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去世前欽定華國鋒為接班人，這是一個至今為止沒有任何異議的歷史定論。 作為毛澤東之后、鄧小平之前的中共領導人，華國鋒雖然無才無能，但其老實忠厚卻是為很多人所認可的。他的這個品質也被人認為是毛澤東選中他的原因之一。但這些真的是歷史的真實嗎？華國鋒真是毛主席選定的接班人嗎？要正確認識這個問題，需要人們用科學的思維和邏輯去認識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要思考的第一個問題是：政治家為什么要選擇接班人。一般來說，政治家安排接班人，從正當合理的思維出發，是為了在自己死后，或交出權力后，讓后來者繼承并繼續執行自己的政治路線，讓自己的政治事業發揚光大。（當然，或者從說不出的口，見不得人的理由出發，就是為了在自己下臺或者死后，保持和保護自己及其后代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不受到損害和損失，甚至是為了使其隱瞞自己在臺上的丑行在失去權力后不被清算）。
　　為了讓后來者在自己身后繼續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線，才把自己所擁有的權力交給接班者。為此目的，接班人就一要挑選，二要培養。而且到交接班時，一般還有一個政治遺言或囑托。對這個答案，相信沒有異議。
　　其次，如何選擇接班人的問題。選擇接班人的標準是什么？在選擇接班人時，應該首重什么，首選什么。或者說要成為接班人首先必須具備什么能力和素質。從第一個問題中，認識了選擇接班人的目的。那么，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在選定接班人時，被選者在擁有權力后，在自己失去權力后，是否能夠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線，就成為其是否成為接班人的關鍵問題。而被選者是否會執行自己的政治路線呢？決定于兩個方面，一是愿意不愿意，即：和自己的政治認識和政治主張一致不一致。二是光愿意還不行，還必須有本事、有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即：須有能力能去實行這個相同的政治認識和政治主張。這二者缺一不可。
　　這也就是說，對自己和共同事業的忠誠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光有此是不行的，而有沒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線，才是更為重要的必須考慮的方面。不然，只有忠誠，卻沒有能力和本領維護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線，就是接了班，也會失去的。那么，選這樣的接班人交班有什么意義呢？
　　這種思維和邏輯，可以在三國時代諸葛亮選姜維接自己班的故事中得到印證諸葛亮為了保衛蜀家天下選擇接班人時，首先選擇的是什么呢？諸葛亮智伏姜維后說“吾自出茅廬以來，遍求賢者，愿盡傳授生平之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約，吾愿足矣！當盡授之，汝宜傾心而報國也！”這是諸葛選定姜維作自己的接班人的時刻。諸葛選姜維作為接班人是看中了姜的什么呢？是因為姜的忠誠嗎？可這時，姜維還是剛擒伏的敵軍將領。還遠無忠誠可言。如以忠誠而論，蜀營中忠于劉家天下和諸葛的忠臣義士多的是，為什么不在蜀營中選擇接班人呢？那諸葛選擇姜維接班是為什么呢？是看中了姜維的什么呢？諸葛收姜維時，姜維在亮面前主要表現了他先敗趙云，后伏兵擊退諸葛本人的行兵布陣的軍事能力，表現了他識破諸葛亮計策的本領。也就是說，亮選擇接班人首重才能和軍事本領，首先是接班人的智慧。
人們一般都知道，接班人心須忠誠。但為什么諸葛亮沒有選擇身邊忠于他的戰將文臣，去“盡授平生所學”并托于重任，卻要在戰場上選擇敵將姜維作自己的接班人呢？正如亮自己所言，“遍求賢者”，什么是“賢”：有德行的，有才能的。賢者就是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諸葛身邊有德行的忠誠人士不少，但卻缺少有過人軍事高才的先知智士。而姜維不光賢，事母至孝，更重要的是他的軍事才能非凡。所以諸葛才會拋卻蜀軍中的忠誠之士，選擇姜維作為自己的接班人。
從以上故事中，可以看出，諸葛亮選擇接班人時，首重其軍事才能。
　　第三，對待已經選定的接班人的態度問題。平日里，如何對待已經選定的接班人呢？亮對姜“吾喜愛無限“，于是，單獨召見，面授機宜，盡授平生所學，盡心培養。臨死時，單獨召姜維：“吾平生所學，已著于書，共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將軍可授之。切勿泄漏。”又告知后主特使尚書仆射李福說：“……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日能守西蜀也。”這就是說，諸葛亮選擇姜維作為接班人后，對其厚愛有加，單獨召見，盡授生平所學，絕不同于其它人。那個政治家對自己的接班人不是另眼看待，厚愛有加。這雖然是從演義歷史小說中摘錄的情節，但它基本能夠準確地反映出政治家在選擇接班人時的各種思慮、選擇準則和對待接班人的態度。以上故事充分全面地體現了在選擇接班人問題上通常的思慮。準確反映了對政治接班人的重視和要求和各個方面。
　　讓接班人干什么才是選接班人的目的。假若毛主席要選擇確定自己的接班人，也應該是這樣考慮的。要忠誠，但更要有能力，有本領。
　　四人幫是認可毛主席晚年思想實踐的人，是真正愿意忠誠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忠實信徒。他們是忠誠的，但他們的能力夠嗎？這也許就是毛主席沒有把權力交給他們的原因吧。而在主席去世后他們的表現也證明了一點，他們的能力確實不夠。他們搞政治，一句話，不行。
