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我同學給我發來的一封郵件，里面是他轉發的《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上張啟華寫的一篇文章《如何看待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所犯的錯誤》，針對此信，一時興起，我作了如下回復（原文附回信后面）。

“偉大自由民主人道”的改革開放

------給同學的一封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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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我同學給我發來的一封郵件，里面是他轉發的《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上張啟華寫的一篇文章《如何看待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所犯的錯誤》，針對此信，一時興起，我作了如下回復(原文附回信后面):

這篇文章看似客觀，其實是在為某些人人貼金。

毛澤東犯了錯誤，但某人比他犯的錯誤更多更嚴重，可是卻沒有一個字提到。他從來沒有像毛澤東那樣當眾承認過自己的錯誤，他的本來面貌已為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時至今日，擁護他的除了那些貪官污吏不法奸商無恥文人黑社會及一些目前還沒有成為人上人卻一心想成為人上人的人以外，誰還會說改革好呢？一個把千千萬萬普通勞動者變成資本奴隸的社會還是好社會嗎？別的我就不多說了，毛澤東時代的國際地位和人民尊嚴那是有目共睹的。現在的中國每天只有在美國人面前裝孫子的份，一個個全是沒有尊嚴的走狗，當然在金錢地位比自己低的人面前除外。

如果像某些“精英”說的毛澤東時代那么不好，怎么可能會有這么多人擁護他懷念他？他可是一個已經去世了三十二年的人，而且這三十二年，當局和主流精媒體不斷丑化他，可是越丑化人民越懷念，民間的毛澤東熱一浪高過一浪，這讓“精英”們非常害怕。而D呢，人們會發自內心的崇拜他么？他才去世十一年，這十一年當局和主流媒體可是一直在歌頌他的偉大英明，可是有多少人民認同呢？說毛澤東專制，他的專制比毛澤東有過之而無不及，毛澤東是為群眾專制，D是為少數“精英”專制。毛澤東從來不反對甚至鼓勵人民游行示威，可是鄧先生卻把工人罷工的權利都取消了。說他不搞終身制，下了來還南巡講話，這是垂簾聽政。本來這也沒什么，如果真的是為了全中國老百姓好，垂簾聽政就垂簾聽政。可是，他是為了老百姓嗎？如果真的是為老百姓好，老百姓會為了基本的生活，去殺去搶去偷去拐去賣身么？

如果像某些“精英”所說的過去那么不好那么窮那么黑暗，為什么還能基本做到教育醫療的全社會保障呢？就教育來說吧，毛澤東時代教育比例占GDP的5%，可是今天，竟然只占了1％，現在這么有錢，怎么反而不行了呢？錢都到哪里去了？為什么非要逼得良家婦女賣身呢？這樣的社會不是無恥的嗎？經濟再怎么增長都不是在發展，僅僅是增長而已，這種增長玷污了發展這個詞。而且單就經濟增長速度而言，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速度一點都不比現在遜色，４９年到處７６年ＧＤＰ增長了３０倍，你自己可以去看看那些數字。那時候的科技成就比現在大得多，取得了多少核心技術上的突破。現在呢，中國還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是改革開放以后搞出來的震驚世界的科技成果呢？千萬不要跟我說什么什么飛船，如果沒有那時候的航天基礎，現在還有個屁飛船。本來7０年代就搞出了大飛機，結果硬是讓D給撤下去了，因為好處要給美國人，要從他們那里買。知道D答應美國賣武器給臺灣的事嗎？他當時還要求卡特不要將這件事說出去，后來在他死了以后，卡特才將這件事說出來了，我是最近才知道的。毛澤東時代其實跟世界上幾十個國家有了貿易往來，就是跟美國的交往少，怎能說是閉關鎖國呢？現在所謂的對外開放，不如說成對美開放得了。毛澤東時代強調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而D時代竟然說要依靠美國，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大國竟然把賭注押在另外一個國家身上，多么荒唐，當時竟然沒有一個人質疑。用市場換了那么多年技術，結果換來了多少技術？核心技術一樣也沒有換來。今年反藏獨，海外華人打的是毛澤東的旗號，不是其他什么人。

說說“文革”吧，因為右派們攻擊毛澤東最厲害的就是“文革”了。“文革”的積極意義群眾早就知道了，就是那些“精英”分子們故意裝作不知道。“文革”旨在改造全中國人民特別是干部階層和知識階層頭腦中的等級思想，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思想革命。只有毛澤東才有這種勇氣，絲毫不害怕將自己帶領人民群眾親手締造起來的這個體系砸得粉碎。歷史上的最高統治者們總喜歡人們說他好，喜歡在書上留好名聲，因此總不敢過多地得罪官僚階層和知識階層，因為這些人掌握了話語權，紙上的歷史是由他們來寫的，得罪了他們那可就不好辦了，在書上就會被寫成魔鬼。而普通百姓就沒什么好怕的了，因為他們大多數是沒有話語權的，至少沒有書寫歷史的話語權，所以得罪了他們，不管他們怎么罵都沒關系。毛澤東最讓人敬佩的地方是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是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沒有提出來的，當然或許他們也做到了。共產黨的干部在革命勝利以后，就認為自己有資格享受了，就可以當官作老爺了，哪知毛澤東還要求他們像以前那樣艱苦奮斗，那樣深入群眾。早知這樣革命干嘛？這是許多人頭腦中的想法，這些人其實就是政治投機分子。知識分子當然也有這種想法，本以為在老蔣那里不得勢在共產黨這里會得勢，可是卻要讓他們去和泥腿子們打交道，這怎么行呢？“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成千般藝，貨賣帝王家”的思想根深蒂固。毛澤東就是要改造他們的這種思想，讓他們徹底平民化。可是他明明知道這樣做的風險很大，甚至早就知道會失敗，從他說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就可以看出來他是知道的。因為他知道這股力量太大了，不是說他們的人數多，而是說他們的思想根深蒂固，很難拔除。可是他還是要決心斗一斗，這種勇氣，放眼世界，除了他還能有誰？如果一個人有了知識和技能之后，一心想的就是為了自己做官或者成為大老板去用權力和資本奴役人民，那就狗屎都不如，玷污了知識分子這種稱號，就沒有一點責任感。看看今天的大學畢業生，絕大多數不就是為了畢業后把自己賣個好價錢，點頭哈腰地為某個老板打工么？你、我還有千千萬萬的大學畢業生們不都是想找個好老板么？這不可悲么？當然還有一些是想做老板，然后用賺來的錢花天酒地，住高級別墅，開豪華轎車，嫖娼包N奶，在賭場上一擲千金。而他們竟然把這個說成是為社會做貢獻，而全然不管他們的行為對社會有多大的負面影響。多么冠冕堂皇！黃賭毒黑貪這些社會上最丑惡的現象正是由此而產生的。

