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都很張藝謀”

王霄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的“假缶雷鳴”，已經作為中國人民的恥辱，被歷史記錄。

老王就這個問題已經寫了三篇文章。有許多網友開導我：你和張藝謀較什么勁兒？這和秀才遇見兵有何區別？別給自己找不痛快了吧。

我由衷感謝這些網友的好心。

但我為什么這么叫真兒呢？

原來的想法不過是簡單的兩點：

第一，我不愿意讓肇事者欺我國人。

這么一個低級的錯誤，當然不可讓它蒙混過關。事實上我并非指出這一點的第一人，但我愿意聲援先出手的朋友。

我說過，擊缶事件的出現，是一個機制的失敗。這個機制中，除了張藝謀這個環節外，起碼還有導演團隊、專家顧問、審查領導三個環節。這個機制為什么失敗？我原來也不想說得那么透。實際上很簡單，只有兩個可能，這個機制中所有負有責任的人，要么集體無文化，要么集體有意識。

如果是第二個可能，套用臺灣人習用的一個術語：就是這些人形成了一個“共犯結構”。當然，這里的犯，不是犯罪的犯，也不是犯法的犯，但起碼是犯錯誤的犯吧。

我特別不希望這個共犯結構中的某個人，在今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某個特殊場合（比如是國外），洋洋得意地說：當初我們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有意捉弄中國人，可笑的是中國人上下還一片叫好。咱把他們賣了，他們還幫著咱數錢。

——但愿我這是杞人之憂。不過這世道給我們的拍案驚奇還少嗎？

如果是第一種可能，那么結果大概是這個機制中的所有人都默不作聲。這不是一個光彩事，就當作它沒有發生過好了。但問題是它確實發生了，存在了，鴕鳥政策只是自欺欺人罷了，我想它不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被人淡忘，而是在今后的某一天會突然出來激蕩一下。

第二，是我想批評一下與這個政治錯誤有關的群體。

有一件事情各位不知道，其實我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本來并不只是針對張藝謀的，還并列了一個有關的機構，并在文章中也將這個錯誤的責任歸之于二者。但烏有之鄉網站的編輯朋友將這個機構刪去了。編輯朋友的苦處和好意我完全明白。雖然奧運了，要兌現向世界的承諾，中國網上言論環境較過去好多了，但其實也并不會完全自由。這樣一篇“講政治”的文章，如果涉及到官家，那會不大方便的，網上某些有關奧運的文章就有不知所終的。我完全贊成編輯的處理。我擔任專欄作家的兩個網站，我對編輯朋友的要求就是寧可壓下我的文章不發，也不要因為拙文讓網站出事。

不過編輯這么一改，會產生一些后果。如有一個朋友怒火沖天地認為我是要制造“文字獄”，這當然很好笑：制造文字獄的都是皇上，我一介草民，經常說點不主旋律的話，而張藝謀，已經被公認是“權力美學家”，我不被“文字獄”就不錯了。不過，在第二篇文章中，我已經試圖作一些調整，開始不是從張個人，而是從體制上去追索問題的原因。

但網站編輯的刪改，帶來一個令我意外的好處，就是在與網友的互動中，我發現張藝謀是當前主流精英群體的一個極好的樣本，用hbyslf網友的話說，就是“主流都很張藝謀”。這讓我在試圖批評這個群體時，豁然開朗。從張藝謀切入，可以非常生動并比較全面地剖析這個群體的種種特征，從而得出一個整體的認識。

于是本文的題目就用了這個網友的說法。

當然，這句話是一個通俗說法，就像現在的流行語“做人不能太CCTV”一樣。如果更準確更科學，應當說“社會主流精英群體的大部分，都很張藝謀”。咱也不能一竹篙打倒一船人不是。主流中的各個群體，無論是官員、學者，還是企業家、專業人員，他們中的一部分都不乏道德、良知、信仰、能力。不過說實話，他們也是整個主流中的非主流。唯其如此，這些主流中的異類人物更值得我們尊敬。