　　那么華國鋒呢？或者說華的能力呢？華的能力夠嗎？華國鋒無論是在地方工作期間，還是在進入中央前后，表現出過什么過人的智慧嗎？沒有，從來就沒有。從地方到中央的工作，華都是平淡的無法在平淡的一個，和四人幫相比，華國鋒更是能力和本領都不夠的人。有人說，主席讓他接班是看他老實，這更是無知，主席為什么不把權力交給更老實更忠誠的陳永貴呢？在中央，比華老實的人再沒有別人了嗎？其實，從主席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文章中，能夠看得出，主席并不喜歡老實人，并在某種角度上把老實看成是無用的代名詞。又怎么會因為華老實而把權力交給他呢？我想，任何真正有眼光的政治家要選擇接班人委以重任，從智慧能力考慮，可能都不會選擇華國鋒的。因為單從這個方面講，選華就意味者斷送自己的事業，意味者失敗。認識華的能力，并不需要在他失敗以后，毛主席能認識四人幫的能力不夠，難道就不能認識華的能力嗎？連鄧小平剛出來不久，就已經看出華的水平（不然，又怎么敢逼宮呢？）太低，主席卻看不出來嗎？又怎么會選他作自己的接班人呢？
　　作為主席沒有選擇華國鋒作為自己的接班人的一個旁證邏輯，是基于這樣的事實：就是主席對他的態度。華國鋒進入中央后，毛主席對他表示過比別人更多一點的信任嗎？表示過超過對四人幫的信任嗎？沒有，從來就沒有，歷史史實是：從華國鋒1974年調到北京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以來，到他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他從來沒有單獨和毛澤東會過面。這就意味著他絕對不可能有毛澤東對他的特殊指示的條件和環境。毛主席從來沒有單獨見過此人，從來沒有對他表示過一點器重與特別的信任，更從來沒有對他接班有過什么特別的指示和安排。這與諸葛亮安排姜維接班的過程何等的不同，諸葛亮對姜維言傳身授，臨死時把自己的畢生心血和兵書戰策全部授于姜維，又是在后主面前保薦。表現了充分的信任與特別的關照。而且，鄧小平按排江澤民接班時，不也是秘密調江進京，在鄧自己家里面授機宜，特別恩賜安排的嗎？而主席對華國鋒呢？卻連一次單獨見面的機會都不給他，怎么能證明對他的信任有加呢？
　　封建時代的皇帝為了維護自己的家天下，在選擇皇位繼承人時，都要在自己的兒子中選擇那些能干的，能夠守住江山的兒子，都知道首選能力，劉備死時知道自己的兒子是扶不起的阿斗，還要為他安俳一個看天下的諸葛亮。難道主席竟不懂得這些道理嗎？怎么會把華這個沒有政治目光和政治手段的政治低能兒選為他的接班人呢？
　　最忠誠的接班人是對事業有執著追求的又勇敢又有膽識的人。華國鋒其人是能力和本領都不夠的人，這個人根本就不是一個忠誠的革命者，更是一個根本看不到政治斗爭實質的低能政治矮子，政治低能兒。他甚至在政治上還不如江青等人，他看不到沒有了江青這一派勢力的存在，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也正由于他沒有這種政治眼光，所以不光斷送了四人幫的政治生命，最后也陪上了他自己的政治榮耀。毛主席怎么可能選擇他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呢？主席一生的革命實踐，一生的豐功偉績，都可充分地證明，他首先是一個識人用人的大師，他難道會讓張飛去誘花，卻派西施去舞弄丈八長矛嗎？可笑的是當主席讓西施拿劍出場后。不光讓對手嚇的退兵十里，也讓西施迷失了自己，以為自己真成了五虎上將。這也從側面說明毛主席的威望和智慧。實質上，主席只是在自己還在世時，最后安排了一種趨勢，造成了華國鋒上臺的趨勢，但只僅僅是一種趨勢，就使得當時那些走資派們不敢稍有反抗，足見他們對毛主席忌憚的程度。
　　所以講，華國鋒絕對不是毛主席選擇的接班人。主席深知權力對于政治家來說，意味著什么。這是幾乎所有的非馬列主義政治家都夢寐以求的東西，都會不擇手段地想得到的東西，中共中央那些不懂馬列，卻權欲熏心的高層領導者（主席曾講過，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那個是省油的燈，那個不想得到它。以華國鋒的本領和政治智力能夠保住這到手的權力嗎？這些方面和問題，如果要選擇接班人，難道毛主席就不會沒有一點考慮嗎？如果考慮，那毛主席會得出什么結果呢？如果明知把權力交給華國鋒，他也保不住，那么還把權力交給他，難道是為了讓他繼承自己的事業嗎？會不會是有別的想法呢？這才是一切革命者應該認真研究思考的大問題。

　　二、毛澤東逝世后為什么華國峰成為接班人？

　　當我們由上文中認識到毛主席不可能選擇華國鋒作自己的接班人后，我們卻又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即，在主席去世后，華能夠成為中共和中國最高領導人，確實是由于主席生前的提拔和刻意安排。事實上，應該說，華國鋒確實是毛主席安排接班的。毛主席在去世前，為什么要作這樣一個安排呢？
　　毛澤東生前沒有留下什么重大的政治遺囑。但在1976年6月15日，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后一次集體會見時，卻講過這樣一段話：“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呢？事實上，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主席已經知道文化大革命在他死后，必將會暫時歸于失敗，走資派們必定會重新掌權。從這段話中，我們還可看出，他這時倒不關心文革在他身后會被否定，或者會被如何被評價。因為他知道，這種亙古未有的歷史大事件，在當代是難有最后的定論的。他深深知道，“這兩件事沒有完”（包括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這件事）。所以他對此很坦然，倒不怎么關心。事非功過，自有后人評說（這種態度和那些急于對文革作出結論的事后孔明，如何新之流相對比，就已經明顯地顯示出了深湛與膚淺。）他這時，倒是作為一個對人民，對社會負責的政治家，更加關心如何交班，擔心會出現“血雨腥風”，擔心“和平交不成”。他當然想“和平交”，但也準備“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他很擔心，很害怕“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的事情出現，更擔心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進行革命實踐的人在他去世后的命運：“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這時的毛澤東，如他自己所言，“人老總想身后事”，他這時不是在想自己，而是更關心中國可能會出現血雨腥風的事情，擔心革命造反派們的命運如何。