再對比一下“毫無人性、專制獨裁、歷史上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和“偉大”的“自由、民主、人道”的改革開放時代人們的責任感吧。最近四川發生的炸沱江橋的事想必你也知道，這座建于1968年的橋，用了四十年，被說成是危橋，結果380公斤炸藥奈何不了它。現場有群眾感嘆：“炸藥都炸不掉，怎么說是危橋？”而這樣的橋在那個年代到處都是。這說明了什么？現在還有這樣的工程嗎？現在許多橋、樓和路剛建成就成了危橋危樓危路。不要跟我說這是個案，這在中國很普遍，你也是對社會現象知道得比較多的人，這些信息你每天都能看得到。如果在1968年花100萬元能建成一座質量不錯的橋，假設今天人力物力上漲50倍，那么今天要建一個同樣大小同樣質量的橋需要花5000萬元，但是事實是，花5億才能建出來，而且還極有可能是座危橋。這說明了什么？如果毛澤東時代像某些“精英”說的那樣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怎么可能會建出像沱江橋這么高質量的橋呢？人們怎么可能會有那么高的責任感呢？大概就是因為那個年代形形色色的“精英”們沒有從這座“橋”（這里的“橋”指真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現在的中華“精英”共和國）上得到利益才怨恨叢生，才將偉大的毛澤東污蔑得一無是處吧？在一個資本統治的世界，你覺得會有真正的良心嗎？有，但那決不屬于資本家，那屬于普通的人民，只有他們知道生活的苦，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毛澤東時代不需要什么慈善家和慈善事業，因為大家可以依靠政府和自己。資本主義社會老是宣傳什么慈善家慈善事業呀，難道老百姓只有接受施舍的資格嗎？不要跟我說什么比爾蓋茨多么高尚，他可沒有外界說的那么好。不過他還是說了一句真話：“資本主義社會是為富人服務的，窮人只能通過慈善和救濟得到幫助”。不一定每個字都是原話，但是就是這么個意思。看看，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家都說出了資本主義的本質了。不要跟我說什么雙贏，剝削者贏了，勞動者就不可能贏，反之同樣。只有所有的人都成了勞動者的社會才能贏，不過那不是什么雙贏，因為已經沒有剝削階級了，不存在“雙”的問題。階級社會里，沒有超越階級的思想和文化，如果有，肯定是經過了虛偽而又美麗的包裝。

看看“偉大”的“自由、民主、人道”的改革開放時代吧。“自由民主人道”把科學技術“民主”成第一生產力了，把社會主義“民主”成姓資姓社不爭論了，把黑貓白貓“民主”成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了，把主持世界正義“民主”成韜光養晦了，把黑社會“民主”成警察了，把老板們“民主”成黨員了，把工會組織“民主”成資本家的看家護院了，把工人罷工的權利“民主”沒了，把善良的農民工“民主”成小偷強盜和殺人犯了，把真正的工人和農民從政協人大“民主”沒了，把一個個好端端的胡文海、楊佳“民主”成殺人犯了，把良家婦女“民主”成娼妓了，把千千萬萬普通勞動者“民主”成“弱勢群體”了，一句話把人民“民主”成敵人了，把敵人“民主”成人民人了。把允許精英隨意污蔑侮辱毛澤東而禁止群眾懷念擁護毛澤東“民主”成社會風尚了，把D“民主”成最偉大最英明最正確最無私的領袖了。

千萬不要跟我說什么資本主義的民主，原來我們歷史書上說資本主義民主很虛偽我還不太認同，現在很認同了。虛偽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對于自身切身利益沒關系的人和事，無論怎樣罵都不要緊，比如你可以在大街上罵總統，罵所有的國會議員，決沒有人把你抓起來，但是你決不可以罵雇傭你的那個老板，甚至都不敢罵不是老板的上司，只要一罵，你馬上就會被解雇或者被分派到工資低的部門去工作。這就是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性，關系到你切身利益的東西你決不能反抗。不用多說了，就這一點，已經很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性。

以前我也一直以為有了公平就會犧牲效率，相信D說的話。但是現在看來“有公平沒效率”是個偽命題，沒有公平才會真正沒有效率，沒有公平人們怎么可能發自內心地去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呢？資本家的公司工廠中有多人有主動性創造性呢？不就是因為沒有公平嗎？如果毛澤東時代不講效率，那五萬座義務水庫是怎么建以來的，是風吹起來的不成？兩彈一星，人工胰島素，核潛艇，預警機，大飛機，計算機，機器人，還有那么多鋼鐵，石油，糧棉等多得數不清的成果在那么短的時間內是怎么得來的？千萬不要跟我說什么如果不走D的道路，今天的中國跟朝鮮一樣。這話我以前相信，現在覺得很可笑。朝鮮不管怎么說在一些方面比中國做得好得多，至少他們有全民的教育醫療住房保障。他們經濟不發達，跟國際國內形勢還有他們自身的執政能力有關系。毛澤東是舉世無雙的巨人，他的能力是全世界人民公認的，注意我說的是人民，不包括“精英”分子，也不想包括他們。為什么不包括他們呢？因為他們自己認為他們不是人民，所以就不包括他們。舉個簡單例子，北大的那個法學教授自由分子賀衛方（現在來到了浙大）就提出要去掉人民幣、政府、法院等等上面的“人民”二字，所以說他們不是人民，其實那些精英分子心里都有“恐人民”癥。所以說現在的和諧社會提出“以人為本”而不是“以人民為本”。這個“人”指哪些人，其實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再來說說我為什么覺得老拿朝鮮來和中國比可笑呢？看看以上我所說的那些偉大成就，朝鮮取得了幾樣？如果說那時候朝鮮也有我們的成就，我相信現在比中國不知道要好多少。看看蘇聯，短短的幾十年，便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世界第二號工業國，經濟總量堪比整個歐洲。哪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過這么快的發展速度？可是硬是被蘇聯的“精英”分子們給敗掉了。好在歷史給了斯大林一個公正的評價，這次俄羅斯240萬人評選俄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斯大林高居榜首，列寧也排在第三，本來他們在俄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就是崇高無比的，可是硬是被那些精英們給說得一團漆黑。再看看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部分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也是多黨制，也搞了美國那樣的“精英”民主，可是為什么還那么窮？“精英”民主只能帶來“精英”們的幸福無邊。

不要跟我說經濟增長了，我們比以前吃得飽了吃得好了，我要說的是，那是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知道嗎？從1976年到1979年中國吃了三年的儲備糧，是毛澤東時代儲備下來的。一個國家要發展，首先要重視國家安全和吃飯問題。所以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農業一點都沒錯。不發展重工業，那些重大科技成果怎么取得？國家安全怎么保障？不發展農業，這么多人的吃飯問題怎么辦？等到這些基礎打好了，再將重點轉移到消費工業上來，這是天經地義的發展過程。如同經過祖、父二代帶領全家艱苦創業，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到了長孫手里就對全家人說，我們跟著祖父和父親吃了那么多苦，現在他們死了，我們不再吃苦了，大家分財產吧，于是其他孫子都說他好而指責祖、父兩代苛刻。如果真是讓大家分了也還算好，可是實際上財產不是大家分的，是讓少數人分了，大家敗光了，一些人的小家卻富得流油，而另一些原本基本生活有保障的人卻從此成了無依無靠的“弱勢群體”。

