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權感知“八榮八恥”之五
        總書記說：“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
         團結互助，就是為了振興中華的共同目標,大家應該聯合起來,互相幫助,樂于奉獻,和諧社會。
        當然，要實現團結互助，就必須鏟除個人主義，查處損人利己。但是，我們七組的土地冤案十幾起，就是長期得不到真正地查處。我們的合法權益受到如此嚴重的侵害，而且是日重一日，至2005年底,7組已有郅均亮、何占等28人帶著"侵權"的惡帽和"訛錢"的臭名含冤而死了!也沒人給個說法。我們給各級黨政機關反映十年了，應該說，這封封信函，都滿載著我們對黨和政府的敬仰、信任和期盼。如果中國市級以上的黨政機關接訪人員還有一點振興中華的心思的話，就會抓緊時間調查研究，弄清真像，及時處理。從而使受冤的群眾得到昭雪，侵害群眾利益的民賊得到懲處。使基層的善良人們之間的矛盾得以解決，實現團結互助的和諧局面。但他們偏不這樣做。他們不惜犧牲群眾的利益，只想自己省心省事省力。或者“批轉”完事，或者借機到下一級做一次“欽差大臣”；不是只管批轉而不問結果的真實與公正，就是“瞎子摸象”便潦草結論。結果，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只能使受害的弱者－－“胖的拖瘦瘦拖死”！！！
    維權的實踐使我們感悟到：在中國市級以上的黨政機關接訪人員中沒法找到“以團結互助為榮”的公仆。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把每年上訪積案的迅猛增加當成顯示他們存在的重要和成就，豈不荒唐可笑。

從維權感知“八榮八恥”之六
        總書記說：“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
        誠實守信，就是說到做到，不放空炮。“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可在我國的法院系統，我們無法找到誠實守信的法官。 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曾作出4項承諾，各級法院要認真做好群眾申訴來信來訪工作：“完善制度，有訴必理，及時立案，限時回復。”又要實行接訪首問負責制,強調接訪人員要“聽好陳述、記好筆錄、掌好尺度、做好疏導、辦好實事”。可結果呢?從我們十年維權的經歷感知到：這些承諾都不過是騙人的鬼話！
        1996年鞏義市人民法院下“裁定”、貼“公告”，說7組村民依法保護責任田、阻止質監站違規施工是“侵了質監站的權”。
        到底誰侵了誰的權？應該讓事實說話。且不說質監站串通土地局違規騙來了鄭州市市政府的批地文件是和中央珍惜土地保護耕地的精神背道而馳，不該算事；就以這個文件，質監站要想施工，也還該有：鞏義市市政府的批轉文件、市土地局的丈量土地登記發證、文物勘探得到  許可、最后，由市建設局審查證件辦理建設施工手續等程序。可這幾步路,它一步還沒走哩，它又從哪里弄來的施工權呢？！……就這，鞏義市人民法院竟昧著良心下“裁定”、貼“公告”，要7組村民停止“侵權”。天理何在？！對此，我們上訪10年了,從縣到省到最高，各級法院都該接到我們的申訴了吧？可有誰理這個茬呢！如果中國的法院都要以騙人為生，那么，在我國還能有司法公正嗎？！

從維權感知“八榮八恥”之七
        總書記說：“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
         遵紀守法,就是要增強法律意識，自覺維護法律尊嚴；有令則行,違令者斬。
         2001年，在中國土地管理上出了一件大事，就是國務院發了15號文件（繼而國土資源部11號令）明確要求各地經營性用地“必須”進行招標拍賣。于是在2001年， 河南省鞏義市也就實施了土地拍賣制度，《鞏義報》載：市區土地每畝單價突破120萬元。可到了2002年初，鞏義市的主要領導們竟又官商勾結，強行以每畝幾萬元的價格,征用7組42.77畝耕地搞房產開發。村民不同意,市委領導就帶著市公安局和鎮派出所的公安干警、防暴警察50多人，實施槍口下的土地交易！
        這不是同中央唱對臺戲嗎？這不是對國務院2001年15號文件（繼而國土資源部11號令）的反動嗎？
        對于這種倒行逆施，遵紀守法的群眾不能答應，黨紀國法不能答應。
       “ 2002年年初召開的中紀委第七次全會上明確指出經營性用地不進行招標拍賣，無論有沒有錢權交易，都要按違紀處理；其后召開的國務院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也提出了同樣要求。”這就是中央給出的上合國策、下順民心的振聾發聵的回答。
      可是，當我們把這些情況反映給中紀委和國務院后，卻也不見有任何動靜！由此，使我們想到，原來中紀委和國務院的公務員們并不“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中紀委和國務院提出的政策性要求，并不會有人真正去落實它，所以，最后讓老百姓看到的，就只能是一件件“皇帝的新衣”而已！！！
      

