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義思維方法下的中國新時期變革“切入點”探望
前注：
中國的改革是在“市場化”這一基本方針，“仿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思路及模型下運行的，所以其作用規則不可能會有二致。于不同領域，不同行業而言，其作用原理及問題形成、產生和解決邏輯也應是一致的，頂多只存在程度不同而已。
所以，本次探討探中國新時期改革有效切入點，特選擇問題最為集中、明顯且有成熟經驗支持的“農業”為樣本，以示“一斑窺全”。
另，本文為學術探討，歡迎各方就事論事的交流。
正文：
因為存在的問題過多且過大，目前社會各界關于“三農問題”的爭議很多。關于該事項，我曾做過一些調查，也展開過專題學習。在此基礎上，我認為該“三農問題”這個說話過于政治術語化，與農民朋友切身利益聯系不夠緊密。所以，為尊重本文的學術意旨，我僅從我認同的“要素模型”來探討社會當前極為關注的“三農問題”，至于未提及的“農村建設”問題，我僅表示：我相信當農業效益和農民社會真的繁榮興盛了，他們會比我們更懂得建設自己的村莊——我們為他們設計的別墅洋房未必適合他們。總體上，相較“精英”及“專家”們“貢獻”出的各套理論而言，我支持毛澤東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立論原則，認為他們那套“啟發”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說法和做法尤不可取。
就“農業效益狀況”和“農民社會狀況”的發展實態而言，我以為近30年來的改革是很不盡如人意的。農業所占GDP份額的下降也許尚不足以說明該本質問題，目前已充斥國內各城市、郊縣、工業城鎮底層社會的“農民工”群體的逐步被邊緣化也許仍舊不足以說明該本質問題，但國人“農民情節”的愈發淡漠、農民敬業程度的普遍滑落、農業技術資產的虛空、農產品價值模型彤塌、農民的自信心及社會認同感滑落及因之加劇的信念虛空、農民品質的“惟利化”病變、農業援助模型瓦解等問題，已然說明中國農業的根基已被嚴重破壞。于此，本人2005年在相關調研基礎上草就的《三農問題太形式，農民工在病變》①一文有部分詳述，諸君不妨作參。
曾經為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的農業和農民社會，為何會隨取向“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化”的改革進程出現如此大的“滑坡”呢，我以為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改革設計者和執行隊伍均犯了“西方的月亮就是比東方圓”這一唯心主義錯誤，從而忽略了對農業生態良性機理的尊重，進而忽視了農民社會的根本及長遠利益的良性發展需要。這方面的表現很多，歸結起來就是：他們把順應“市場經濟”這一泊來制度的“法理建設”視為了農業的“唯一有效改革方針”。比如，他們接二連三地在“選舉權”、“被選舉權”、“土地所有權”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結果則導致農民朋友因心神不定眼花繚亂而無所適從，最終逐步荒廢了自身發展能力的建設和提高。于此，中國出現的荒田荒地目前到處都是，農民朋友成了各階層都“尤其不受歡迎的人”，農民的生存與發展權益越來越無法自主但卻沒人管，農民的收入與既得利益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而面臨的管理費、罰款項目卻越來越多，農民階層承擔的教育、醫療費用越來越高但社會對他們的“切實關心”卻越來越少……如此等等，這些就是最好的說明。
以前的“仿西方”改革方針不對，選擇的“法理建設”切入點已被證明“是錯誤的”，那我們下一步該如何呢？我以為不妨從這樣兩個方面來更新下思路：
一、技術興農
作為一個國民經濟構成要素，農業的生存與發展價值基石是產出，這可以說是一個不容爭議也無需解釋的“論斷”。
因此，農業的改革首要任務理當是技術資產的建設，或者說“強化農業技術資產建設”就是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因為唯有這樣，農業的生產條件才能逐步得以改善，增加產量、創造更多收入等愿望才能變為現實。反之，離開這點去談其他，自然就等于丟了“靈魂”談做人，又好比讓從來沒出過村口也沒念多少書的農民跨國界去教發達國家人等“如何做生意”，結果自然是無比荒唐的。
技術興農的戰略價值在中國歷史上有無體現呢，據筆者了解有不少。遠的如古代的皇帝、皇親不時微服考察河務、農務就不說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締造者、早期國家領袖就明確提出了“水、肥、土、種、密、保、耕、管”這一“農業八大方針”，可以說每一項指向的都是技術，其業績則可謂“眾人皆贊”的。
二、人文立農
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除掉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那20多年，農民朋友一直都是中國社會里的最弱勢群體，他們任勞任怨地負擔著一個國家的主要財政，自己節衣縮食甚至有時還忍饑挨餓不說，還經常遭受其他階層人士的歧視和欺辱。把她們視為“父母”的毛澤東同志贏得了他們的支持進而多次取得了革命勝利，并在一片廢墟的基礎上建設并發展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就充分說明了“人文立農”是農業發展的關鍵，也指明了唯有平等、尊重、信任、關心和幫助表征的“民族同心”才是正確的人文取向——而一旦這類生態文化成為現實，“農民身份文化”也就不再是個什么問題了。因為這樣做農民也會很幸福。
縱覽剛剛走過的近30年來的中國農業改革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毛澤東思想”明示了的“人文立農”方針的忽略，正是該階段成效不佳的主要原因。比如，雖然從表面上看，早前以“法理建設”為切入的改革似是給了他們民主、自由、法律援助等“公民權”類概念，給了他們土地所有權、稅收減免權等“實惠類關心”，但實際上由于他們普遍缺乏獨立理解和運用能力，那些于他們其實是依附于法律給的一層層枷鎖而已，結果則自然只能是：面對欺辱、壓迫和過度索取他們越來越不敢聲張——因為在缺乏足夠獨立理解和運用能力的情況下，那一堆堆由等級、秩序和措施構成的“法理體系”，實際上就等同于“夸張反抗后果”的“法律威懾”，與農民朋友們真正需要的平等、尊重、信任、關心和幫助，可以說剛好背道而弛。
由上可見，在“人情第一”的傳統文化影響下，在崇尚和睦、向往美好、主張尊重、強調信任的秩序構成文化牽引及驅動下，中國的整體社會是否如此不敢說——但始終被邊緣于法律權益的農民社會，是肯定只有“人文優化”才能興盛和繁榮的。因為他們如果不信任某個組織和個人，再能的人講的什么法理他們壓根就不會信。以往的改革折騰了那么多法理概念，除了哄騙了一小撮“政治投機者”和想錢想瘋了的“機會主義”者在拼命地搖旗吶喊外，并沒有什么值得紀念的“浩瀚”場面，也沒有產生什么足以用“恢宏”來稱道的業績，足以說明這一切。
也正因此，我慎重諫言社會各界：請把“技術資產建設”和“人文優化”作為新時期的改革切入，切實地做些利于農業發展和農民社會繁榮興盛的工作。
注①：《三農問題太形式，農民工在病變》的網絡發布連接為：
http://www.cnhelper.com/Bbs/disp.asp?bid=692
經濟及人文分析員
“英雄在線”（www.cnhelper.com）總主持：彭忠義
2007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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