可是一些人就是要否認這些，說什么毛澤東時代不會天天有肉吃，知道嗎？臺灣七十年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也不是天天有肉吃。而且他們還從大陸帶走了國庫中所有的黃金白銀和故宮幾十萬件文物。美國也支援了他們幾十億美元。有人算了一下，包括美國援助和他們從大陸帶走的黃金白銀加起來相當于今天的２０００億美元，當時臺灣有６００萬人，也就是說按今天的價錢來算平均每人有３萬多美元，而且還不包括那些私人口袋里的錢（美國當然是為了遏制共產黨才幫助國民黨的，如果國民黨統一了中國，美國是決不會幫助的，除非國民黨做美國的孫子才會幫助，還有韓國也是一樣，如果沒有朝鮮光有韓國，美國是決不會幫助韓國的，目的無非是為了瓦解中朝人民的思想防線，讓他們對臺灣和韓國產生向往之心，從而實現美國對付中朝兩國的政治目的，摧毀中朝兩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現在的人絕對生活水平是比以前提高了，我為什么說絕對生活水平呢，因為絕對數字是提高了，比如有A和B兩個工人，以前一個A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是36元，B工人是44元，現在A是2000元，B是6000元，A增長了1964元，B增長了5956元，這兩個增長數字就叫絕對增長的工資，當然絕對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是相對生活水平卻下降了，A和B原來的平均工資是（36+44）/2=40元，A占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是90%，B占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是110%，差得不多。現在兩人的平均工資是（2000+6000）/2=4000元，可是A占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是：50%，B占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是150%，差的就大了。就是因為少數人增長得太快，導致全社會平均水平上升，少數人遠遠超過平均水平，而多數人卻遠遠低于平均水平，多數人的相對收入就下降了，相對生活水平自然也就下降了，社然地位當然得下降了。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左派或者右派，也沒有真正的中間勢力，所謂的中間勢力在內心深處從來都是有自己的左的或右的立場的，不信你隨便問一個人對毛澤東的看法，一下子就能看出來他是左派還是右派。我從來都不喜歡什么沒有立場的“客觀”，既然有了階級，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就不可能有客觀的東西，只有公道公平正義。什么是公道公平正義？那就是照顧到最弱小的人群的社會才是公道公平正義，讓最弱小的人群都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的社會才是公道公平正義。一個黃賭毒黑大規模存在的社會是沒有正義可言的。一個人如果每天看到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燈紅酒綠贊不絕口，而對賣身賣肉換取基本生活的現象視而不見，甚至公開提出要合法化的話，那這個人便無恥到了極點。

說遠了，本來你這篇文章是說毛澤東的“好”話的（因為相對于當下在主流媒體中流行的對于毛澤東的污蔑，這已經算是好話了。），可是通篇都把D當作一個永遠絕對正確的權威來說，讓人看了覺得極不舒服（D的人格怎樣，你只要看一看他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和給華國鋒寫的一封信就知道了，沒有人要他寫，是他自己寫的，在信中口口聲聲說永不翻案。就是這樣一個人，竟然成了“精英”們頂禮膜拜的對象，可見“精英”都是一些什么樣的東西。）。一個很少深入群眾而經常深入精英的人，會對中國人民特別是中下層人民有感情嗎？這篇文章的結尾還用了D的話來總結，好像他比毛澤東還偉大一樣。真是恬不知恥，干脆中化人民共和國改成“中華精英共和國”算了，讓他來做“中精國”的國父。一個不尊重群眾的人，群眾必然會拋棄他。

無論物質如何豐富只要人們頭腦中的“人上人”思想不改變，只要實行資本股份制度，走向共產主義完全是一句空話。因為資本家們不會“高尚”到放棄自己的地位做一個任勞任怨的勞動者的地步。如果他們的股份不還給勞動者，就是創造出比現在豐富一萬倍的物質也是枉然的，勞動者所得到的也只不過是在絕對數字上比以前多一點的那一點點可憐的賞賜。但是在相對數字上，勞動者只會更加吃虧，他們的地位只會越來越低。再豐富的物質財富也與他們無關，也只是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有人說這么多財產他們享受不了怎么不給勞動者呢？這其實很幼稚，他們如果給了勞動者，讓勞動者擁有了和他們同樣多的財富，還怎么體現出他們的高人一等，怎么還有“人上人”的成就感呢？看看經濟危機發生時資本家們的表現就知道了，他們情愿銷毀那些商品也不愿低價或者無償提供給“弱勢群體”。

何時才能沒有“弱勢群體”？何時才能沒有嫖賭毒黑？何時才能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物質和精神上雙重的健康的富裕）？何時世人頭腦中才能沒有成為“人上人”的想法？何時才能還給人民一個晴空萬里、人人有崇高理想道德信仰的世界？這些難道都是奢求嗎？如果是，人類還不如現在就滅亡好。