　　他既有此擔心，有此考慮，又怎么會聽天由命，不作些安排和努力，以避免這些事情的發生呢？這也就是他安排華國鋒接班的原因之所在。當時，中央主要存在兩派勢力，以中央文革為主的革命造反派，和以葉陳等老革命老軍輥為主的走資派。這兩派在他在世時，雖然勢不兩立，水火不容，但有他在，還能壓制住，基本保持平穩。但他知道，在他去世后，這兩派必然要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生死較量。不可避免地要最后灘牌。他估計到蜀中無大將，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沒有他自己的話，不可能是走資派的對手。因而也就不能阻止自己死后，走資派掌權。他當時有幾種選擇：
　　第一種，考慮到四人幫不是葉陳鄧的對手，在自己死后肯定會失敗，那干脆把權交給走資派，避免血雨腥風。但這就是投降，不是毛澤東的性格，而且，還會讓世人誤會，誤解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文革是一場錯誤。毛自己不能被承認文革是錯誤的。所以這條路是不能走的。
　　第二種，把權交給四人幫和中央文革。毛也許希望能夠這樣，但如果把權力交給革命造反派，也就堵死了走資派通過和平方式掌權的可能性，那走資派只能通過武裝政變的方式奪權，那就必然要在中國打起一場內戰。由四人幫的合法中央所領導的政權，和走資派在軍內的勢力控制的軍隊另立中央打一場真正的內戰。這樣，在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革命者，又怎么會是以戰爭年代鍛練出來的老革命為主的走資派的對手呢？而且造反派經驗不足，但獻身革命的犧牲精神和熱愛革命的激情卻有余。他們必然會象巴黎公社的社員一樣，為維護毛的革命路線而戰斗到底，血戰到底。那就真的是血雨腥風，血流成河了，全國的造反派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積極響應號召起來革命的積極分子都會被走資派趕盡殺絕。而且，既然已經打開了內戰，走資派們在取勝后，甚至會因此而解散共產黨，改變共產黨的政權性質。那就真的斷送了革命。所以，把權交給四人幫將導致最可怕的后果。
　　毛主席想來想去，權不能交給走資派，但更不能交給四人幫，怎么辦呢？
　　第三種，把權力交給無能力無本事無勢力也還無派別的華國鋒。這首先是一個考題。如果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是合格的革命政治領袖，那么他們必然能夠看清毛去世后，中國復雜政治局勢的新變化，看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新對比中，天平如何傾斜，必能夠正確地進行估計，并準備相應的正確對策。防止革命的倒退，并把革命引向成功和勝利。但他們卻沒有這種思想準備和估計。難道走資派明知在下一次的中央全會上，自己不可能掌權，還能安安寧寧地等待這個，對他們來講，沒有任何希望的合法的中央全會嗎？可惜，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成天喊革命的殘酷性，和敵人的狡滑，但對對手的陰謀和非法政變手段，卻沒有一點思想和行動上的防范與準備，落了個束手就擒的下場。
　　其次，這是面對當時的政局，在對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對比中，從實際出發，作出的一次戰略退卻。因為如果四人幫考不及格，走資派必要上臺。上臺后必要大開殺戒。但如果上臺的方式上和平一些，那么對造反派的報復和反撲就會弱化一些。不是他們的仁慈，而是他們的無由。這就最大程度地保護了革命造反派。
后來的歷史中可以看出，主席對四人幫能力的估計是正確的，當他們還在作在下一次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通過多數掌握權力的美夢時，自已卻被人家用非法的政變收拾了。證明了他們在政治斗爭中太嫩，根本就沒有一點防范對手非常手段的意識。這件事同時也證明了走資派的勢力和實力，以及他們要求掌權的決心。他們為了掌權，不惜違法地發動反革命政變。可以說，如果這種不流血的政變之路行不通時，他們也會不惜一切代價，發動血流成河的血腥政變的，哪怕在中國打一場內戰也在所不惜。
　　如果四人幫是合格的，他們就不會不明白他們在主席在世時，和走資派的斗爭中只所以占上風，不是因為他們的能力，也不是因為他們是革命的，而走資派是不革命的，而是因為有主席在。如果他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那么在主席去世后，他們就應該認識到這一變化所帶來的后果，走資派對主席不敢作的事，卻不會不敢對他們作。而不會沒有一點防范和準備。如果他們是合格的，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那么他們就能夠預先慮到走資派們的這一本性，而從組織上，甚至是軍事上作些防范，甚至采取革命的行動。
