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左派擔負了一項特殊的、在社會歷史上無先例的任務。這就是一個擁有幾千年專1制1制度、民眾缺乏基本的民主觀念、經受過官僚資本主義復辟的國家里找到一條適合無產階級重新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的策略。由于缺乏個人權利觀而造成的障礙相比來說是次要的，日益高漲的群體性事件和文革所帶來的思想解放已使群眾在很多方面沖破專1制1制度的鎖鏈。斗爭的主要困難在于：革命的無產階級如何能使自己通過付出巨大犧牲而獲得的政權不至于在反動勢力的反撲下再次遭到復辟，如何避免重蹈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悲劇。

“中國改革的本質特征是讓每一個權貴都有權決定下屬的命運，把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都置于上司的掌握之中”可見張宏良已將這場掠奪式改革的本質看得清晰透徹。他滿懷對勞動人民在官僚資本主義復辟后的悲慘境地的同情和對官僚資產階級的仇恨，開始探索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就對待這場所謂改革的認識問題上，我們并沒有本質上的分歧。他和所有的具有起碼良心的人一樣，都在致力于如何讓這個顛倒了二十八年的世界重新顛倒回來。

但是，空有革命的熱情和信仰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更不能保障革命的成功。越是在反動勢力猖獗之時，越要保持清醒冷靜的思維，越是不能被單純的狂熱沖昏了頭腦。要避免失敗的重演，只有理性的去尋找失敗的原因，而非單純的仇恨。即使革命成功，想要保證革命的成果，也必須要有正確的、行之有效的斗爭策略和防止復辟的完善制度。

張宏良在這篇文章中所談到的，也就是如何在革命中及革命后對待敵對階級以及如何防止復辟悲劇重演的問題。其實，列寧早在1917年，既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在他的《國家與革命》里就做了詳細的論述。他說到“相對來說，這（既保障無產階級專政）是一件很容易的、很簡單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鎮壓奴隸、農奴和雇傭工人起義流的血要少得多，人類為次付出的代價要少得多” 但是，現實似乎遠比革命導師們預想的要困難的多：中國在一九六四年就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隨后開展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沒有挽救中國的復辟悲劇。在蘇聯，1917年的革命在僅僅過了七十三年，紅色的宣言就被白色的恐怖所替代。

是我們的革命導師預想的太過簡單，是敵人比我們想象中要兇殘可怕嗎？其實并不是。因為我們恰恰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而在這個前提下，保障革命的政權并不困難，這個前提馬克思早在1871年就提出過，并在巴黎公社的革命中實行過，既人民民主專政。必須注意，以往我們都只注重專政，而忽視了民主。這個民主當然不是對被統治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內部的民主。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使指揮棒從資產階級手中轉到無產階級革命者手中，而要打破和鏟除這種奴役性精神。在具體策略上，一般表現為：直接普選權、隨時撤換權和絕對的公開監督權。這與列寧所說的“放棄制度的建設，依靠少數優秀者是行不通的”相一致，既以一個制度而非個人的形式加以確定，并以每個公民真實享有的人民權來保障。

于此恰恰相反，張宏良似乎低估了這一點，他從不相信億萬群眾朝氣蓬勃的創造力和完善的制度的作用。在他的文章里，他將復辟后勞動人民的悲慘境地全部歸因于革命沒有足夠的血腥，沒有給反動勢力造成足夠的恐懼感。他將暴力和血腥作為防止復辟的主要手段，把暴力失衡解讀為革命政權沒有長期穩定的原因。在他看來，只要堅決的進行“肉體消滅式”的鎮壓，革命的政權就可以高枕無憂，再也不用擔心反革命階級的反撲了。因此，在他的文章中，他堅信：“正是有殘酷的階級鎮壓，造成了反動派巨大的歷史恐懼感，讓他們的后代和親屬也遭受同樣甚至更慘烈的下場，通過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環，在國內建立起非暴力的斗爭秩序：民主和法制”。

毫無疑問，強烈的恐怖和血腥一般來說是革命過程中所必須的，革命階級必須以暴力方式打破舊的國家機制。而在此過程中，就不可避免的要對一些反革命階級給予必要的恐怖。但是關于血腥的目的及其更準確的性質，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布朗基主義者的極端的革命恐怖主義者的具體革命任務是隨機而定的，正如他們決定去刺殺誰一樣。他們的目的在于報復統治階級，所以他們不必考慮手段問題。暗殺、陰謀…一切可以達到目的的手段他們都可以運用。但是革命者必須明確，革命是場政治運動而非報復運動。革命的目的是推翻舊的統治而建立新的統治而非單純的殺戮。革命者所考慮的應該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制度并以它來保障政權的穩固，絕非布朗基主義者的暗殺行動。