很少上QQ聊天的，要上也是在空間上轉發一些文章。今天看到了你這封信，就發了這些感慨。隨手寫的，想到哪里就寫到哪里，沒有什么邏輯性，但卻全是真情實感。

附文:張啟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所犯的錯誤

　　各地黨史部門撰寫《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以下簡稱二卷本)時，在認識與分析新中國成立后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這段時期黨所犯錯誤的問題上，分歧較多，有些難度。分歧往往緣于看問題角度不同，所以不主張上綱上線、互相扣帽子。我就此談點個人看法，僅供同志們研究和編輯時參考。
　　二卷本的時間段，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共29年。對這段時期的總體評價，要領會胡錦濤總書記今年“七一”講話一開頭講的我們黨在85年歷程中干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經28年艱苦斗爭，領導人民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第二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第三件，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幅度提高了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辟了廣闊前景。胡錦濤總書記說：“這三件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決定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在世界上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二卷寫的，是完成其中第二件大事的時期。對這個時期作總體評價，總書記的講話為我們提供了指導思想：
　　第一，在這個時期，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第二，這個時期作為我們黨85年歷史中的一段，三件大事之一，在“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決定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在世界上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這一偉大功績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同時也不能回避，這一時期，我們黨在工作上、指導思想上，犯過錯誤，有些是嚴重錯誤。這就是D說的，我們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以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段時期所犯的“左”傾錯誤。所以，研究這段黨史回避不了犯錯誤這個問題。許多同志覺得這段歷史難寫，也主要難在對“如何認識、分析、撰寫錯誤”這個問題的把握上。圍繞這一點有許多問題要討論，我僅就如何分析這段時期黨犯錯誤的原因和正確體現對這段歷史的總體評價談點看法。
　　講錯誤，一是弄清錯誤內容，二是分析犯錯原因，目的是總結教訓，避免重演，起到資政育人的作用。怎樣分析原因較好，是主要從個人品質、人事矛盾入手；還是多從社會環境、時代局限著眼?我贊成后者。原因，一般包括客觀、主觀兩方面，即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分析客觀原因，重要的是分析當時環境、歷史條件的作用；分析主觀原因，就是要找出失誤的思想根源，即在哪些根本問題上認識發生失誤，以至于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新中國成立后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黨所犯嚴重錯誤主要有三：經濟建設急于求成，所有制結構急于求純，階級斗爭擴大化。這些錯誤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損失。但這些錯誤都是在探索中發生的，失誤原因也很復雜，要具體、細致地分析。由于篇幅及水平所限，這里只作些粗淺分析。
　　一、對經濟建設急于求成原因的分析
　　相關的歷史概況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日夜思考的最大問題，就是加快建設速度，而且是加快、加快、再加快。為此，他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帶領全國人民在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作出了極大努力。但對如何才能加快這個問題沒解決好，于是形成了這一段曲折又不失悲壯的歷史。這段歷史，從1955年下半年至1958年中期的冒進、“反冒進”、批評“反冒進”開始，經過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制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直到1958年至1960年連續三年的“大躍進”，共歷時五年。其間在理論與實踐上，成功與挫折、正確與錯誤錯綜交織。但總的說，這次經濟建設急于求成的整個過程，由于不按客觀規律辦事，違背科學方法，不但造成人力、財力的極大浪費，而且打亂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秩序，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這段教訓，必須認真總結。分析其原因，我認為以下幾點要講清楚：
　　(一)毛澤東為什么提出加快建設速度
　　這是講事件發生的特定歷史條件。當時，毛澤東頭腦中有兩點很明確：一是認為建設速度對于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二是認為當時具備了高速度的條件。這兩點想法并沒有錯。
　　為什么說建設速度確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道理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我國的敵視、封鎖和禁運。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走在我國前面差不多好幾個世紀。這意味著，若我們不能比他們更高速發展，將永遠趕不上他們。倘如此，何來社會主義優越性可言?又如何抵御外來挑釁侵略，保衛國家安全，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呢?由此而言，建設速度于我國確是生死攸關之事。正是這種深刻的憂慮，使毛澤東在三大改造接近完成、特別是完成后，就迫切提出加快建設速度問題。1957年底，他提出“十五年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是這種心情的集中體現。此前，他在1956年8月30日黨的八大預備會議講話中帶著強烈感情說：我們“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以及此后他在1963年9月修改《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特地增寫的“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這些，都生動反映出毛澤東對我國長期在世界上處于經濟落后狀態，以及能否迅速改變這種狀態的深刻憂慮和不安，也生動反映出他下決心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面貌，要與以前欺侮、壓迫我們的西方列強試比高低的豪邁氣概和堅定信念，其急迫之情躍然紙上。
　　同時，毛澤東認為當時具備了高速度的條件。一是三大改造順利完成，特別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促使毛澤東認為建設速度也應適當加快。①他在這時還認為存在一種妨礙加快建設速度的右傾保守思想。二是可利用當時出現的“國際休戰時間”加快建設。1955年期間召開的兩個重要國際會議———亞非會議和日內瓦會議，都成功維護了世界和平，增強了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力量與影響。黨中央分析認為，帝國主義分子在這種形勢下不敢輕易動武，國際形勢已趨向緩和，可能會出現十至十二年的和平時期；我們應當利用這一和平時期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和國民經濟建設。②
　　了解了毛澤東當時一心追求高速度的原因，我們可以對他的一些做法有更多理解。無論是他的反“反冒進”也好，“大躍進”也好，盡管在客觀上造成巨大失誤，但都傾注著他強烈的盡快改變國家落后面貌、盡快超過欺侮過我們的西方國家、盡快使人民過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這個愿望并沒有錯。那么，錯在哪里呢?
　　(二)錯在哪里和為什么錯
　　從根本上說，就錯在對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怎樣達到高速度，缺乏正確認識，所以搞了三年脫離實際的高指標、高速度，嚴重違反經濟建設規律，給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嚴重后果。首先，“大躍進”運動從“全民煉鋼”開始，以為只要鋼產量翻一番就能把整個國民經濟搞上去，這本身就是缺乏經濟科學依據的。其次，在如何才能把鋼產量搞上去的問題上，又以為不惜工本、“土法上馬”，就可以使鋼產量一年間翻一番，這同樣是不顧技術要求，缺乏科學依據的。再次，又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全國大規模展開，這種辦法是不科學的。最后，過分夸大主觀能動作用，從方法論來講是不科學的。所以今天看來，以下教訓值得總結：(1)指標要定在客觀條件許可的高度，才是能實現的，因而才是真正的高速度。當時恰恰違背了這個原則，各項指標是主觀規定的，以為高速度僅憑愿望即可實現，以為想多快就能多快，以為不這樣想倒是錯誤的，是保守右傾。(2)按比例才能高速度，最優化的比例就是最適宜的速度。這方面的正面經驗是“一五”時期，對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安排是合理的。而“大躍進”中的最大問題，就是國民經濟的各項主要比例關系嚴重失調。如積累與消費、工業與農業、工業交通內部各行業之間、社會購買力與商品可供量等，比例都嚴重失調。這是對經濟建設規律的嚴重違反。(3)切實搞好綜合平衡才能高速度。這是經濟工作中一個根本問題。本來，有計劃按比例、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是黨的八大提出的經濟建設方針。
　　“大躍進”恰恰違背了這個正確方針，反而把按綜合平衡要求辦事當作消極平衡來批判。(4)要穩定增長而不能大起大落。這是陳云反復強調的，前進的步子要穩，必須避免反復和大的馬鞍形，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損失。①但在反“反冒進”、“大躍進”、“反右傾”時期，違背了這一規律，結果受到懲罰。(5)要提高效率而不能拼人力物力財力，才能實現真正的高速度。“大躍進”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片面追求速度、產值、產量，卻不惜工本、不計消耗，拼體力、拼設備、高消耗、低質量，不顧經濟效率和效益。表面看來速度不低，實際上社會財富并未相應增加，人民所得實惠不多，國家損失很大。這樣的高速度，不但無益，反而有害。
　　為什么會犯這樣的錯誤?概括地講，是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加上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過分夸大主觀意志的作用，因而在速度問題上缺乏冷靜頭腦和正確指導。具體來講，第一，照搬自己的舊經驗。這主要是簡單沿用革命戰爭時期群眾運動的一些做法，以為通過大搞群眾運動，就能高速發展經濟。毛澤東一向重視群眾力量，把依靠人民群眾作為一切事業的勝利之本，所以對他認為泄了群眾的氣、破壞了群眾積極性的事極為反感。這無可厚非。發動群眾并沒錯，問題在于忽視了經濟發展還有自身的規律。他片面認為，搞建設也只要像戰爭年代那樣大搞群眾運動，就一切事情都能辦好；把“反冒進”看做是對人民群眾積極性的傷害，因而十分氣憤，給予嚴厲批評。用搞群眾運動的辦法搞經濟，是當時比較普遍的想法。這和我們在革命戰爭年代的經驗有關。比如，解放戰爭是人民戰爭，糧食、武器全靠廣大群眾用車推肩挑送上前線。但用這種人海戰術搞現代化大生產就難以奏效。在“大躍進”運動中，相信千千萬萬人赤手空拳就能大煉鋼鐵，就是對以往經驗的不恰當運用。這也可以說是在我國特有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發生的現象。第二，錯誤地把加快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與階級斗爭相聯系。這是“大躍進”能發動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毛澤東把“促進”看成馬克思主義，把“反冒進”看成“促退”，把“促退”當成違背馬克思主義，從而把是否要高速度當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兩條不同路線。①進而，就把“反冒進”同右傾甚至右派聯系在一起。甚至把“促進”還是“促退”，提高到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是革命派還是右傾、右派的高度來對待。②這就使大家不敢講真話，都講假話，頭腦越來越熱，造成惡性循環。后來，毛澤東在1958年10月至11月多次外出調查研究，覺察到問題嚴重，頭腦開始冷靜下來，提出糾“左”并做了不少糾“左”的努力。這說明毛澤東一旦發現自己錯了就敢于承認并立即糾正，是十分可貴的。但為什么到1959年七八月廬山會議上，因為彭德懷的一封信就從糾“左”變成“反右傾”呢?重要原因之一，還是把速度問題上的分歧當做階級斗爭來抓了。這次糾“左”之所以中斷，與認識上的不徹底有關，這種不徹底，就包括把速度問題上的分歧當做階級斗爭來抓的不正確思想。
　　二、對所有制急于求純原因的分析
