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廣州性文化節即將拉開帷幕，和以往一樣，這時候總少不了有權威人物站出來對此進行一番良性解讀。近日，中國性學會副理事長、廣東省性學會會長張楓表示：“我提倡全國都來辦性文化節”，理由是三個“最起碼”：第一，最起碼可以指導老百姓少生優生，特別是怎么“播種”，生一個健康聰明的孩子。第二，最起碼普及性病、艾滋病的預防知識。第三，最起碼普及性知識，提高夫妻性生活質量，促進夫妻恩愛、家庭和諧、社會和諧。(《南方日報》10月30日)

　　“性文化”可以促進社會和諧，不管是否認同這樣的邏輯也沒人敢辯駁，至于“性文化”有沒有如此強大的功效，其中的寓意當然不宜說透。對這樣的“主旨”一般人會望而生敬，連質疑的膽量都沒有。盡管如此，近年來不論什么地方舉辦“性文化節”，又總會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爭議，而每當人們吐沫橫飛的時候，這些“性文化節”都毫不意外地在尷尬中落下帷幕。說“毫不意外”，是因為自從“性”的概念被人貼上了“文化”的標簽后，總是轟轟烈烈開場，在寂然無聲中遁去。出現這樣的結果自然是只見“性”而不見“文化”導致的，因為在人們的目力所及處，中國目前所有圍繞文化的聚訟都無非是利益的延伸。一些喜歡使用“文化”修飾某種特定事物的人，幾乎完全不懂人與自然人權之間的關系，即便把房產、煙酒、性交等說成“文化”，也無外乎掛羊頭賣狗肉。

　　其實，隨手翻翻報刊就不難發現，如今的“性”早已成了一個長盛不衰的公開話題。傳媒上那些代言明星的酥乳美臀照片就不必說了，廣告中到處可見“延長增粗”、“做女人挺好”，患者的“證詞”如同黃色小說一樣生動逼真，大街小巷類似根治陽痿、處女膜修補等招貼無處不在，以致國家主管機構都不得不下文嚴令禁止。至于“包二奶”、“一夜情”、“婚外戀”、“性伴侶”等等，更是大行其道，其勢態發展之快，足以令世人瞠目結舌。連號稱“中國性學第一人”的人民大學潘綏銘教授都承認，中國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

　　人們當然沒有必要追問“成功”的標準是什么，耳聞目睹的現實是，在如此高調的性宣導中，歷屆“性文化節”現場卻無一例外是冷冷清清。讓人搞不明白的是，在冷落的性用品展臺前，價格高達十幾萬元的情趣娃娃也能夠賣得出去。我曾妄自猜測，覺得這樣的事情也許是有人為了滿足的好奇心，或者是商家別有用心的炒作。尋找相關資料時卻意外讀到一段文字，說去年來，繼“人乳宴”、“女體盛”后，今年昆明又驚現“迷情粉”，蘭州推出了“性愛床”，成都熱賣“合歡椅”……讓我驚訝莫名的是在該文后綴鏈接處的一則消息：一名中國外勞人員去年11月被上海一家勞務公司迫簽了受聘于墨爾本一間公司的合約，其中明文規定“在留澳期間禁止性交”。

　　這難說不是當下社會的現實，一方面是性滿足方式的花樣翻新；一方面是性權利被野蠻的剝奪。就算被澳大利亞禁止中國勞工性交的事件過于例外可以忽略不計，但又有多少中國人正處于一種非常焦灼的無性狀態？“民工用空礦泉水瓶自慰被卡住命根”這類滑稽新聞的背后，隱藏的又是怎樣一種普遍的悲慘局面。難怪“同床保姆”、“老人排隊嫖娼”這樣的新聞屢見不鮮，原來某些人宣揚的“性文化”竟與平民生活格格不入，社會底層的需求根本沒有人去關注。

　　眾所周知，性權利是天賦人權之一，和吃飯一樣是不可剝奪。盡管廣州此次“性文化節”已經擴展到了中小學層面，又是內衣秀，又是私用品展，涉及面超出了性所蘊含的一切概念，而相對于大部分勞動者來說，這樣的天賦人權仍是遙不可及。再以一篇國內的報道為例，北京市健康促進會理事、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會員、生殖健康專家李安樂女士在北京六建的一個工地給60位在此施工的男性農民工進行了90分鐘的生殖健康講座。之前，六建公司在現場向工人發放了一定數量的安全套。北京六建有8000多名外來施工人員，根據調查，發現超過80％的農民工在日常生活中依靠自慰來宣泄性欲。（參見2004年9月20日《工人日報》）

　　我敢說，這一報道覆蓋的僅是個小小的工地，雖然已是時過境遷，但目前全國還有多少個這樣的工地，背后有多么龐大的民工群體，幾乎沒有人敢去想象。退一萬步說，縱有更多的像李安樂女士一樣的人，定期去給民工免費發放安全套，誰想過他們的境況？他們的孩子要讀書，父母要養老，自己要生活，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有多少人愿意背井離鄉賣苦力？更不要說用免費的安全套去踐行這一“文化”概念了。在這樣的前提下，就是實現了張楓所謂的“全國都來辦性文化節”愿望，又與他們何干？

　　按專家的推論，中國的“性文化”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而事實上，形成“文化”概念卻是上世紀80年代。正是某些專家把男女床笫間的“游戲”稱為了“文化”，才有了相關的書籍、光碟等載體充斥市場。它讓許多人領略了自己民族的“燦爛文明”后，才突然發現這個“文化”培養了一大批名噪一時、腰纏萬貫人物。由此不難看出，“性文化”不過是一些人偷梁換柱、暗渡陳倉的擋箭牌，因為即便人們拿上放大鏡去文化人類學里尋找，文化的概念也是人們的生存境遇的總合，而中國的“性文化”雖然被人濫用到無法理解的地步，卻從不是大多數人的文化。

　　是什么讓原始的性文化也失去了對窮人的關照？弱勢群體的性壓抑和富有階層的性扭曲，及其衍生出來的性開放、性泛濫等等，已經標志著這樣的“文化”不能承載相應的社會責任，盡管身邊的現實是一些人言必稱文化。于是，我終于理解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的一句話：“經濟暴力是一切暴力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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