　　那么，把權力交給華國鋒會如何呢？華在中央無派無勢，單靠他自己，掌握不了政權，光憑他見了江青就表忠心，就可以看出，他是個風派人物，絕不是一個有堅定信仰的革命者。也不是人們所說的“忠厚老實”人。張春橋也對主席表示過忠心，但他和華不同，他是有堅定理論修養的人，他的忠心和理論認識在同一方向上，有同一基礎（姚文元和胡喬木，陳伯達等一樣只是筆桿子，不是理論家）。而華是沒有理論的人，又沒有多大本事，這種忠心就只能歸于風派人物見風使舵的行為了。這一點，毛澤東不會沒有看到，也不會沒有分析和認識。所以可以說，華在毛死后，必然是和政治勢力中的強勢力量走在一起。那一方如果要取得成功，都可把華作為一個可移棋子。所以他必然要和毛死后的政治強勢力量走資派同流合污，必然要背叛自己和革命。假若毛死后，華堅定地和中央文革走在一起，會如何呢？我們只能客觀地認識事物，任何政治和軍事策略都是有風險的，如果真的如此，那就只能說明主席失算了。中國將避免不了一場血雨腥風的大內戰，大屠殺。　　　

　　好在主席沒有看錯華國鋒，正象主席沒有看錯江青一樣。主席對江青曾評價說，江青毛病很多，但有一點他相信，江青不會當叛徒。而四人幫被捕后，江青的表現，說明主席看的很準。主席能看準江青不會作叛徒，難道不能看準華國鋒會作叛徒嗎？
　　最后，還必須說明華國鋒是怎樣的人。主席不光看到華會當叛徒，而且也看到了他好大喜功，沒有本事。華不是政治上有堅定信念的人，也沒有什么本事。如果把權力交給一個政治上沒有信仰但卻有手段、有本領的擅長玩弄權術和陰謀的人，那么，不光四人幫要完蛋，就連那些文革反對派，走資派中的相當多的人都要完蛋。因為他要鞏固自己的權位，就不光要收拾四人幫，也同時要收拾走資派內那些資歷超過自己的人。想一下，如果鄧小平他們向華逼要權力的事情加給一個政治手段高明的人身上，會是什么結果呢？他面對政治老手鄧不一定能夠保住到手的權力，但也不會如華那樣輕意繳槍投降。弄不好，是兩敗俱傷。也就是說，不光四人幫要完蛋，走資派們自己也要火并，就又如主席說的，成了另外一種“弄不好，就血雨腥風了”
　　既然華國鋒不是毛主席選定的接班人，那毛主席為什么卻把權力留給了華國鋒呢？這是有深刻用意的，主席實質是在無耐之中，給了錯誤路線者們一個通過不流血政變上臺的機會，就是讓走資派通過不流血的方式上臺，以避免全面內戰和造反派被趕盡殺絕的結局。主席安排華接班，不光使全國的造反派免受蔣介石四一二那樣大屠殺的政治白色恐怖，也避免了當時中國在毛澤東后的一場大內戰和血雨腥風。這是毛主席在無耐中為中國人民最后操了一點心。
　　

　　三、林彪是毛主席選定的接班人嗎？
　

　　林彪接班的事，是在中共九大上被寫入黨章的，當時，毛主席也正在臺上，所以都認為這是毛主席的安排。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主席六六年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讓周總理看過）中，有這樣一段話：“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摧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上文中那個“我的朋友”，人人都知道是說林彪。而“中央催著要發”指的就是劉少奇幾次給毛澤東打電話，說：“根據群眾和絕大多數干部的要求，中央要把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發至全黨，希望主席很快批轉下去。”毛澤東問他：“不發行不行？”劉少奇說：“不發不好，因為林彪同志的講話是代表全黨絕大多數同志們的意見，不發就等于違背了這些同志，我們不好向革命小將們作工作呀！”
　　從上面那些字句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從文革初期，毛澤東對林彪的許多東西，就不同意，在認識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毛澤東根本不同意經劉少奇中央同意的，林彪在文革中大樹特樹的作法。信中明確表示了毛當時的真實思想，更明確表示了對林劉作法的不同意和反感，明確顯示了對林和劉的不信任。
　　中國人從表面上認識問題，一般都認為毛澤東在那個年代是無所不能的，對任何事情都可以隨意處置。是的，毛當時確實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卻并非有無所不能的神通，更不可能窮盡地知道和過問一切事情。而且，他身邊也并非沒有那種陽奉陰為的小人。一些人認為毛有大到無邊的權力，但根本問題是，毛自己不認為自己有無限的權力，毛更不是一個濫用權力的領袖。他是一個最尊重客觀現實和客觀規律的人。所以他也就有了上面那些信中的認識和無耐。那封信至少表明，在人們認為毛至高無上，無所不能的年代里，毛也有話想說不能說，也有許多事情想作不能作，也必須“違心地同意別人”，他也只能等待時機成熟。他清楚地知道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今天，多數人由于不能辯別別有用心的宣傳，都認為毛有至高無上的無限權力，因而把那個時代的一切錯誤和罪責都推到毛澤東身上。但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到，毛主席自己很清楚地認識了自己。從信中，可以看到，毛澤東自己也有“不同意他們不行了”，也有被迫同意別人的時候。因為毛澤東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東西，他知道必須尊重客觀，客觀不能違背。在六六年毛主席對林彪就有了如此的認識，和如此的不信任，就不同意林彪大樹特樹毛澤東的作法，想一下，僅過了三年，毛主席卻由于林作了他自己原本就不同意的事，就又變得對林信任了，以至于無比信任，并選他作為自己的法定接班人（屈服于現實而違心的同意）。
　　其實，林彪能成為寫進黨章中的合法接班人，是因為他是名符其實的大陰謀家。這個陰謀家是通過什么陰謀把自己接班寫進黨章的呢？