　　所有制急于求純，指不切實際地提高公有化程度，以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是越純。先是1956年三大改造在總體成功的情況下，有些具體工作過急過快的缺點偏差，導致農業方面高級社規模過大，工業方面不適當地搞大廠、全能廠，商業方面盲目追求大店，手工業方面合并過快過急、形式過于簡單劃一。后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搞“一大二公”，“大”指規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經濟核算單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產隊以至社員的部分財產無償收歸公社所有，還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刮“共產風”，結果損害了社員利益，影響了生產積極性，破壞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最根本的原因是超越階段
　　超越階段，在當時的表現就是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現階段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國情作出的基本判斷，是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極大飛躍。但在此前，我們沒有這個認識，所以容易在理論和實踐上超越階段。比如，三大改造完成過程中的過急過快偏差。三大改造不是超越階段。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今年“七一”講話中所肯定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緊緊把握時代發展的大勢和廣大人民的意愿，成功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個道理簡單說就是，新中國成立后頭三年在全國范圍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是根據當時的生產力狀況及私有制經濟占比重較大的情況，馬上取消它們對發展生產力不利；后來隨著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迅速發展的生產力同個體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這表明，幾種經濟并存在當時的確不可能持久。所以毛澤東提出用“一化三改”來解決這個矛盾。同時，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較弱，可以接受贖買政策。這種客觀形勢使我們不能不，而且也可能，較早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所以，三大改造本身不能說是超越階段。而且三大改造總起來看是成功的，使生產關系基本適合生產力狀況，有力推動了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一五”計劃的順利完成為工業化建立了初步基礎，人民生活也得到較大改善。但三大改造在具體完成過程中存在的要求過急、改變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和偏差，卻是一種超越階段的表現。由此而遺留下來的問題，在以后又有發展，對許多問題的發生有重大影響。至于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這點大家非常熟悉，在此不作贅述。
　　(二)超越階段的原因
　　第一，實踐經驗不足。D在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談到八大路線未能堅持到底的原因時指出：“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由于當時黨對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線和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八大以后，我們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成就，同時也遭到了嚴重挫折。”這段話，既肯定八大路線正確，又指出我們黨在當時存在歷史局限；既承認八大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遭到嚴重挫折，又肯定在八大正確路線指引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許多成就。所以，這一評價全面公正、實事求是，為深入分析八大以后的歷史提供了指導。
　　這段話中所說“思想準備不足”，指隨著社會主義革命迅速勝利，很快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任務時，全黨在理論、實踐上的準備尚不充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的認識更是不夠，其中包括對我國社會所處階段的認識。在階段問題上，毛澤東有過正確判斷，提出過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還把這稱作“新經濟政策”，認為可以實行相當長一個時期。但由于歷史條件限制，這一認識未深入展開也未付諸實踐。此后當“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給國民經濟帶來嚴重損失的錯誤暴露后，毛澤東帶領大家糾正錯誤，對被拔高的生產關系和相應的經濟政策作了適當調整。糾錯中，毛澤東又深入思考這個問題，提出我國正處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并說從“不發達”到“比較發達”要相當長時期。D后來說，所謂“初級階段”，就是毛澤東說的“不發達的階段”。但由于實踐經驗不足，毛澤東這一正確認識尚不具備達到成熟理性認識的條件。所以，毛澤東在階段問題上曾經有過的正確認識，不但沒成為當時制定政策的依據，反而后來被放棄，導致對所處階段的錯誤判斷。
　　第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認識不足。社主義改造經過三年到1956年即順利完成，給人一個錯覺，似乎中國沒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資產階級較軟弱，反而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更容易建成的一個條件。毛澤東當年說，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多少反映出這種想法，即以為“一窮二白”會使建設社會主義更容易、更快一些；而對另一面，即生產力水平較低、科學技術不夠發達、管理大生產經驗欠缺、文化水平總體較低等弱點，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是個不利條件這一點，卻認識不夠。
　　其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特別艱難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澤東在全國勝利前夕說的，以往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所以他提出，在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面前，“我們必須學會我們不懂的東西”。但學習是一個過程，有時要經過很長的艱苦過程，才能真正學懂。此間，就不免犯錯誤。
　　列寧多次講到這樣一個觀點：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在那里資產階級組織得很好，但是革命一經爆發，要繼續下去卻容易得多，并且會比較容易地勝利完成，因為那里的無產階級在組織和團結方面要高得多；相反，一個落后的國家開始革命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在這個國家里敵人已經腐朽，資產階級沒有組織起來，“但要把它繼續下去，把它完成，就十分困難”①，“就需要萬分謹慎、小心和堅忍不拔”②。在談到由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渡”時，列寧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愈不發達，所需要的過渡時間就愈長。”③他概括出這樣一條規律：“由于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后，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關系就愈困難。”“這里除破壞任務外，還加上一些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④這組織任務，主要指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任務，列寧把這個任務稱為“巨大的困難”⑤。而我們在很長時間內卻相反，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看得太容易了。這是造成許多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所有制問題上超越階段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沒有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一種情況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不了解，另一種情況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
　　對馬克思主義的不了解，表現為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許多正確而精辟的論述，或者熟知而不真知，或者不知或不甚知。這就妨礙我們完整準確地理解他們的思想。在所有制超越階段問題上，就有這種情況。馬克思在談到新世界建立、人類進步問題時有一段精辟論述：“歷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的幫助下對自然界的統治。
　　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為地球創造了表層一樣，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①馬克思在這里充分估計了歷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所負有的歷史使命和歷史地位，說明沒有資產階級創造的物質基礎，新世界的創立是不可能的；這正像沒有地質變革為地球創造了表層，就不可能有地球的產生，道理是一樣的。在這里，馬克思表達出他對資產階級時代的憎惡，把這個殘酷的時代形容為“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馬克思還表達出對推翻這種吃人制度的“偉大的社會革命”的無比向往。但是，馬克思決不認為這種“偉大的社會革命”是隨時都可以進行的，他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指出了這個“偉大的社會革命”的前提，是“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這就指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生產力基礎。這一思想，恩格斯有多處通俗的表達。他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工業較發達，財富積累較多，以及生產力較高而定。”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這個問題時，他明確回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在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建立公有經濟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征象顯著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并且只有在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的生產資料創造出來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恩格斯在這里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的思想，我理解包括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勝利以后，對私有制也并不能一下子就立即全部廢除，而要經過創造大量生產資料的過程，直到“廢除私有制所必需大量的生產資料創造出來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我們長期以來“左”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以為公有化程度越高生產力發展越快，所以在奪取政權后，還沒來得及經過創造大量生產資料的過程，就急急忙忙宣布全部廢除私有制。其實，這種理論和實踐，不是馬克思主義教給我們的，而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