從維權感知“八榮八恥”之八  
        總書記說：“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艱苦奮斗，就是要認識到我們現代化建設的路還很長，任務還很艱巨，必須在新時期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形成“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社會風尚。
         為了堅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中發【1997】13號文件》：《關于嚴格控制新建和裝修辦公樓（房）的暫行規定》。明確要求：“嚴格控制新建辦公樓超標，縣級辦公用房標準為在編人員、人均建筑面積為9－－10平方米（包括廁所、樓道等摟內建筑面積），鄉（鎮）不得超過縣級。”河南省鞏義市質監站是個編制只有16人的二級機構。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該站要建宿、辦樓的話，其辦公建筑面積不得超過150平方米，其家屬房按每戶一套100平方米計也不過1600平方米，加在一起共1750平方米。建7層樓房的話，其主體工程不超過250平方米。可該站竟與里溝村委的個別干部串通，私自圈占里溝7組耕地10826.7平方米。這就是說，在它的宿辦樓建成之后，還有10576.7平方米的土地做大院子。黨紀國法能允許嗎？再說，在之前已有不少單位建設宿、辦樓的例子在，拿鞏義市質監局來說，人家也是建宿、辦樓，人均占地才26平方米，建成后，寬寬大大：其辦公樓底層的臨街門面房向外出租7間，家屬樓房外賣14套。按照質監局的標準來衡量：質監站所占土地，可建成25個寬寬大大的質監站，也就是說，除了它自身能用上一套寬寬大大的“質監站”外，還可出售或出租24套寬寬有余的“質監站”房地產。
        這是艱苦奮斗嗎？這不是對《中發【1997】13號文件》的反動嗎？
        對于這種鋪張浪費耕地的行為，惜地如金的農民不答應，黨的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不能允許！
       可是，當我們把這些情況上百次地反映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卻也不見有任何理會！由此可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公務員們并不“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無人會去關注《中發【1997】13號文件》的落實，所以，讓老百姓見到的就是違規者和推磨者的如愿以償，彈冠相慶！！！

 從維權感知“八榮八恥”之九     
        總書記說：“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這話說得好。中國的圣人早就說過：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特別是作為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我黨領導干部更應當“言必信，行必果”。
        可是身為中共鄭州市市委常委、鞏義市市委書記的穆為民同志卻言而無信。在97年的春節老干部年會上他要向我敬酒時對我說：“你放心。你反映的7組問題，一定會抓緊給予解決。”可是，9年過去了，連個回音都沒有！
        1997年10月29日晚上，鞏義市政府辦公室趙主任受市領導委派到里溝村7組開座談會，大家的意見由趙主任如實向穆市長作了匯報。可至今，7組村民也沒見到市領導依法行政的片言只字，卻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28位鄉親帶著“侵權”的帽子含冤死去。
1998年11月30日穆為民市長簽發的《鞏政文〔1998〕59號文件》，更是滿篇謊言。
比如《報告》中的“關于按政策安置孝義鎮里溝村第七村民小組人員農轉非的問題”，“責成市土地局抓緊時間予以辦理”。可9年過去了，也沒見土地局要給7組辦理農轉非的影子。
    比如《報告》中的“市政府責成孝義鎮人民政府監督里溝村委和第七村民小組訂出具體使用這筆款項的協議，按協議執行。”卻是一紙空文！
    比如《報告》中的“關于里溝村第七村民小組和質檢站私自訂協議每畝加收征地款4.5萬元的問題。”更是敢瞪著眼睛說的謊話！
    比如《報告》中的“里溝村委下欠第七村民小組的款項，村委和第七村民小組訂出還款協議，盡快還款。”至今還是個沒影的事！
 比如《報告》中的“五、鞏義市質檢站征地、建房等一切手續已辦妥，近期開工。”純粹是騙人鬼話！事實是，直到2002年3月，由市委領導帶領公安局、防暴隊“保駕護航”，才使此地讓房地產開發商搶去發財了。
 就是這樣一個漠視民瘼、言而無信的人，卻官運亨通，步步高升。由市長升成市委書記，又由市委書記升為鄭州市市委常委。這就使我們弄不明白我們的中組部系統的用人標準是“以誠實守信為榮呢，還是以弄虛作假為榮呢？”難怪有人推崇“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看來，榮辱顛倒的社風是到了真該動真格改改的時候了！！！

從維權感知“八榮八恥”之十
        總書記說，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須旗幟鮮明。
        我們覺得總書記說得太好了。現在我們常常見到一些人不顧羞恥，丟人現眼。總覺得與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格格不入，不能容忍！
        我叫呂士杰，鞏義市人，在市政協退休后，回老家孝義鎮里溝村第7組居住。一生敬黨、愛黨、信黨、靠黨。1996年11月15日下午，7組上百位村民跪在我的面前哭訴：“咱組的耕地，一塊一塊被占被征，這質監站一占就是16畝多，不給咱分文補償，也不安排一個剩余勞動力，今后咱們的日子咋過？”“你是咱組最高職位的共產黨干部，你得出面管管這事！”面對這一合理要求和淚流滿面的父老鄉親，在再三推辭不掉的情況下，我只好答應下來。第二天，有417位7組村民簽名的《委托書》交給了我。
    俗話說：受人之托，終人之事。但我明白：我的責任就是如實地把事實反映給黨和政府。至于處理嘛，那是黨和政府的事，應該由黨和政府來依法行政，還民公道。
        但是，可悲的是，我們通過逐級上訪（市、省、中央）或發信函(黨政機關及新聞媒體8000多封）、日以繼夜的努力十年了，竟沒能找到有權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因而使我們7組的村民至今，不僅有冤難伸，反而又冤上加冤！
     我無法理解：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等黨政機關到底是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在這些部門，還有踐行“八榮八恥”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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