這個主流群體的大部分的特點是什么呢？我想可以用四句話概括：無文化，有意識，手段多，臉皮厚。下面簡述之。

一、無文化。

無文化不是說這些人沒有學歷。不要說專家學者了，就說參加審查開幕式的領導，用張藝謀的話來說，“都是大學畢業，都是碩士、博士的學歷”（引自《南方周末》8月14日文章：《張藝謀兩萬言解密開幕式》。下引張藝謀話若無注明，均出此處）。就是張藝謀自己，不也是一個著名的、跨越電影、歌劇、芭蕾舞、大型文藝演出各界的全方位藝術家么？我想，他要回他的母校北京電影學院去教書，以當下的情勢看，當個教授并且是博導，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謂無文化，是說這個群體中的大多數人，雖然受過某種專業訓練，但缺少起碼的文化常識。如果我們相信張藝謀關于擊缶節目炮制出臺的話是真的，那么可以看出這個機制中的大多數人（除了專家外，專家到底怎么回事下面再說）真的是不知道澠池會的故事，也不知道擊缶在政治上意味著什么。某些精英們文化知識的蒼白貧瘠，實在是令人錯愕。

在這場向世人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奧運會開幕式中，卻出現了“擊缶”這個完全違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判斷和根本沒有中國傳統文化常識的性質惡劣而水平低下的錯誤。這就特別鮮明地告訴我們，主流群體是多么地無文化，而這種無文化會造成多么嚴重的后果。

其實，在選擇張藝謀出任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這件事上，也表現了決策者的無文化。張藝謀近年來的文藝作品，非常鮮明地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方面是思想的極其蒼白、內容的極其無聊和情節的極其荒誕，另一方面是技術的相當高端、場面的相當宏大和畫面的相當唯美。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上的八分鐘，是張藝謀永遠的痛，用他自己的話說：“中國人一片罵聲”。在張藝謀已經明顯顯露出品位不高、媚俗低下的致命弱點之時，決策者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選擇張藝謀擔綱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愚以為他們相中的就是張藝謀的形式主義美學，即高技術運用和場面表現能力。不料這幾年中國社會的發展，突然突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開幕式也就必須整出點兒這個特色，這時張藝謀就明顯力不能支了。領導們對這一點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不但為他配備了強大的專家顧問團，而且頻繁地、陣容浩大地審查張藝謀的工作成果（這方面張藝謀自己在《二萬言》中有詳細的陳述），除了要保證政治上的正確性外，也是害怕在文化上出點兒糗事，貽笑世人。我們的悲劇在于，即使我們這么努力地設防，這么努力地工作，仍然避免不了這個低級且惡劣的錯誤。拉車的是一匹瞎馬，趕車的是一個盲人，拉著沉重的貨物，走著不熟悉的山路，結局如何，一想即知。

從文化的廣義上說，無文化更表現在這個群體的大多數人在信仰、理性、道德這些方面，實在是很低下。人們都說中國教育體制的最大失敗，就是沒有教會學生做人。其實本應“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專家學者們，在做人的價值觀和準則方面，就很錯亂，又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學生。從張藝謀披露的情況來看，專家學者似乎是沒人提出過擊缶的政治涵義的意見。專家們為什么揣著明白裝糊涂呢？確切的原因，專家們沒說，我不好斷言。不過我們想一想今天所謂的專家學者們的經常性表現，即為了一己之私出賣職業良心，也就不難理解。這方面的例子太多，典型的還有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

這個意義上的無文化，也會一再表現于擊缶事件上的。中國文化是怎么要求人在犯錯誤后的表現呢？孟子告訴我們：“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孟子·公孫丑下》）在這個錯誤上，現在的君子們豈徒順之，連“為之辭”也會省下的。