　　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理解的情況，比如，所有制結構急于求純，與兩方面的理論失誤有關。一個是把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中的“一定條件”加以泛化。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生產力、經濟基礎一般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但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時，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里說的“一定條件”，明確是指革命變革、生產關系變革時期。如果把這“一定條件”隨意泛化，就會出現失誤。“大躍進”運動中違背客觀規律過分強調主觀能動作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脫離生產力水平一度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不能說與此毫無關系。另一個理論失誤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于“社會主義是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結論作了教條化的理解。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高度理論抽象方法，即把社會主義作為純粹、成熟形態研究概括出的社會主義基本特征，這種基本特征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聯系。我們長期以來只記住了結論———要建立單一全民所有制，卻忽視了前提———必須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作基礎，于是在生產力很落后的情況下建立起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就不能不對生產力發展造成消極影響。這里要說明的是，社會主義當然要實行公有制，但只從公有化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出發，而不對公有化的形式、范圍等作科學研究，以為公有化水平越高越好、越大越好，而最高、最大的公有就是國有，以為國有就是國家直接經營，一切由國家統管起來最好，這就不對了。我們在三大改造中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正確的，但當時把所有的小商、小販、小私有者經營的小店鋪統統國有化，這就是對公有化的形式和范圍都缺乏正確理解的表現。對“社會主義消滅商品”的理解也是如此。馬克思、恩格斯的確說過，社會主義是商品經濟的消除。他們沒說錯。因為他們說的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生產，是以建立在高度發達生產力基礎上的全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為前提的，這就是恩格斯說的：“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①。既然“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必須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聯系，而當今現實沒有任何國家達到這一水平，當然就都不能消除商品經濟。所以，我們那時只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說的結論而忽略了他們說的前提，可以說是一種教條化的理解。
　　三、對階級斗爭擴大化原因的分析
　　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表現，主要包括1957年反右斗爭擴大化，1959年在全黨發動“反右傾”斗爭，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從而提出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由此導致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四清”運動，把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問題都當做階級斗爭或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從而提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知識分子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最后發展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以這一理論為基礎，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一)理論認識上的錯誤
　　1957年以后，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不斷犯“左”傾錯誤，其表現，一是把階級斗爭存在的范圍擴大化，二是把階級斗爭的作用夸大化，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為此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從理論上講，“以階級斗爭為綱”有以下錯誤：
　　第一，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不可能始終存在。胡喬木曾經講：“毛主席沒有說過‘始終’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康生加的。加上這兩個字，就把毛主席的話搞得面目全非，在邏輯上也講不通”②。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原話是：“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加上“始終”二字的荒謬性就在于，本來列寧說“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如果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始終存在，那就意味著永遠不能消滅階級。胡喬木說：“那豈不等于說，社會主義永遠不是社會主義，或永遠不能實現消滅階級的社會主義?”
　　第二，社會主義時期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不是全局性的。既然說階級斗爭是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那就已經指明這不是全局性的，不是時時事事處處，更無需天天、月月、年年講。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卻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夸大了、絕對化了，最后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其基本錯誤是，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還存在資產階級及全社會范圍內的階級對抗，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繼續革命”的最重要方式。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因為反對階級斗爭擴大化而否認這種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而只是說不能把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擴大到全局的范圍。
　　第三，階級斗爭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只能是生產力。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只有生產力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社會主義社會，剝削階級已作為階級被消滅，階級矛盾已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所以，一方面，階級矛盾雖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不能成為工作重點，另一方面，大量存在的社會矛盾已經不是階級斗爭。所以，以階級斗爭為綱，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
　　第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一種落后于階段的理論。首先，“以階級斗爭為綱”，只有在剝削制度社會或由剝削制度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渡時期才能成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提出這個口號就落后于階段了。其次，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已根本不同于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前的情況，黨內斗爭也多屬思想斗爭性質。這時再提把全黨全國工作重點放在階級斗爭上，甚至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毫無理由的、大大落后于階段的表現，勢必影響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發展，唯一的結果就是把局勢搞亂。發生這一失誤，與“思想準備不足”也有一定關系。八大正確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為什么不久就改變了，又重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了呢?這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而是全黨對此認識還不特別明確。從八大文件中可看出這一點。八大雖然正確地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未明確指出資產階級作為我國歷史上的最后一個剝削階級已基本被消滅，也未承認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已成為無產階級的一部分(比1956年1月知識分子會議時的認識倒退了)。這與八大不適當地保留了“過渡時期”的提法有一定關系。這種提法反映出對我國所屬階段認識上的模糊，與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已取得基本勝利并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事實相矛盾，導致對社會主義社會只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的特點和規律缺乏正確分析。所以在八大后不久發生的匈牙利事件等，使毛澤東動搖了他原先關于階級斗爭已不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最終發展到反右擴大化的嚴重錯誤，直至在1957年10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重提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重新強調階級斗爭，完全改變了八大關于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由此又影響到黨的工作重心轉移戰略方針的實施。八大雖然提出黨的工作重心向社會主義建設轉變的正確戰略方針，但上述認識表明當時黨對這一戰略轉變的認識還不徹底，對實現這一戰略轉變的指導思想尚未成熟和牢固建立起來。因而隨著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的產生，八大關于戰略轉變的方針也隨之動搖。
　　第五，與搞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模式相關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產生，與搞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模式有一定關聯。其中的道理是：如果把社會主義所有制歸結為單一的公有制，那結論必然把所有發展部分資本主義經濟、部分個體經濟的主張，都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本來，發展部分資本主義經濟、部分個體經濟是符合我國當時生產力水平的，但全部認為是搞資本主義，當然就當階級斗爭來處理，必然發生階級斗爭擴大化。
　　總之，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問題，我黨在理論上準備不夠，上述理論錯誤導致了不少災難性后果。
　　(二)國際環境的影響
　　毛澤東從正確認識社會主要矛盾滑向“以階級斗爭為綱”，除了主觀認識上的失誤外，與當時國際環境的影響也不無關系，有國際環境的惡化反應到了國內生活和經濟建設里面的因素。例如1956年10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亂發生后，他曾說，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這下暴露出來了，這下教育了我們中國同志。他從蘇共二十大、國際反蘇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總結說：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沒肅清，現在自食其果，火燒到自己頭上來了。當時的國際環境，對他過于嚴重地估計了國內的階級斗爭形勢并作了不恰當的處理，確有一定的影響。
　　(三)制度方面的原因
　　D說過：“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毛澤東———編者注)推向了反面。”一些制度不健全，這也是一種時代、環境的客觀因素。我國封建歷史很長，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沒有完全肅清，加上種種其他原因，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為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提供了一定條件。這也是許多失誤發生且不能及時糾正的重要原因。