　　實際上，作為大陰謀家的林彪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明白，想要通過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來達到接班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為黨性最強，原則性最強，共產主義的道德情操達到極高境界的毛澤東，歷來堅持黨的組織和思想原則，一生都在反對宗派主義，從沒有在黨內斗爭中搞過派系和山頭，即使在自己失去權力受到打擊的時候，既有機會和可能，也有威望搞山頭和派系來重新掌握權力，但卻從沒有搞過，而是終生都在反對黨內派系和山頭主義，維護黨的因結。所以，毛是不可能用培植個人勢力的方法，培育自己的接班人的。林彪深深知道這一點。但他知道，毛最客觀，也最尊重現實，甚至在時機和條件沒有成熟時，常常向落后的現實妥協。正因為如此，林彪就采取了逼毛澤東妥協的陰謀。
　　人們一般認為，林彪是通過吹捧毛澤東而成為接班人的。也因此，一些人認為，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無限熱愛與崇拜，是由于林彪在文革中大樹特樹，大搞個人崇拜的結果。這話也對也不對。說林是通過吹捧毛成為接班人的，這話對，但說中國人民對毛的熱愛與崇拜是因為林的吹捧就不符合歷史史實了。實際上，毛澤東的威信并不是靠媒體的宣傳而樹起的，也不是四九年建國后，更不是文革后才形成的，而是在延安時期就自然形成了。老革命家　　在回憶毛澤東的文章中曾說，在延安時，毛澤東的威信就已經相當的高了，高到了什么程度呢？高到了有便秘的毛澤東，如果拉下一點屎，延安許多普通軍民就要慶祝的程度。試問古今中外有那個人能夠使人民如此地關心，能在人民心中有如此的地位。文革中又有什么事情能夠證明，毛的威信超過了這個程度呢？這不是靠個人崇拜搞出來的。我們不能說中共在延安就搞個人崇拜吧，如果中共在那時，還沒有取得全國政權就搞個人崇拜，就不會有那么多的熱血青年投奔延安和中共了，哪個愛國青年會去投奔一個搞個人崇拜的政黨呢？中共也就不可能取得全國政權了。
　　毛澤東崇高的威望和威信是用自己對中國革命的不朽貢獻贏得的。用周恩來的話說，開始時黨中央都常常弄錯方向（這是指中央集體的），但毛澤東的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他多次挽救紅軍挽救黨，才獲得了全黨全軍和全國革命人民的無比尊敬和愛戴（想想中國文化中，人們對救命恩人的心情）。也正因為毛在中國人民和全黨全軍中已經有了這種亙古未有的崇高的威望，林看到了這個威望的價值和所向無敵，因此，林不硬碰，而是充分地利用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定下篡黨奪權的陰謀，使自己最后終于成為寫入黨章的接班人的。
　　林確實是通過大樹特樹毛澤東而成為接班人的，但實質上，必須看到，林彪大樹特樹毛澤東，大力提倡學習毛主席語錄，對毛主席表示忠心，不是為了取得主席的信任（他明白毛可不是那么好哄的，也從不偏聽偏信，更對肉麻的吹捧有本能的反感和警惕。）而是為了取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信任的。因為毛澤東的威望，已經使中國人民有了這樣一條原則，凡是忠于毛主席的，就是最革命的和為人民服務的；幾是反對毛主席的，都是反動的和反革命的。林正是看到了老百姓心中的這桿秤，才在一切公開的場合，表現他對主席的忠誠，通過大樹特樹毛主席，吹捧毛主席，來實質上達到吹捧他自己的目的，努力把自己包裝成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友，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人，以取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信任。這是一種瞞天過海，偷梁換柱的陰謀。
　　林通過表示對主席的忠心，取得了全國人民的信任，也因此取得了當時政治局勢中獨一無二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響力。接著，他利用這種政治地位和政治影響力操縱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政治激情，把握政治方向，造成一種政治形勢。即，由于林彪大樹特樹毛主席，才獲得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信任，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他才操縱全黨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他作毛主席的接班人，使全國人民和全黨都接受他成為毛主席的接班人，造成全國人民和全黨都要求他接班的政治呼聲。全黨和全國人民也是因為林彪處處表現對毛主席的忠誠，才支持他接毛主席的班的。以致這個錯誤的要求連主席本人都不能不同意，都無法反對，都只能同意。使毛澤東無法反對，只能違心地同意。因為面對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和要求，這也是毛主席又一次“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的時候，是又一次“違心地同意別人”，因為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所以說，林彪是利用文革初期劉鄧制造的混亂造勢，混水摸魚，利用全國人民和全黨對毛澤東真摯的感情和熱愛之情，取得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信任，利用全國人民的政治激情和政治呼聲逼迫毛澤東，使毛也無法反對全國人民和全黨的一致要求。
　　而且，成為毛主席的最好的學生和戰友，成為毛的最親密的戰友和最忠實的接班人，這個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取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無比信任，獲得支持成為接班人；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身份打擊異已，收拾政敵。把所有反對自己的人，都扣上反對毛主席的帽子而打倒，這也就是主席說的：“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借毛澤東這個二十世紀共產黨內的鐘馗，來打擊反對自己的政治對手。（這一點上，和劉少奇鄧小平沒有任何差別，劉在臺上時，正是用過這種方法來打擊自己的政治對手的。所以，主席說他自己，當了二十世紀共產黨的鐘馗了）。
