突然，毛澤東將僅吸了兩口的煙使勁兒地掐滅，大手一揮，厲聲喝道：“拉出去槍斃！”

李銀橋一聽嚇了一大跳，周恩來和聶榮臻也被驚得從沙發上站起來。那人更是被嚇得軟了身子，搖搖晃晃地險些癱倒了......

毛澤東又連說兩句：“拉出去，拉出去斃了。”

李銀橋看看周恩來和聶榮臻。周恩來和聶榮臻見狀，不得不上前勸慰毛澤東暫息雷霆之怒，等將問題調查清楚后再作嚴肅處理。毛澤東依舊盛怒道：“我們共產黨員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來這里享受的，更不允許貪污腐化！這樣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

周恩來說：“主席講得對！這件事需要調查清楚，按法律程序辦......”

聶榮臻說：“我們一定要嚴肅處理，絕不寬怠！”

那位干部也回過神來說：“我一定吸取教訓......愿意接受黨給我的任何處分......”

毛澤東這才余怒未消地對聶榮臻說：“那就交給你去辦吧！”

毛澤東看到，中國的干部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許多干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干干凈凈，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對工人、農民搞瞎指揮，甚至打罵群眾。為了避免干部腐化變質，毛澤東形成了一個干部要參加勞動，通過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思路。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各省省委書記在毛主席家里輪流向他匯報情況，會議開得很晚，吳連登問主席要不要給大家做飯，主席說：“一人一碗面條。”吳說：“人家來開會，您都不讓他們吃飽飯？”主席說：“我就要讓省委書記們嘗嘗餓肚子是什么滋味！他們整天吃得好極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飯是什么感覺？”
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如果大多數干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那末這少數干部就會被孤立，就可以改變官僚主義的習氣。靠做大官吃飯，靠資格吃飯，妨礙了創造性的發揮。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掉官氣，要在干部當中掃掉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們手里，就要服從他們。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從你。（《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打鐵先須自身硬

在舊社會，當官者，一般都是為了個人發財，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過著驕奢淫逸之腐朽生活。即使有清官，也是鳳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澤東的一生，大部為官。但他當官，一般不是為了個人發財，而是報國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潔，有口皆碑。
早在井岡山時期，身為井岡山最高領導者的毛澤東，就毅然廢除中國數千年舊軍隊官兵不平等的腐敗惡習，在紅軍中帶頭實行官兵一致。瑞金時期，身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個兒又高飯量又大，但他的糧食定量只及普通戰士的3/4。長征道上，過草地時，辣椒是個寶。警衛員設法為酷愛吃辣子的毛澤東，多領了20個紅辣椒，被毛澤東嚴令其如數退回。警衛員不以為然，毛澤東嚴肅指出:“我們是紅軍，作為領袖怎么能搞特殊？”警衛員沒法，只好照辦。

新中國誕生后，功高蓋世的毛澤東，雖已進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潔如故，艱苦奮斗依舊，不僅吃穿還是那么省儉，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晝夜。抗美援朝爆發，毛澤東帶頭送子參軍，不幸老年喪子。女兒上學，不準用公車接送。禮品一律交公。對親友從不循私。警衛人員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澤東用私款退賠，并就此對警衛人員開展整風，一整就是半月。正因為毛澤東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潔，為全黨樹立了表率，所以，在他當政時期，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黨風軍風政風，都十分純正和清廉，受到中國人民的稱贊。

“中國不缺我毛澤東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女兒上學，不準用公車接送。禮品一律交公。對親友從不循私。警衛人員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澤東用私款退賠，并就此對警衛人員開展整風，一整就是半月。

一位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因公殉職，毛澤東撰文稱贊是“一位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澤東嚴以律己，為端正執政黨的黨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毛澤東在建國后從家人的來信中，敏銳地感到有些家人滋長了一種特殊情緒，于是以家書方式進行真誠又嚴格的教育。這珍貴的家書雖時隔多年，但讀后仍很受啟迪。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這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這樣盛況空前的時刻，毛澤東的親屬們是以一種什么樣的心情在祝福毛澤東的輝煌呢？毛澤東又是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親屬們的祝福呢？下面請看毛澤東的表兄文運昌的一封來信摘要吧。

潤之表弟主席：

……大哉主席，巍巍乎，蕩蕩乎，德并禹湯文武，風高宋祖唐宗，欽佩之至，瞻仰之至！

運昌不敏，體弱才薄，難并馳驅，前民國十六年春為客武昌，揖別老表以來，契闊之情，時切暮云春樹，……天生大任，其卓絕登越，旋轉乾坤，斯時新人，正所謂今時代的名世偉人……