　　第一，民主傳統不足。從我國社會歷史來講，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封建主義的思想影響很深，經濟文化長期落后，缺乏強有力的民主傳統和民主生活習慣。從我們黨來講，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有密切聯系群眾、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好傳統，但也有民主傳統不足的缺陷。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斗爭，在反封建斗爭中培養了優良的民主作風。但要真正肅清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加上長期的戰爭和地下工作條件，黨的民主生活是有限的。革命勝利后，由于種種歷史原因，民主制度在完善方面做得還不夠，主要是沒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雖制定了法律卻缺乏足夠的權威。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弱點。此外，從國際上來講，這與受蘇聯模式及國際共運歷史傳統的影響也有一定關系。以上幾點表明，我們民主制度的完善需要經過一個長期而又復雜的歷史過程。
　　第二，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嚴重發展。這與上述民主傳統的不足相關聯。從毛澤東個人來講，他原是反對個人崇拜的，作風也較民主。他在黨內和群眾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是在實踐中形成的———毛澤東在長期革命過程中的正確領導和對中國革命的卓越貢獻，使他贏得了黨和人民的信賴和敬仰。但問題出在，正確的愛戴領袖與不正確的個人崇拜相混淆了，制度上的缺陷由此更為加深。隨著個人崇拜之風愈演愈烈，毛澤東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的情況又有發展，導致個人專斷愈益嚴重，逐漸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不斷被削弱以至破壞。加上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常常很難否定他的不正確主張。“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且難于制止，從某些方面講，與這種個人專斷與個人崇拜嚴重發展有很大關系。這個教訓值得深刻汲取。
　　上述情況表明，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同時，這個復雜現象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歸咎于某個人或某些人，就不能深刻總結教訓并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措施。總之，對我們發生過的錯誤，要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即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去觀察和衡量，著重分析歷史背景，而不應該著重個人責任，尤其不能著重從個人品格、個人恩怨找原因。這樣可以比較客觀、公允、準確、全面一些。
　　四、要正確體現對這二十九年歷史的總體評價
　　對這29年歷史進行總體評價的基本依據有二：一是《歷史決議》第六條對建國后32年歷史的基本估計。這是我們研究新中國成立后至1978年這段歷史的一個指導思想。對這段歷史的總評價，必須遵循《歷史決議》第六條對新中國成立后32年歷史的基本估計的精神，即“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我們寫二卷本這29年，就包括在這32年中。所以，《歷史決議》對這32年歷史的基本估價，是我們寫二卷本的一個指導思想，是評價這29年的一個基本依據。當然，這32年中，或者說我們要寫的這29年中，有曲折，有錯誤，甚至有“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但對這段歷史的總體評價是這樣的。從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站在高處對一段歷史進行總體評價應該把握的方法論原則。二是胡錦濤總書記“七一”講話中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總體評價。這就是本文一開頭提到的，胡錦濤總書記講的三件大事和對三件大事的評價。根據這一指導思想，我談談對幾個問題的理解。
　　(一)不能把這二十九年的歷史說成全是錯誤
　　第一，因為這樣說不能正確解釋這段歷史。這就是說，如果因為這些失誤而否定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后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全部歷史，或者由于這段錯誤多，就把黨的這段歷史說成全是錯誤，這既違反《歷史決議》，也不符合事實。一如我們對探索過程中產生的錯誤不必諱言一樣，對犯錯誤時期取得的成績(包括思想理論上的成績)也不能因犯了錯誤而諱言，不能以為講了成績就是對錯誤的開脫和淡化。所以對這29年的歷史確實要有一個辯證的理解，不能簡單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胡喬木舉過兩個時期的例子說明這一點。一個是“1949—1956年之間，我們的黨確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確實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點和失誤”。另一個是“前后20年‘左’傾錯誤期間，國家的經濟總的說還是發展的。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間也有不屬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所以，重要的是進行科學分析。胡喬木說，這就要“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出發，并不是簡單地根據現在人們在實踐和認識上已達到的水平，對過去說三道四；同時又是按客觀歷史本身的邏輯，說出現在人們應該如何接受那一時期的經驗教訓。”胡繩也說過：“如果說三十五年來一無是處，全部是錯誤的積累，那就不能正確解釋三十五年的歷史。當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大轉折，但這一轉折之所以能夠形成、也還是有過去生產發展的底子。所以建國以來的歷史決不是錯誤的積累。”我認為這話講得很對。葉劍英在1979年一篇講話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作了深刻分析，并對建國后30年作了一個總體評價，指出：“總起來看，在過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這里所說的“大部分時間”，應該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這給我們提供了如何總體評價歷史的一個正確方法，即任何一條路線都有一個孕育，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文化大革命”前，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過左的東西，但還不能說已形成一條極左路線，更不能說已經占了統治地位，否則這一時期取得的巨大成就無法解釋。
　　第二，那么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呢?對這十年，《歷史決議》稱之為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對十年的成就作了充分肯定，也指出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嚴重錯誤。《歷史決議》第十六、十七、十八條對這十年歷史的基本評價，是我們在研究中應該遵循的。基本要點是：第一，主導方面是好的。這十年“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時，“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第二，黨的工作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這十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這主要是反右斗爭嚴重擴大化、“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傾”斗爭等“左”傾錯誤的嚴重泛濫。第三，黨中央和毛澤東發現這些錯誤后即予以糾正，但不徹底。第四，調整時期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但“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未得到徹底糾正，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未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這是一個復雜的時期，成就與錯誤錯綜交織在一起。所以對成就與錯誤這兩個方面都不能回避且要分析充分。分析錯誤，除要認真尋找原因外，還要直面其結果，即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也就是說，這些錯誤中，已埋下此后發生“文化大革命”的種子。分析成績，除了我們經常說的經濟、外交、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外，還要看到，1978年以后我們黨實行的改革開放及創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有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這十年間也已有一些萌芽，許多問題在1966年前已經提出或有所實踐，雖然那時還是極不成熟的。同時，那十年間取得的許多成就，應該說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社會主義建設再起步的基礎。特別是那時已建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這是極重要的基礎。由此而論，我們決不能對“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全部否定。
　　第三，即使對“文化大革命”這十年，也要區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是胡繩提出的一個觀點。我認為很正確。對于“文化大革命”，正如《歷史決議》所說，要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是“左”傾錯誤的論點，曾經被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所以，正如《歷史決議》所說，“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對“文化大革命”要徹底否定。但研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十年歷史，誠如胡喬木所說，要看到“那十年間也有不屬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不屬于“文化大革命”。這些在二卷本中要有所反映。各地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在全國統一的大背景下都有所表現，所以要寫出本地特點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周恩來1971年9月至1973年底主持工作期間的整頓取得很大成績，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當然，好景不長。周恩來為清除極左思潮在各個領域的影響而作的努力，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抗。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也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否定了周恩來的正確意見。隨后，從1973年底開始，發動了反對“右傾回潮”的運動，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的。這使已經有了轉機的各項工作，又遇到了新的挫折，全國形勢再度惡化起來。二是D1975年的整頓使形勢有明顯好轉。這段時間雖然不長，只有一年，但各個領域發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取得非常顯著的成績。這充分說明D當時堅持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有效的。這次也是好景不長。毛澤東開始是支持D的工作的，但到后來，他卻不能容忍D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于1975年底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就使得正在走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再度陷入混亂，剛剛回升的國民經濟又遭到新的挫折。三是毛澤東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雖然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他負有主要責任。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他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后來我們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四是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的斗爭及取得的成績也是不可忽略的。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斗爭，艱難曲折，一直沒有停止過。正是由于全黨和廣大干部、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的共同斗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在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這些，都要在這段歷史的撰寫中有所反映。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盡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終于戰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這一點，要在二卷本中有正確的反映。