在此，必須注意，這種革命過程中的恐怖僅僅是為了保證革命成功而在特殊時期所采取的一種特殊手段。它絕非意味著對革命所要推翻的那個階級的任意的肆殺。恐怖的目的在于將被革命階級以一個階級的形式從統治的位置上推翻下來，絕非將其在肉體上個個消滅。美國的獨立戰爭，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都沒有給統治階級大規模的清算和屠殺。過度的血腥和殺戮不僅不能保障革命的成功及革命政權的穩固，相反只能樹敵過多，使本心不反對革命的人也被迫反對革命。尤其對于新生的革命政權來說，除必要的血腥外，舉政應以安定祥和為主，最大限度的安定人心，發展生產，完善制度，保證穩定。

張宏良為了證明他關于暴力的正確性，他在文章中特別引用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克倫威爾、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庀爾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列寧來作為依據。但他卻恰恰忽略了，他所舉的這些例證本身卻是在反對他的命題。克倫威爾因為血腥無度，引來各個階級的強烈反對，不但沒有能夠保障政權的穩定，相反成了反革命階級的口號，在他一死政權立刻就被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最后還是以“光榮革命”的非血腥方式得以解決。法國的羅伯斯庀爾的恐怖政策將他自己、連同革命雅各賓政權送上了斷頭臺，恩格斯在評價他時特別提醒到：“從那時起，對他來說，恐怖變成了一種保護自己和維持政權的手段，從而變成了一種很荒謬的東西”。而列寧則本身就是一個反對無故血腥，重視政權本身制度建設的革命者。“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稱之為專政，不是因為他要將被革命階級統統殺光，而是將其變成被統治階級。試想，如何被被統治階級被全部殺光，無產階級還如何專政，又專誰的政呢？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考察了極端恐怖主義思想的特征和危害，但這種思想不僅導致了他對革命后復辟的認識，也導致了他對中國農民缺乏革命精神原因的錯誤認識。在他看來，“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是中國老百姓與西方國家老百姓對社會變革不同態度的根本原因。”他認為，正是由于在革命過程中沒有給反革命階級以足夠的暴力，使得暴力在分配上失衡，導致中國百姓麻木不仁，安于現狀，不敢抗爭。乍一看來，似乎合情合理。但是仔細研究，就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農民階級之所以不敢反抗，不僅是因為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及封建宗法思想的毒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恰恰在于只崇尚暴力，只圖報復，從而忽略了革命的建設性，使得農民戰爭成為了一場大規模的報復運動而非革命運動。而報復運動除了給農民階級在心理上暫時的慰籍之外，什么也不能提供。相反，由于革命只崇尚暴力忽視制度，使得革命果實很快就會被地主階級竊取，而且由于缺乏政權的保障，農民階級只有繼續忍受反革命的加倍的清算和血腥。中國歷史上數千百次慘烈的農民起義，沒有為這歷史沖破循環狀態提供任何可能。正是因為農民起義是對舊制度的一次大修和保養，而不是革命和創新。農民起義如同越獄，而每一次越獄之后新建起來的牢獄，設計得就更為科學合理，抗爆性更強。農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比以前更嚴密的控制，更堅固的監獄，是更好的馴化，是國民性格的進一步退化。

因此，認為極端恐怖政策可以一勞永逸的預先加以預定，認為通過血腥就可以使革命政權一勞永逸地不受反動階級的反撲、使廣大勞動人民免受復辟的苦的想法，完全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幻想。既然威脅它的暗礁不是從少數幾個反革命陰謀家頭腦中而是從社會條件中產生的，那么依靠單純的恐怖就想預先防止復辟就不可能做到。

如果事情是這樣，那么在革命運動一開始就想通過恐怖來禁止反革命的反撲，就更加另人奇怪了。企圖通過這種手段來防止復辟及復辟后的清算，事實上受害的不是反革命勢力，而是革命政權本身。因為這一企圖阻礙了維持政權穩定健康的的制度保障，削弱了革命政權的群眾基礎，削弱了在反對現存制度的斗爭中的抵抗能力，也就是用手段反對目的。

必須看出，張宏良在次篇文章中的關于極端恐怖主義并不是只是他個人的觀點，而且代表了相當大一批在復辟中受盡苦難的勞動人民的想法。他們沒有對失敗進行科學的、理性的分析，沒有去探索防止悲劇重蹈的路徑，而將一切錯誤和失敗都歸結于少數的陰謀家。其實，陰謀家并不重要，這不是少數人的疏忽、叛變和罪孽，而是一個時代的歷史產物。我們所思考的不應該是如何去報復、不應該是如何去具體的辨別誰是陰謀家、誰是革命者。因為這一切都不現實。我們要做的應該是依靠和發揮最廣大人民生機勃勃的創造力和制度的強硬的約束力，以此防止少數陰謀家有可能在革命政權登上政治的舞臺。 反對政權的人總是會有的，解決的最好途徑是讓他沒有推翻政權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