　　

　　四、毛澤東的接班人問題
　　

　　一位對毛澤東非常熱愛的老革命談了這樣的看法：毛澤東有兩個錯誤，第一，不該把毛岸英送到朝鮮戰場送了命。第二，不該把鄧小平留到世上搞修正。而我卻說，毛澤東這兩件事一件也沒有辦錯，為什么呢？（我是一個認為文化大革命十分正確的人，我認為鄧小平路線使中國倒退了到了1921年，中國只有走毛澤東指引的大道才能富強）。
　　這位老革命的意見表明了他痛恨鄧小平及鄧的修正主義路線，他是希望毛岸英活著繼承毛澤東的權力，繼續推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使中國繼續向著毛澤東指引的方向前進。他認為中國走上修正主義路線是因為有鄧小平，他這種愿望是好的，但他的想法是不合乎馬列主義辯證法和客觀規律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先問一句，假若毛岸英真的活著，他繼承了毛澤東的權力，但他能夠正確地領會和理解毛澤東的治國方略和大正方針嗎？能夠準確地把握毛澤東思想的精粹和實質嗎？這是一個疑問，（如果不能，那么毛岸英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權力也同樣會偏離毛澤東的革命路線的）。再問一句，縱使毛岸英正確地繼承了毛澤東的思想精粹，在中國繼續推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再走二十年，但以后呢，毛岸英死了以后呢？中國到那時又該怎么辦？難道還要毛澤東的孫子去繼續嗎？這能證明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嗎？難道正確的思想和路線，是需要依靠血緣關系才能掌握和繼承嗎？這和封建專制世襲制有什么區別呢？中國到底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封建專制社會呢？
　　還有，說毛澤東不該留下鄧小平搞修正，但就是毛把鄧小平滅了，難道能保證不出王小平、張小平、劉小平……，如果毛澤東去世的當時，中國大多數干部和革命人民都真正地掌握了毛澤東思想，深刻地體會到了毛澤東革命路線的正確和偉大，能夠認識到本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最大最長遠利益，能夠有正確的選擇能力，能夠為了長遠和根本利益而拒絕眼前的小恩小惠，那么鄧小平又怎么能夠復辟得了。既然大多數的干部和人民不具有這種認識和能力，不能正確地理解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不能辨認真假馬列主義、真假社會主義、修正主義，那么不背叛，不復辟又怎么可能。鄧小平所走的路線也不是他自己的發明，劉少奇當年就搞過包產到戶等，僅僅因為毛的去世才使這種路線有了走的條件，因而被施行了罷了。縱是沒有鄧小平，但還會有類似的人走這條路的。這條路今天走成這個樣子，只不過因為不負責任而又大膽無知的鄧小平在臺上，而有了些他個人的特點罷了，并不會因為鄧小平死了就可避免不走。縱是沒有鄧小平施行，也會被陳云、葉劍英等甚至中共其它平庸政治家（客）施行的，雖不一定是鄧小平現在搞成的這樣子，但方向是一致的，最大的相同點就是背離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這是由當時的社會基礎，即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認識的水平所決定的，是不以革命人民的主觀愿望為轉移的。
　　而且，當時認為鄧比毛高明，會治國的，不光是鄧本人，還有一大批所謂的專家和知識分子,當然，也有一些要捍衛自己已有特權的高層人士，他們都不服氣。他們把中國歷朝歷代的治國經驗、西方、蘇聯的政治制度拿來，與新中國相比較，覺得毛澤東時代里，領袖和人民所探索的，對共和國的新的管理方式，是古今中外從來都沒有過的。怎么可以不靠專家與精英呢？怎么可以不依靠忠臣與親信呢？怎么可以依靠那些泥腿子呢？執政者怎么可以教人民造反有理呢？怎么能說高貴者愚蠢，而卑賤者聰明呢？他們懷著這種無知的觀念，視這種偉大的創新是難以理解的和十分荒唐的行為。毛主席在世時，他們隱藏自己的認識。而主席去世后，他們就立即要求施行他們那一套從中外古籍中學來的管理別人和下賤者的經學，自認為正確高明的，其實是十分陳舊的所謂治國方略。

　　事實上毛澤東死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中國停止一個時期，甚至是一個較長的時期乃是一種必然，是有其客觀基礎的。毛澤東也料到了這一點，故而他明知鄧小平保證不翻案是靠不住的假話，卻還是把鄧小平留下來去搞翻案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這顯示的是毛澤東的無奈和自信。說無奈也是說毛主席對客觀現實的尊重，自己并不認為自己有拔苗助長的能力，只能等待人民的覺醒（但卻可以為人民的早日覺醒創造條件，這一點，毛澤東做到了）。說自信是說毛澤東堅信真正的最后勝利，也堅信鄧最終必然失敗。