　　(二)這二十九年與以后的歷史是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多年來的歷史看做一個整體。這50多年中，發展最快，最健康的是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但歷史不能割斷。這20多年的發展與此前近30年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前近30年，雖然歷經挫折，犯了錯誤甚至嚴重錯誤，但整個看來成績是主要的。在這近30年里，我們順利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建設也取得巨大成就，為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制度的和物質的基礎，提供了許多正反兩方面經驗。正因不僅有這些正面經驗可以繼承又有這些反面經驗可供鑒戒，才能有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發展。所以我們不能割斷歷史，要把整個50多年看做一個整體。
　　總體看，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50多年來黨取得了偉大成就，當然要特別強調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偉大的歷史轉折所具有的深遠意義，強調此后逐步確立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路線和政策，強調改革開放20多年取得的偉大成就。同時要看到，之所以能在這時找到正確道路，是以此前近30年的正反經驗為基礎的。這樣寫，也能體現出在失誤中前進這一辯證思想，只要正確地總結教訓，失誤便能成為前進的先導。
　　(三)要把我們黨能夠自己糾正錯誤這一點寫充分這點很重要。中國共產黨歷來有自我批評、自我糾錯的能力。這是我們黨的重要執政能力之一。
　　我們黨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偉大、光榮、正確，不是說永遠不犯錯誤———這對任何政黨、個人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說犯了錯誤能自己檢討、自己糾正。而自己發現、自己糾正自己犯的錯誤，這是一個鄭重的、偉大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黨的特質。并且，我們黨從來是在糾正失誤、總結經驗教訓中發展壯大的，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深化對建設社會主義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的理解，從而在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飛躍。在民主革命時期也是這樣。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不知犯過多少錯誤，受過多少損失，但每一次，都是我們黨自己糾正了錯誤，從而繼續前進，終于取得革命勝利。所以，犯錯誤不可怕，關鍵是能否自己糾正錯誤。自己糾正錯誤，是我們黨偉大、光榮、正確的重要方面。
　　在二卷本中能體現這點的，主要是6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事實上，那幾年的錯誤是在自認為正確的情況下犯的。一經發現，就下決心糾正。寫出這一點，是實事求是的。在此基礎上，我認為有幾點很重要：首先，對調整中初步總結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要加以肯定。比如1962年1月毛澤東主持的“七千人大會”，主要是總結經驗，自我批評，統一認識，以便進一步糾正“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錯誤，切實做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雖然所作的自我批評、體現出的民主精神、總結出的經驗還是初步的和不徹底的，但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加以審視，給予充分的肯定。其次，對全面調整決策的確立、貫徹及取得的明顯成效要加以肯定。經過調整，到1962年，經濟取得明顯成效，人民生活開始好轉，國民經濟渡過了三年嚴重困難時期。之后為爭取國民經濟根本好轉，又提出用兩三年時間繼續調整。所以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得很順利。到1965年底，各項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各方面都取得重大進展。所以才有了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周總理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基本完成，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并提出了“四化”總目標和兩步走的戰略步驟；同時指出今后發展國民經濟必須按客觀規律辦事。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問題上，經過幾年的失誤與挫折，終于從沉重的教訓中得到的寶貴經驗。雖然用今天的眼光看，當時的“左”并沒有得到徹底糾正，但不能因此而對這次調整的意義加以低估。要用歷史的眼光看，這是我們從自己的失誤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前進步伐中的重要一步。第三，對當時糾“左”的局限性要正確看待。不能因為糾“左”不徹底而將其抹殺。比如“七千人大會”，盡管由于歷史的局限，一沒能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左”的錯誤，二也就不可能在實際工作中給予徹底糾正，三對階級斗爭擴大化和某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錯誤觀點也沒能認真清理，同時中央領導核心內部對形勢、對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以及對工作中成績與缺點錯誤的估計等問題上，認識仍有分歧；但這次大會畢竟對工作指導上的失誤和當時的經濟困難都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分析，正確地提出各條戰線都必須堅決貫徹調整方針，全黨同志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從挫折和失敗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訓，這對于糾正“左”的錯誤起了很大作用。從長遠看，也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對這些都應加以充分肯定。
　　(四)正確理解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為什么說犯錯誤不可避免?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的認識是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也是如此。新中國成立后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這段歷史時期，正確與錯誤、成功與挫折錯綜交織的復雜情況，其實正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正確與失誤交替發生情況的反映，是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剛踏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艱難探索的寫照。我們黨作為一個認識和實踐的主體，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就像一個剛學走路的小孩子一定會摔跤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總不會說自己小時候摔跤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雖然這些錯誤并非都不可避免，但即使犯了本可避免的錯誤，也是符合人的認識規律的。人的認識規律，就是從認識不正確到正確，隨著實踐的發展，又有新問題出現，為了認識新問題，又從不正確到正確，這樣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人類對任何新事物、新問題都一下子就能有正確認識，這樣的事是沒有的，只能是一種奢望。這樣說并不是替我們犯過的所有錯誤辯護，不是說所有錯誤都是應當犯的。如果這樣理解，那我們就不必總結教訓。我們只是說，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過程中，犯錯誤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的理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包括在列寧時代、斯大林時代、毛澤東時代、赫魯曉夫時代，及以后一段時間，都認為是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消滅商品經濟等等，同時認為向共產主義過渡是當前或不久的將來必須解決的任務。這說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的理解，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現在也沒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進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建，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辛探索得到的正確認識。這一認識的獲得，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每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我們承擔著撰寫黨的歷史的黨史工作者，對這個漫長性和艱巨性要有充分的清醒的認識，并且還要看到這個漫長過程到現在也還沒有結束。
　　我們認識到現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個很大進步，但認識還會繼續前進，不會僅僅停留在初級階段這個概念上；改革的過程中也會有發生失誤的可能，將來也會有犯錯誤的時候。為什么?這是人類認識的規律。主觀和客觀不可能完全一致。人類總是從不斷的錯誤中達到對真理的認識。這個認識正確了，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比如，社會主義建設各方面的細節、具體的發展過程，現在還不能說得特別清楚，等等。所以，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應該隨著歷史的前進不斷探索、不斷更新、不斷趨向更加正確。
　　其實，民主革命也經歷了認識上的曲折過程。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也是逐漸提高的，不可能一開始就提出完善的綱領和策略，不可避免地要有許多曲折。比如，中國革命分兩個階段，并不是革命一開始大家都懂得，而是經過許多曲折才認識清楚的。這個曲折是：黨成立的時候，黨的宣言說那時中國就要搞社會主義革命，這顯然是錯誤的。到了黨的二大，已經懂得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在目前階段必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但是在這以后長時期內，還是沒有弄清楚這兩個革命階段的區別和聯系，沒有弄清楚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特點，于是發生右和“左”的錯誤。其他許多問題也是這樣。可見整個黨史都證明，從錯誤到正確總有個發展的過程。
　　最后，我想引用D對黨史工作的一些指示精神，作為這次發言的結束語。他多次強調，總結歷史，不要著眼于個人功過，而要把重點放在總結經驗和教訓上，經過總結，過去的成功和錯誤都變成了我們的經驗，對于開辟我們事業的未來，是最可寶貴的財富。讓我們以此為指導，正確對待黨在歷史上犯過的錯誤，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并將此作為寶貴財富，為今天的現代化建設服務，為黨的工作大局服務，真正發揮黨史、國史資政育人的巨大作用，把黨史、國史研究推向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

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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