我們這個國家當前出現的各種問題的總根子，我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個國家的主流精英群體的集體無文化。他們缺少對于國家的憂患意識與責任擔當，缺少對人民大眾的人文關懷。這就完全背離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特點和優良傳統。張載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事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的政治家與知識分子的天下國家、蒼生社稷的情懷，在今天的主流精英群體上雖然不能說是蕩然無存，但也是很稀薄了，只有在胡溫等國家領導人和少數精英身上還可以看到。這就是我們為什么對胡溫特別感動，但同時對于這個群體的整體感到特別悲哀的原因。年初南方冰雪，溫總理到廣州火車站當客運主任，胡主席去秦皇島港指揮調煤；四川汶川地震，溫總理第一時間趕赴第一線坐鎮指揮，胡主席去廊坊督察趕制帳篷。這種狀況，除了讓世人對中國領導人無比崇敬，又說明了什么問題呢？

當下中國許多人都在呼吁文化建設，這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中國領導人也尤其重視在文化建設中繼承和發場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希望擊缶事件會提醒國家領導和國人，這一文化建設是多么緊迫，又是多么繁重。

二，有意識。

這里的有意識，指的是社會主流精英的大部分，雖然無文化，但卻有一個特別清醒而強烈的意識，這個意識形象地說，就是“悶聲發大財”。

“悶聲發大財”這個詞的發明權不是我，而是前國家No.1（引自袁劍先生書稿：《奇跡的黃昏》）。限于條件，他說這個話的完整意思我無法更多領會，但這個詞用來說明這個群體的集體自覺意識，是非常貼切的。

從張藝謀的蛻化演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特點。

對張藝謀有很深研究的顏昌海先生，在開幕式后第二天的一篇博文《我為什么批評張藝謀》中，有如下的評論：

早年的張藝謀電影，由于“揭露黑暗面”，多次遭遇大陸有關部門主要是有關部門領導的壓抑、抵制甚至禁演命運。但張藝謀的道義感、責任感，并沒有讓他屈服，而是繼續堅持著他的藝術理想和人文精神，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中國的老百姓，將自己的力量投在推動國家和民族前進的方向。

比如他的《秋菊打官司》，在法制上對中國平民百姓的啟蒙教育，至今還有深刻而現實的意義；比如他的《一個都不能少》，對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命運的關懷，現在還令人記憶猶新。

然而后來，張藝謀墮落了。

張藝謀先是向金錢靠攏，而后又與權力擁抱。張藝謀從一個有關行政部門眼中的異議者、眼中釘，蛻變為某些人眼中的政治寵物，來了個180度的轉變，被諷為“御用導演”。

張藝謀的角色轉換，固然有為現實所迫、向現實妥協的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他自己缺乏道德判斷，放棄道義和責任的內在因素所致，是金錢與權力他心目中的至高地位的不得不然。

張藝謀也對自己的轉型有一個說法：

在全中國來說，她是“嘩嘰”一下子就到了商品社會，轉型非常快，至少在大城市，“嘩嘰”就到商品社會了，“嘩嘰”就沒有人太多地去關心思考了，年輕人就是（以）娛樂和時尚為主了，“嘩嘰”就到了那，其實也不是我想拍娛樂片，做什么轉型，干什么，我所做的任何電影，我都不是在真空中，都是時勢到了這里，影響了我，我也拍一個吧，就是這樣子，我們都是在時代的大潮中，我們都是俗人，就是做了這樣的事情，拍一些娛樂電影，或者是商業電影，僅此而已。

張藝謀在這里一是很謙虛，二是很輕描淡寫，三是把原由都推給社會。不過，我認為顏昌海先生說得是準確的。顏先生不但認為“張藝謀這些年的藝術追求和價值取向，已經和中國的老百姓越來越遠”，而且斷言他在奧運會開幕式的表現“預示他可能再也回不到人民的中間，按照長沙話的講法，從此他下不得地了。”因此，對張藝謀“如其將來痛恨，不如現在痛罵。”

其實中國主流群體中的大部分，都是極其清醒地意識到時代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極其難得的“悶聲發大財”的機遇，因此他們都自覺積極高效地開展了積累個人財富的突擊行動。當然，合法致富并無問題，問題在于中國的富人們的財富來源的正當性。毫無疑問地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財富的急劇擴大，并沒有讓大多數人民受益。中國的基尼系數之高，已經位列世界前三名。