對于文運昌的來信，毛澤東已敏銳地感受到了在他的親友中可能滋長的某一種情緒。事實上也是這樣。當１９４９年８月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１３８師的部分指戰員進入韶山，韶山毛澤東的親友們?從解放軍的口中得知了毛澤東就是一國之主，不少人便天真地認為今后的天下該姓“毛”了，因而抱有不少的幻想。這種幻想也不同程度地在毛澤東的外婆家和岳父家等親友中存在。于是，毛澤東便相繼接到各種各樣的來信，有要求安排工作的，有要求介紹求學讀書的，甚至還有要求得到一官半職的。

怎樣對待親屬們的這些來信及想法呢?看了毛澤東的家書以后，都找到了正確的答案：

“我是國家主席，不是毛家主席。我只能解決大多數人的困難，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如果只能解決一個人的困難，只考慮自己的親屬，那么，我這個主席就當不成了！”

“我為社會出些力，是把我十分敬愛的外婆家和我家鄉一切窮苦人包括在內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婆家諸兄弟子侄及一切窮苦鄉親……”

“過去，你們都受了我的連累，吃了不少的苦，我毛潤之是無以相報啊！”

毛澤東對于他的親屬們是充滿著深情的。他愛他們，希望他們生活得很好，希望他們不斷進步。這些“希望”，在毛澤東的家書中，有著特別的地位。但正因為愛他們，對他們的要求也就特別嚴。這從下面兩件事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態度。

第一件事是關于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的工作安排問題。湖南剛解放時，楊開智即寫信給毛澤東，要求能在北京給他安排工作，并得到某一方面的“職位”。毛澤東收到信后，立即給妻兄修書一封：“希望你在湘聽候湖南省委分配適合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

第二件事呢，是關于棠佳閣文家兄弟的驕傲情緒問題。那是１９５４年初，毛澤東的表侄文炳璋由部隊轉業，回到了家鄉，并擔任了湘鄉縣石城鄉武裝部長之職。他到職后，聽到了一些對文家成員的反映，便著手了解，發現確有一些人因為去北京見過毛主席而講大話，有的人還很驕傲，不大聽從地方干部的管理。文炳璋感到這是一種不正的風氣，于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匯報了棠佳閣文家中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理”的情況。毛澤東接到這封信后，覺得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毛澤東從來就反對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這種封建陋習，他任何時候也不會容許他的親屬因為他而洋洋得意，驕橫鄉里。作為一國領袖，他時刻記住“人民會說話的”，把自己置身在人民的監督之下，橫范地遵守黨的紀律，不謀私利。于是，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９日，他給湘鄉縣石城鄉黨支部和鄉政府寫了一封長信。信中明確表態：“第一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又是我的親戚，我是愛他們的。第二，因為我愛他們，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所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毛澤東不僅對親戚是這樣“嚴”中有“愛”，而且對自己的兒女愛得更深，管得更嚴。毛澤東先后曾有過十個孩子，但長大成人了的只有岸英、岸青、李敏、李訥四個。毛澤東對兒女的愛，是人世間最美好的那種情愛。毛岸英是毛澤東的大兒子，毛澤東曾對他給予過厚望。在每次寫給他的書信中，總是對他有著特別的嚴格要求。早在１９４１年１月３１日，毛澤東在給岸英和岸青的信中，除鼓勵他們要好好學習外，還特別提醒說：“人家恭維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處，就是鼓勵你進步；但有一樣壞處，就是易長自滿之氣，得意忘形，有不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危險。”毛澤東對岸英的嚴格要求，是建立在愛的基礎上的，他希望他努力學習，好好成長。為了錘煉他，毛澤東先后要他下農村當農民，進工廠當工人。
當江山社稷受到威脅時，毛澤東總是把自己的親人送到一線，當兒子岸英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噩耗傳來時，他只有一句詰問：“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毛澤東又勸說家人讓他安眠在異國他鄉。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不僅僅是貢獻了畢生的精力，而且貢獻了全家六口親人的生命。
當人民群眾生活遇到暫時困難時，毛澤東和人民同甘苦，60年代初期的困難時期，七個月不吃肉。警衛人員回鄉搞調研，帶回硬得像石頭的野菜窩頭，他含淚一塊一塊嚼碎下咽，非常自責地詰問：“我對不起人民呀！”

