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悖謬

誠信悖謬的意思是說誠信并非都是統一的，有時是矛盾的。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誠與信的悖謬，即如果誠實則失信，如果守信則不誠實；二是多數悖謬，即對少數人是真言，對多數人是謊言；三是制度性悖謬。

一、誠與信的悖謬

某人偷了一頭牛，跟兒子說，不要告訴別人，兒子答應了。事后，有人找上門來，兒子該說真話還是假話呢？如果兒子說了真話，告訴來人牛是偷來的，他是誠實的，但他違背了對父親的承諾；如果兒子說了假話，他是不誠實的，但他是守信的，沒有違背對父親的承諾。從道德和法律角度講，如果兒子講假話，符合恪守承諾和人倫親情之道德理念，但卻傷害了誠實之社會道德和法律的尊嚴；如果兒子講真話，傷害了恪守承諾和人倫親情之道德理念，但卻符合誠實之社會道德和法律的尊嚴。

在這個誠信悖謬例子里，誠與信是矛盾的，誠信與道德和法律之間也是矛盾的，不同的道德要求間也存在悖謬，兒子不管是講真話還是假話，要么傷害誠，要么傷害信；要么傷害此德，要么傷害彼德；要么傷害私德，要么傷害公德；要么傷害道德、要么傷害法律；不說話，則可能遭受刑訊逼供的刑罰，傷及自身；無論如何，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兩難選擇，是對肉體和靈魂的雙重折磨！

人類社會靠道德和法律維系，但人類社會不是僅有道德和法律就足夠，還需要親情和友情，人類的情感從來就不是道德和法律所能駕馭的！冷酷威嚴的道德和法律替代不了溫暖的親情，替代不了人間友情。道德和法律代表著秩序，社會生活不僅需要秩序，同樣需要陽光的溫暖和雨露的滋潤。

其實，解決這個誠信悖謬一點都不難，這就是法治，從法的精神和人文主義的角度出發，尊重個體的沉默權，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刑訊逼供的非法性及利害關系人之間不能為證，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對我們的先人而言，這個誠信悖謬似乎是無法解決的，也許在他們看來，這個問題就像水火不容一樣，而我們知道，水一電解，生成氫氣和氧氣，氫氣和氧氣一燃燒，變成水，道理就這么簡單，只是個認知問題，這并非說明我們的先人智慧不及我們，而是人們的認知水平總是受到時代的局限的。

人類社會許多看似無法調和的矛盾，歸根結底其實都是與社會發展階段相聯系的認知問題。民主法治精神和人文精神一揉合，專制社會無法解決的誠與信的悖謬之問題就輕易解決了；人類天賦的獨立自由平等權利與等級制度的矛盾，隨著民主憲政制度的建立而圓滿解決；現代社會無法解決的戰爭和恐怖主義威脅，到下一個社會形態（共有社會？大同社會？）可能就輕而易舉地解決了。

二、多數悖謬

這個類型的誠信悖謬類似于老鼠會式的洗腦（如傳銷、邪教）。最初的洗腦者也許堅信自己的洗腦內容是客觀的、科學的、嚴謹的，他也許認為自己是誠信的、善良的，沒有違背道德和法律，沒有欺騙被洗腦者，而最初接受洗腦的人也的確如洗腦內容所言實現了預定的目標和利益。后續的洗腦者在重復最初洗腦者的內容時，對洗腦內容作了點微小的量的夸張，也正因為這點微小的量的夸張，洗腦內容成了對少數人的真言，對多數人的謊言。這還是傳統式的洗腦，而現代節奏的洗腦發展為連最初的洗腦內容都成了對少數人的真言，對多數人的謊言。

老鼠會式的洗腦用于商業領域據記載是1964年由美國人發明的，那家公司名字也取得曖昧，叫“假日魔法公司”，不過好景不長，1971年這種經營模式即遭政府指控而為法律所禁止。但老鼠會式的洗腦這種思想并非源于此，至少二千多年前的中國漢朝就開始運用這個思想統治人民了，這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讓大家都讀儒家的書，儒家的書讀好了就可以當官（學而優則仕），而真正通過讀儒家書當上官的只能是少數人，對大多數人而言，不管你儒家書讀得多好依然與官無緣。

如果所灌輸的內容對多數人是真言，對少數人是謊言，性質似乎就不再是洗腦了，有人稱之為管理藝術，但這種藝術總給人以不公平的感覺。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占人口多數的普通老百姓而言，法律在他們面前是平等的；但如果當事一方是普通老百姓，一方是政要顯貴，法律的天平還會平等嗎？即使在法治很完善的社會也很難做到普通人和顯貴間法律面前的平等，人治社會更不必說了，所謂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唯欺人之談而已。

如果所灌輸的內容對所有人都是謊言（或不可實現、或無法證真亦無法證假），那就超越了誠信和管理問題，而成為信仰問題。作為無神論者，我們尊重每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我們絲毫沒有貶毀宗教信仰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們很羨慕有宗教信仰的人。有神論者是幸福的，在面對終極問題時，他們無須體驗每個無神論者都必須直面永恒虛無那生命卑微無力的蒼涼。