直到今天，這個群體對“悶聲發大財”仍然有著強烈自覺，并發展到集體意識，構成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不但貪婪地攫取財富，而且對于自己不當致富所憑借的種種資源比如權力，更加勇敢捍衛。同時，對于所有要求他們收斂的呼聲，都予以拒絕。比如，當社會上強烈呼吁通過立法公布官員個人財產時，官員中有97%明確地表示反對。

三、手段多

這個群體攫取社會財富的手段，高明的，低劣的，直接的，迂回的，冠冕堂皇的，直截了當的，公開的，秘密的，可謂豐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完全可以媲美張藝謀制造的眾多藝術場面。因為不是一篇學術文章，這里就不展開細致的描述，不過仍然可以通過張藝謀的身手，來窺見一斑。

張藝謀能華麗轉身，悶聲發大財，只有一個竅門：與權力擁抱。

他完全放棄了早期的道德情懷和社會責任，開始與權力進行密切的合作。他不但通過歌劇和芭蕾舞來彰顯中國所謂當代文化的偉大工程，而且頻繁地與地方政府合作搞什么“印象系列”，不但名利雙收，而且密切了與權力的關系。

張藝謀向金錢靠攏的竅門，就是與權力擁抱。于是，如顏昌海先生說：

張藝謀從一個有關行政部門眼中的異議者、眼中釘，蛻變為某些人眼中的政治寵物，來了個180度的轉變，被諷為“御用導演”。

作為對張藝謀墮落的回報，除了對張藝謀的身份包裝，比如負責對外促銷中國形象、擔任北京奧運開閉幕式總導演和全國政協委員外，有關行政部門還大力促銷張藝謀的電影。據說，張藝謀一旦有新片推出，勢必一定安排在最好的檔期；有關行政部門還曾安排張藝謀的電影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并派遣公安站在高處監視，防止宵小偷拍盜錄。張藝謀2002年導演的影片《英雄》，甚至據說有關行政部門還到好萊塢發動游說，想為他爭取一座奧斯卡金人。可是，大制作《英雄》在國內都被指責為“歌頌秦始皇的專制”，在國際社會，又能夠產生多大的共鳴？！最后也只能空手而回。

在雅典八分鐘和張所拍攝的《英雄》、《十面埋伏》以及《黃金甲》后，張藝謀已經表現出藝術生涯的窮途末路。這時，權力給了他一個救生圈：出任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張藝謀知道這對他意味著什么，這是他咸魚翻身的唯一機會了。事實也是如此，開幕式后，不但張藝謀自己感覺超爽，又是自己給自己打100分，又是自稱得了奧運會的第一塊金牌，而且社會也馬上傳出英雄張藝謀今后的導演片酬已經高達2000萬元。

張藝謀現象不是個別的，顏昌海先生引用現國家體育館鳥巢的設計者之一的艾未未所說：現在的文化藝術人真的是為錢賣藝，而“他們都知道和政府合作絕對可以保證賺錢。”

中國致富的手段很多，但共同規律就是要么擁有權力，要么與權力合作。

四、臉皮厚

對于這個群體中的大多數的慣于掛羊頭賣狗肉，指鹿為馬，弄虛作假，撒謊吹牛，以及在面目被揭穿時的烏賊戰術，詭辯抵賴，張藝謀也是一個典型。我在第三篇文章《正龍拍虎與藝謀擊缶》中已有介紹，此處不贅。

從開幕式的擊缶到張藝謀，到機制，到一個主流群體，寫到這里，老王的任務是真正應該結束了。好在奧運還在繼續，這個原本應該屬于運動員和觀眾的賽會，仍然在感染著我們，激動著我們。昨天劉翔因傷退賽，孫海平教練痛哭流涕，我也潸然淚下。但奧運究竟能給中國帶來什么變化，讓我們拭目以待。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