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所行的，正順著這種趨勢。
在古代，阻礙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國的紛爭。所以秦并吞六國之后，決計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為匹夫。”郡的設立，本來是軍事上控扼之點，第三章中業經說過。六國新滅，遺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設立據點的必要。所以秦滅六國，多以其地設郡。至六國盡滅之后，則更合全國的情形，加以調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當時的郡守，就是一個不世襲的大國之君，自亦有防其專擅的必要。所以每郡又都派一個御史去監察他。當時還每郡都設立一個尉，但其權遠在郡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視的。
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辦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裝。好在當時，金屬鑄成的兵器為數有限，正和今日的槍械一般，大略可以收盡的。于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金人和鍾、鐻。秦都咸陽，今陜西咸陽縣。
最根本的，莫過于統一人民的心思了。原來古代社會，內部沒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見，常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后世階級分化，內部的矛盾多了，有利于這方面的就不利于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見，不能統一。處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則當求各方面的協調，使其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此即今日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當時的人，不知此理。他們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沖突了，所以有不同的見解，誤以為許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張，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國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順利進行。如此，自有統一全國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韓非子·問辨》兩篇中，早有焚書的主張。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實行了。把關涉到社會、政治問題的“詩、書、百家語”都燒掉，只留下關系技術作用的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涉及社會、政治問題的，所許學的，只有當代的法令；有權教授的人，即是當時的官吏。若認為始皇、李斯此舉，不合時代潮流，他們是百口無以自解的，若認為有背于古，則實在冤枉。他們所想回復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師不分”之舊。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學誠是發揮得十分透徹的。坑儒一舉，乃因有人誹謗始皇而起，意非欲盡滅儒生，并不能與焚書之事并論。
以上是秦始皇對內的政策。至于對外，則北自陰山以南，南自五嶺以南至海，秦始皇都認為應當收入版圖。于是使蒙恬北逐匈奴，取河南之地。今之河套。把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北邊的長城連接起來，東起現在朝鮮境內，秦長城起自樂浪郡遂城縣，見《漢書·地理志》。西至現在甘肅的岷縣，成立了一道新防線。南則略取現在廣東、廣西和越南之地，設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大略桂林是今廣西之地，南海是今廣東之地，象郡是今越南之地。取今福建之地，設立了閩中郡。楚國莊蹻所開辟的地方，雖未曾正式收入版圖，亦有一部分曾和秦朝交通，秦于其地置吏。
秦始皇，向來都說他是暴君，把他的好處一筆抹殺了，其實這是冤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實在是抱有一種偉大的理想的。這亦非他一人所能為，大約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據以實行的。這只要看他用李斯為宰相，言聽計從，焚詩書、廢封建之議，都出于李斯而可知。政治是不能專憑理想，而要顧及實際的情形的，即不論實際的情形能行與否，亦還要顧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雖好，行之卻似過于急進。北筑長城，南收兩越，除當時的征戰外，還要發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運糧餉去供給；這樣，人民業已不堪賦役的負擔。他還沿著戰國以前的舊習慣，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宮，在驪山起墳塋，驪山，在今陜西臨潼縣。都窮極奢侈；還要到處去巡游。統一雖然是勢所必至，然而人的見解，總是落后的，在當時的人，怕并不認為合理之舉，甚而至于認為反常之態。況且不必論理，六國夷滅，總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滿懷著報仇的憤恨和復舊的希望；加以大多數人民的困于無告而易于煽動，一有機會，就要乘機而起了。
先秦法家的思想主要包括法、術、勢。法即法度，在采用族刑、連坐法等刑法的同時也強調重賞，并且以賞罰分明作為法度的基本原則。權術是帝王之術，即君主用來防范身邊的重臣結黨營私，以權謀私，來危害國家，
危害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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