當建國初期人民群眾的生活還不富裕時，毛澤東除了接待外賓的禮服，內衣、被褥及平時穿的衣褲襪子都有補丁，有的還補了又補。連身邊的工作人員都不忍心看下去，勸他換新的，毛澤東詰問道：“老百姓都能穿補丁衣服，難道毛澤東就不能穿帶補丁的衣服嗎。”
中南海的花匠師傅給菊香書屋擺了很多鮮花，毛澤東讓人搬走：“到我這里來的人很多，以后還會有工人、農民的代表來。他們來了，就是為了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這里擺了很多漂亮的花，那他們也會上行下效，向我看齊，養成這種風氣就不好了呢！”

當人民群眾的生命受到威脅時，毛澤東會寢食不安。1950年的夏季，淮河流域又出現水災，受災農田3400多萬畝，剛剛翻身解放的1300多萬農民再次淪為災民。當災情報告送到中南海，毛澤東看后流淚的詰問道：“難道不能根治淮河！”。

依靠人民開新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唯一動力。”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無論是革命戰爭，還是經濟建設，還是反腐敗斗爭，均離不開千百萬人民群眾。在反腐敗問題上，毛澤東充分地堅持和實踐了這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并取得了令人稱道的歷史性成就。

毛澤東生前曾遇到過兩次腐敗浪潮：一次是1931年底，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之后的中央蘇區時期；一次是1949年底毛澤東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之后的建國之初。前者發生在戰爭年代，后者發生在和平年代。由于種種原因，均出現了呈蔓延之勢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毛澤東均采取了有力措施擊退了腐敗浪潮。這一有力措施就是依靠各級黨組織，依靠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開展了群眾性的專項反腐敗斗爭。具體做法是，成立各級反腐敗領導機構，作為各級黨組織領導反腐敗的辦事機構，前者是各級工農檢察院，后者是各級節約委員會。利用各種宣傳媒體，大造輿論，大造聲勢，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發動群眾，動員千百萬群眾參加反腐敗斗爭。如中央蘇區時期，曾成立過反腐敗突擊隊、輕騎兵、通訊員、工農法庭等群眾組織。建國初期曾成立過三反宣傳隊、打虎隊等群眾組織。由于發動了群眾，反腐敗運動開展的均很深入。如建國初以三反五反為主要內容的反腐敗斗爭，不但經濟部門揪出了很多大老虎，就是非經濟部門，也出人意料地揪出了不少大老虎。

由于充分發動了群眾，兩次反腐敗運動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毛澤東同志在《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節選：
論拆遷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
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

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論人民上訪
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
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

論國家政治民主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鐵碗反腐動真格

在反腐倡廉問題上，凡是大案、要案，毛澤東都親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敗分子，無論是誰、不問親疏，他都鐵面無私、嚴懲不貸。

在瑞金時期，毛澤東嚴懲了于都縣一個集團貪污案。將貪污數額最大的縣委軍事部長等4人，公審之后，執行槍決，余者一律依法嚴辦。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僅３個月后，中央蘇區就開展了歷時兩年的懲腐肅貪運動，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反腐運動。當時一批反腐大案都是中央領導親自抓的。
謝步升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謝步升，瑞金九區葉坪鄉人，共產黨員，原任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家境貧窮，12歲時給地主打短工。1929年參加工農武裝暴動，任云集暴動隊隊長。1930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并任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雖然這個官職不大，但隨著蘇維埃臨時政府的建立，他的聲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風逐漸變質。他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墮落，誘逼奸淫婦女。事發后，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后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對謝步升進行公審判決，判處謝步升死刑。謝步升不服，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提出上訴。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臺為主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開庭，經審理，駁回了謝步升的上訴，維持原判，判決：“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3點鐘執行，并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當日下午，紅都瑞金響起了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聲懲治腐敗分子的槍聲。
1933年12月15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規定凡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
左祥云是我黨歷史上因貪污等腐敗問題而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的較高級別的干部。

中央蘇區時期，為籌建中央政府大禮堂和修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臺、博生堡、公略廳等中央設立了“全蘇大會工程處”。中央政府總務廳任命左祥云為主任。這在當時是重大工程。中央政府為解決經費、材料等問題，采取發動群眾購買公債、鼓勵捐獻、厲行節約、支援建設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萬元的資金和物資。整個工程于1933年8月動工。