　　毛澤東是什么經歷，他戰勝了國內外、黨內外多少強大的對手，何等的磨難，又是何等的輝煌。他是什么認識水平，對文化大革命，一句“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說明這個快要作古的老人的思維是多么的清晰。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仍然在“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的狀態（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下把鄧小平打下去（也實質是把鄧和文化大革命劃清了界限），這又是什么勇氣。以他這個識人用人的大師（如果不是這樣，就不可能在一生中幾乎沒有失敗，而戰無不勝），在彌留之際，選擇聲望和能力都極有限的華國鋒作為權力的繼承者，更是耐人尋味的安排。他把權力交給無能無識，又無派無勢的華國鋒，并不把權力交給在他一生中所干的兩件大事中更重要的一件大事中出過大力的、并且是真心實意地忠實于這件大事的張春橋、江青（相比于華國鋒）等人，尤其是他明知他的這一件最重要的大事是一件“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的事情，他深知中共高層、高級干部中不理解、不支持、反對的人多且有聲望、有勢力的事實。他難道想不到華國鋒沒有強有力的支持肯定會失去權力嗎？假如他真的把權力交給江青、張春橋等人，讓他們繼續推行他的文革路線，那結果會是什么樣子呢？他死后，面對中共高層的奸滑政客們對這條路線的反抗，江、張等人能夠勝利嗎？他們和葉、鄧、陳等人的對壘，在沒有覺醒狀態的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失敗乃是一種必然。而要人民群眾支持，先要人民群眾能夠理解認識到修正主義的實質和巨大危害，這在當時是沒有群眾的思想基礎的。
　　毛看清了代表修正主義路線的葉劍英、陳云、鄧小平等勢力和要求革命的張春橋、江青勢力在對壘中的差別。修正主義者頭子之一的彭真也看清了這一差別，他說出了這場斗爭的實質，即“造反派要的是走資派手中的權，而走資派們則要的是造反派的命”。這是一種已經肯定了勝利者與失敗者的敵對斗爭情勢。
　　研究這一系列的事實，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是偉大的預見的天才，他預見的眼力來自于唯物論和辯證法。中國在他身后會發生什么事他一清二楚，所以他曾說過這樣的意思，他死后，右派會利用他的一些話去打擊左派，但經過一段實踐后，左派最終會利用他的另一些話去打倒、戰勝右派。事實上中國這二十年所發生的現實正是他這段話中的前一個意思的全部內容。右派們正是高喊他在延安題寫的“實事求是”打擊左派的，用他所倡導的“解放思想”來突破左派陣地、打倒左派的。這句話的后一層意思只能留給歷史去證明了。
　　

　　五、毛澤東的政治繼承人和毛澤東死后必然會出現的鄧小平路線——即脫離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修正主義路線發生的必然性。
　　　

　　毛澤東生前，毛主席革命路線得以在中國施行，當然根本的原因是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熱情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在施行過程中能夠戰勝一切錯誤路線并被堅持下來，重要的原因是緣于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和權威的支持。在毛的個人威望和權威面前，廣大革命人民堅決相信、堅決緊跟，而絕大多數干部則身體力行。同時，那些不理解、甚至內心想走修正主義路線的人也表現了軟弱的自私和不光彩的兩面派，偽裝出積極的面孔，因而這條路線得以在中國大地上被執行。但因為理解的人不多，不領會的人多，加上這條道路是才開始的探索，從萌芽到成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誤和認識上的不足和不完善，因而在執行過程中損失不小，這就為走資派和修正主義者留下了指責的尾巴。因而毛澤東去世后，終因大多數人民群眾的不能認識和不理解，因失去了把握方向的人，使這條路線難以再走下去，不能不顯示某種停滯的意向。但社會總要向前走，歷史總要繼續進行，即便是倒車、倒退。于是鄧小平等必然地用另一條路繼續了歷史的延續。這就是修正主義路線。但毛澤東作為政治強人和偉大的英雄，他并不會任憑自己死后，那條他認為正確的路線也被中國拋棄，他于是也安排了他的政治繼承人，這就是培養革命事業的紅色接班人的社會主義大實踐。
　　人民走上一條修正主義的道路后，必然會因它所引出的各種各樣它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和罪惡，而重新認識到修正主義的罪惡，這就使得人民有了反面教員。在這種反面教員活生生的教育中，回想起毛澤東時代正面的經驗，在這一正一反中認識到毛澤東時代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正確，認識到修正主義的真面目，并在比較中作出選擇，在修正主義路線所引起的社會矛盾不可調和之時，暴發反抗修正主義路線的革命。所以說，毛澤東并不寄希望于某個強有力的政治繼承人，在自己死后來推行自己的路線，因為這終是靠不住的，只能延長生命，不能改變根本命運。毛澤東認為只有最廣大的革命人民正確深刻地認識到正確路線的偉大和修正主義的極大危害時，他們才能自覺地維護革命路線，驅除抵制錯誤的修正主義路線，在人民群眾中的多數不能正確認識這些道理的時候，政治強人用強力去推行正確的路線永遠保持下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廣大的革命人民的認識達到了區別革命和修正主義的水平，那么革命路線才能永遠地傳下去。所以說，毛澤東政治路線的繼承人就是廣大的革命人民，而不是毛岸英或其它什么政治家的直接繼承。毛澤東曾說過：接班人不能是一個人，而是一批人。這一批人，當然主要是人民，而首先進行反思的，必將是當年在毛澤東時代成長過的，在大風大浪中成長過的紅衛兵、老三屆，是在毛澤東去世后，從毛澤東革命路線上敗退下來的知識青年。當他們對中國所走過的道路進行認真沉重的思索后，必將認識真理，認識教訓；必將行動起來，發動、組織和帶領中國人民重新走上毛澤東為中國人民所指出的金光大道。