人類社會需要誠信，需要管理藝術，需要信仰，這很矛盾，人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

三、制度性悖謬

當誠信得不到制度性的獎賞或獎賞不足，謊言和欺騙得不到制度性的懲罰或懲罰不嚴時，誠信的制度性悖謬問題就出現了；最糟糕的情形莫過于誠信遭到制度性打壓，謊言和欺騙卻得到制度性的鼓勵。產生制度性誠信悖謬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制度缺陷，二是制度受制于權力。

總的來說任何社會都是倡導誠信，懲治謊言和欺騙的，但在具體的法律、規章制度制定過程中，則未必完全體現這種精神，缺陷似乎是難以避免的，智者千慮，總有一失。制定制度的程序公正性、參與的廣泛性以及透明度是減少制度缺陷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漏洞百出的制度基本上都是閉門造車的結果，由少數人暗箱操作本身就代表了程序的不公，由利益相關者來制定制度更使制度不公雪上加霜。制度缺陷造成的誠信方面的后果是誘導甚至是強迫人們編織謊言和欺騙以獲取利益或規避風險。如“兩個凡是”時代的知青“病返”制度，一開始“病返”制度執行得還算嚴格，那時行賄受賄還未形成風氣，最多的也就是走走后門，后來由于渴望返城的青年太多，可能后門不堪擁擠，于是前門大開，有些醫院干脆事先準備好符合要求的病歷，直接填上返城知青名字就算完差，上上下下彼此心照不宣，沒有人是受騙者。在這個制度性誠信悖謬的例子中，核心是上上下下彼此心照不宣，當然，從我們現在的眼光看，知青返城是歷史必然，但當時不這么認為，上上下下彼此心照不宣的原因是知青返城壓力太大，控不住了，只好睜只眼閉只眼，糊過去。與知青興高高興興返城相比，華北油田的假離婚事件顯得是那么的無奈和卑微，為了一份工作，為了繼續上崗，許許多多恩愛家庭被迫上演假離婚鬧劇，悲哉！我們無意評價假離婚之事，我們關注的是華北油田的上崗政策存在的制度缺陷，正是存在制度缺陷才誘導了許許多多的家庭含著眼淚去辦理自愿離婚！“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

制度受制于權力是人治社會的專利。在人治社會，雖然總的來說社會道德和法律也倡導誠信、懲罰謊言和欺騙，但社會道德和法律從屬于權力，道德和法律的解釋權、裁定權，社會生活的話語權為權力所壟斷，在誠信與謊言之間，權力可以為所欲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有個故事對此作了很好的詮注，是三國時期曹操割發代首的故事，說的是在一次行軍打仗途中路過一片麥田，曹操下令凡踩踏老百姓麥子的一律斬首，偏偏不巧的是他自己首先不小心踩踏了老百姓的麥子，曹操拔出寶劍欲自裁，屬下攔住勸說道：“法不加于尊”，況且三軍不可無帥，曹操想想也是，于是割下一把頭發替代斬首，故事到處結束。我們的疑問是，如果踩踏老百姓麥子的是將軍呢？三軍不可無將啊，怎么辦？按照邏輯推演應該是“刑不上大夫”吧；如果踩踏麥子的是下級軍官或士兵呢？是否該用上“禮不下庶人”？曹操自己可以適用“法不加于尊”，難道將軍們不可以適用“刑不上大夫”？疑問還未結束，我們知道，曹操是很愛惜將士的，他真的會為了幾株麥子而殺自己的手下將士？那些將士們會因為其他將士踩踏了幾株麥子就舉報而將自己的戰友送上斷頭臺？應該都不會，曹操的這則法令目的不是殺人，而是恐嚇、震懾，也就是說，是一句謊言。話說回來，如果踩踏麥子的是曹操本就想殺卻苦于找不到借口殺的人，那他倒霉了，謊言因此成了真言?？植腊?！至高無上隨心所欲的權力可以將誠信和謊言顛乾倒坤玩弄于鼓掌！

比曹操割發代首故事更能說明制度性謊言的是1958年的放衛星工程，放得最高的衛星畝產達十萬多斤！由于時隔不遠，不多說了，大家明白就是了。

上對下的絕對權威為制度性誠信悖謬的普及鋪平了道路，如果上對下的權威被置于陽光之下，權威的內容和形式嚴格受法律或制度約束，則制度性誠信悖謬將不再普遍而成個案，可見，普及制度性誠信悖謬的不是上對下的權威，而是權威不受制約，以致成了絕對的權威，絕對的權威導致絕對的謊言和欺騙。

在謊言和欺騙被用于專制統治工具之前，人類的統治手段很單純，只有赤裸裸的恐怖和暴力，如斯巴達人對希洛人的統治；引進謊言和欺騙是人類統治文化走向文明的一個里程碑?？植篮捅┝κ菍Ｖ平y治的根本性手段，謊言和欺騙為其披上一件“溫情脈脈的面紗”；謊言和欺騙替代了大量的血腥殺戮，減少了暴力對抗，有利于社會穩定，但也為人類走向光明設置了巨大的障礙。這就是制度性誠信悖謬的根源------專制統治既需要誠信也需要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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