11月就有人舉報左祥云與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聯手貪污工程款，經常大吃大喝，還強迫群眾拆房，隨意砍伐群眾樹木。中央人民委員會即令中央工農檢察部、中央總務廳抓緊審查，結果發現左祥云在任職期間有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大洋246.7元，并盜竊公章，企圖逃跑等行為，犯有嚴重罪行。據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下令總務廳扣押左祥云聽候處理。然而，總務廳管理處長徐毅卻私自放走了左祥云。事情發生后，毛澤東責令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一定要將民憤極大的左祥云案查個水落石出。

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親自主持人民委員會會議，討論了左祥云及總務廳腐敗案件。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員會公布了對“中央總務廳長趙寶成撤職，管理處長徐毅拘押訊辦”的決定。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禮堂開庭公開審判左祥云及有關人員。審判近5個小時。

法庭認定：“左祥云貪污公款大洋246.7元。勾結徐毅開介紹信到下肖區，準備有計劃地逃跑，勾結反動分子劉良芹、劉良棉買賣路條（劉良芹賣給左犯路條一張花10元，劉良棉送左犯逃跑至江口給了5元），盜竊蘇區軍事秘密圖去獻給白軍，并企圖逃到湖南組織蔣介石的游擊隊來進攻蘇維埃，又私偷公章和介紹信到雩都參加主席團會議，企圖做反革命的活動。”判決左祥云死刑，執行槍決。同時，對其他有關人員作了相應判決。1934年2月18日，左祥云被執行槍決。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農檢察部收到一封匿名舉報信。部長何叔衡認為，舉報信沒有署名蓋章，更說明問題的復雜、嚴重性，更應該引起重視。他說：“我們強調舉報信要簽名蓋章，主要是為方便調查核實，不能因為匿名隨便輕易處理群眾來信。”于是，他當即部署力量進行調查，先后派出兩個調查組進行調查。在進展不大的情況下，他又派員到群眾家里住下，進行明察暗訪，初步查實瑞金縣蘇維埃浪費現象異常嚴重，可能還隱藏更多更為嚴重的問題。

對此，工農檢察部報告中央政府，并于1933年12月11日在《紅色中華報》上予以公布。蘇維埃中央政府指令加緊調查對瑞金縣蘇維埃的檢舉。因此，工農檢察部與蘇區工會、少共中央取得聯系，從中抽調力量組成“輕騎隊”，在何叔衡部長的親自領導下開展了調查。“輕騎隊”從12月15日開始工作，偵查工作步履維艱，經過輕騎隊員的努力，縣蘇維埃貪污浪費的事實大部分被檢查出來。取得結果后，中央工農檢察部在瑞金縣城召開蘇維埃工作人員大會，通報工作經過和檢查結果，并以《輕騎隊通訊》為題在1933年12月26日《紅色中華報》第138期予以公布。

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會議，聽取中央工農檢察部關于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案的匯報。會議決定，瑞金縣財政部長藍文勛撤職查辦，會計科長唐達仁交法庭判決，并給予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以警告處分。1934年1月4日《紅色中華報》第140期公布了這一處分決定。唐達仁吞蝕各軍政機關交來的余款，群眾退回公債、谷票等款，變賣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隱瞞地主罰款等共34項，合計大洋2000余元，決定將唐達仁交法庭處以死刑，并沒收其個人財產；藍文勛隱瞞唐的貪污案件，有放縱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職查辦。

這一窩案的查處，在當時引起很大轟動，推動了在蘇區開展的反腐敗斗爭的深入。

1940年，是陜甘寧邊區經濟最困難的年頭，連毛澤東都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十分消瘦，廣大戰士普遍生活很苦。初秋的一天，毛澤東去醫院看望住院的干部和戰士，當看見老戰士肖玉璧病得皮包骨頭，很是心痛，便問醫生肖玉璧究竟患了什么病。醫生告訴毛澤東：“外表看，肖玉璧百病纏身，其實非常好治，只要給他吃一個月飽飯就行了！”毛澤東聽了心情很沉重，便當場決定把中央特批給他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證送給肖玉璧，還囑咐醫生每天清早到中央機關管理處取奶。這樣一來，肖玉璧很快恢復了健康。

肖玉璧出院以后，上級安排他到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當主任。肖玉璧打過多年仗，僅身上留下的傷疤就有90多處，可謂戰功顯赫。他認為，當個小小的主任是大材小用，便找到毛澤東，當著他的面解開衣扣說：“你數數我身上有多少傷疤！”毛澤東一聽就火了，厲聲對他說：“我不識數！”

肖玉璧不得已上任后，仍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貪污受賄，同時利用職權，私人做生意，甚至把根據地奇缺的食油、面粉賣給國民黨部隊，影響極壞。案發后，邊區政府依法判處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澤東求情。