　　這是可以從歷史中得到證明的正確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多多，農民起義本身反抗的就是封建專制統治，但卻由于農民軍思想上的認識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不能擺脫君權神授的封建迷信思想鎖鏈，故而他們每一次反抗的革命成果一次又一次地被反抗隊伍中的修正主義者——即走封建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竊取，一直不能擺脫進入又一個皇帝和家天下的封建輪回，正是由于革命的曲折道路發展到近代，使中國人民認識到“君權神授”是騙人的鬼話，是沒有任何合理依據的欺騙，而封建專制制度本身正是制造勞動人民悲慘命運和中國落后的根源，真正完成了反抗推翻封建制度的文化革命，才使得辛亥革命后的中國擺脫了進入又一個封建皇帝家天下的輪回。雖然認識到這些樸素真理的人民還不是全部，而僅僅是數量比較大的一部分，就使得袁世凱恢復皇帝家天下的復辟倒退活動僅僅只進行了幾十天就結束了，使中國永遠再沒有了皇帝。這不是什么人的功勞，這主要是人民中的多數對封建制度的落后和腐朽性的認識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達到了認識上的革命，即完成了文化革命，能夠認識到帝制就是復辟封建制度，中國將永遠落后。試想如果當時中國人民的思想水平還停留在初唐或明初那個時期，袁世凱的皇帝夢是不是就作成了呢？人民是不是就會歡呼洪憲皇帝的登基大典呢？人民還會風起云涌地起來支持蔡諤的護法救國軍嗎？袁家的天下不是又代代傳下去了嗎？是不是中國又進入了一個封建道統的輪回呢？
　　而毛澤東正是這樣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問題的。他的偉大就在于跨越了歷史階段，順應歷史潮流，掌握時代脈搏，充分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群眾的思想認識水平還沒有達到那樣的高度的情況下，站在時代的前面，推動歷史潮流向前發展。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正面的經驗，供人民和反面教訓去作對比，使人們的認識能夠飛躍式地發展到一個高級的水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路的實踐和實現過程中的曲折性大大地減少（相對于封建社會的滅亡過程中的曲折性而言），時間大大地縮短。試想如果中國革命人民、工人、農民、普通知識分子都認識到了這正反方面的東西，從本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出發，去進行革命的偉大實踐，中國以至于世界將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呢？在毛澤東時代，有多少人能相信執行修正主義路線會使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宣傳呢？而今卻活生生地擺在了世人的面前，這就是一種最為鮮明的對比。所以，紅色江山不是靠某個人用強力政治去推行，而是靠廣大的革命人民用自己的思想認識和階級利益去捍衛的。人民群眾中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人，在認識上完成了文化革命，即正確的認識到修正主義路線的本質及危害，能夠正確地辨別和自覺地抵制，那么紅色江山是遲早要失去的。只有相當數量的人民在對修正主義路線的認識上，完成了文化革命，如同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人民對封建制度的認識水平，那時，才是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政權得到鞏固和勝利之時。
　　附帶說明一下，毛死前如果將權力交給“四人幫”，故然或許有阻止鄧小平個人上臺的可能，但卻阻止不了類似于鄧小平的那種修正主義路線在中國復辟一陣（那么，阻止鄧上臺的意義在那里呢？）。因為對文革不滿的在軍中有影響有勢力的、仇恨四人幫的將軍和老干部是一大批，而不僅僅是一個老鄧。因而如果把權力交給四人幫，帶來的必然結果將是，在他身后掌權的“四人幫”和鄧小平之流的全面大決戰。當鄧之流利用戰爭年代遺留在軍中的勢力對合法的掌權者“四人幫”進行非法的奪權時，很可能導致流血的軍事政變沖突，甚至是中國的全面內戰，導致更多更大的流血政變和犧牲，甚至不可避免的會動搖共產黨的政權（靠政變推翻掌權的四人幫，必將使共產黨失去合法的政權，而組成另外的黨和政府），或者造成中華民族的大分裂。而且修正主義者從四人幫手中奪取權力，將使四人幫的個人命運更加悲慘，并且會造成全國的造反派人頭落地，依靠政變上臺的鄧和修正主義者們，會象蔣介石進行四一二大奢殺那樣，在整個中國制造一個白色恐怖，對造反派進行斬草除根式的大屠殺。所以，作為偉大謀略家的毛澤東，在他臨終前作了一個偉大的謀略，達到了三個目的，第一，如果說鄧在七四年的復出，是毛澤東的一貫作風——寬宏大量給出路的話，那么這生前最后一次打倒鄧，也是為了和鄧劃清界線，以區別修正主義路線與社會主義路線。第二，安排華國鋒上臺，既是給修正主義者和鄧一個利用和平政變方式（避免戰爭形式和血惺政變的方式）上臺的機會，也是給張春橋、江青等一個考題。第三，最主要的是預計到張春橋、江青等考不及格。因而退而求次，保護全國的造反派不至被修正主義者斬盡殺絕，為未來的革命保留火種。所以，毛澤東才把權力交給了剛從地方調到中央的，沒有勢力沒有派的孤家寡人華國鋒，給鄧一個和平政變的上臺和翻案機會。
　　但毛澤東的自信也是可以感受到的。人民群眾有一個在修正主義路線實踐中的學習，在自身生活的經驗和命運的變化中學習，從自身錯誤行為的后果中學習的機會。“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這個群眾隊伍的擴大，難道不是實現共產主義的首要條件嗎？這是為時不遠的革命風暴快要到來了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