毛澤東問：“肖玉璧貪污了多少錢？”林伯渠答：“3000元。他給您寫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過去作戰有功的情分上，讓他上前線，戰死在戰場上。”毛澤東沒有看信，沉思了一陣，他想起了黃克功案件。毛澤東沒有看信，又問林伯渠：“你們的態度呢？”林伯渠說：“這股風非剎住不可！不過最后究竟怎樣處置肖玉璧，邊區政府和西北局都想聽聽您的意見，所以特來請示。”他對林伯渠說：“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林伯渠說：“忘不了！”毛澤東接著說：“那么，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就這樣，貪污犯肖玉璧被依法執行槍決。
1941年底，肖玉璧被執行槍決。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報》就此發表評論：“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遏止腐敗案件激增的勢頭，1951年底,中共中央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據不完全統計，到1952年1月，全國共查出貪污舊幣1000萬元（舊幣1萬元相當于新幣1元）以上的貪污犯10萬余人，貪污的總金額達6萬億元，判處死刑的42人。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劉青山、張子善案，殺了這兩個人，對高級干部管了十幾年。

劉、張罪行之重不言而喻，但是對于如何處置他們，黨內一些同志卻產生了猶豫，不僅因為這兩個人位高權重，還因為他們都是久經革命考驗的老干部。1951年12月初，河北省委召集黨代會主席團成員開會正式宣布逮捕劉、張時，絕大多數同志衷心擁護，少數同志感到突然，表示沉默。12月20日，中共華北局經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對劉、張的處理意見：“為了維護國家法紀，教育黨和人民，我們原則上同意將劉青山、張子善二貪污犯處以死刑（或緩期兩年執行），由省人民政府請示政務院批準后執行。”當時之所以加“或緩期兩年執行”，是考慮到中央決策時有回旋的余地。
當時兼任華北局第一書記的薄一波曾有這樣一段回憶：
當時，擔任天津市委書記的黃敬，曾在冀中擔任過區黨委書記，是看著劉、張成長起來的。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他找到當時還兼華北局第一書記的薄一波，說：“劉、張錯誤嚴重，罪有應得，當判重刑。但考慮到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在干部中影響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
薄一波說：“中央已經決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黃敬堅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說：“如果一定要反映，那我就陪你去向毛主席說說。”

黃敬堅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見轉報毛澤東。薄一波如實地向毛澤東轉達了黃敬的意見，毛澤東聽后說：“毛主席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黃敬同志應該懂得這個道理。”毛澤東的決心，無疑決定了劉青山、張子善的命運。
三反五反之前，黨內外許多有識之士，目睹新中國建國初期出現的腐敗浪潮，困惑不解、疑慮重重。通過三反五反，一個個豁然開朗。一位解放軍炊事班長說：過去看到個別干部貪污浪費行為，還以為是黨的政策變了，現在發現，不是黨的政策變了，而是我們隊伍里少數人思想變了。處決了劉青山、張子善之后，社會各界贊嘆不已。北師大的學生們在討論中激動地說：“過去我們看不清什么是新社會，什么是舊社會，這回可見到事實了。”還有人感慨地說：“過去有人認為貪污是人類的本性，現在從這件事中看到共產黨真是大公無私。”“共產黨的確是為人民服務的。”國民黨的留用人員對共產黨大張旗鼓反腐敗，更是佩服之至，特別是一位因痛恨國民黨腐敗而毅然起義過來的國民黨上將陶峙岳將軍感嘆地說：“有了這一手，共產黨一定萬歲！”

尤其是建國初的廉政風暴不僅提高了黨的威信堅定了人們的信心，而且使全國黨政軍民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動的廉政教育，從而提高了全民族的整體素質。終于形成了建國后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少有的至今仍令人十分向往與稱道的十分良好的黨風政風與民風。

1945年7月初，毛澤東接見黃炎培時，黃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大都跳不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然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就是毛澤東反腐敗為什么能夠立桿見影的根本原因。兩條：

一是堅持民主、依靠人民。毛澤東反腐敗斗爭的成功實踐證明依靠黨組織，充分發揮黨的領導作用，是搞好反腐敗斗爭的組織保證；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走群眾路線，是搞好反腐敗斗爭的根本途徑。

二是打鐵先須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潔、才能疾腐如仇、自覺而堅決地反腐敗，動真格。
大量事實說明，在清正廉潔與反腐敗斗爭上，毛澤東有超人之勇氣，真乃古今之罕見，全黨之表率！應為后進之師。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