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辭職的另一種意義
“九一八”的另一種紀念
劉火
日本首相(再過些時候,便得稱“前首相”了)安倍從悉尼風塵仆仆回到世界第二大經濟帝國日本后幾天便宣布自己要辭職的消息。所有人和所有媒體都始料不及。一片嘩然不論,僅“安倍辭職”一詞便成了世界當下的時尚詞匯,同時也成了“九一八”前幾天漢語語匯里的流行語。我們從中文媒體報道中知道,稱安倍辭職是兩方面原因,一是內閣閣員一再爆發丑聞,二是在執政主張上得不到再野黨的支持。于是,在“自己沒有凝聚力”的托詞下,神色黯然地選擇了離去。
本來,像閣員們因公權私用或桃色方面的事,在任國家任一制度中,雖說不是司空見慣(事實上也是司空見慣)的事,但畢竟有時也會引起地震。也就是說,因閣員出問題讓組閣者出來負全部責任的事并不多見,璧如的美、中、英政府。布什不會因司法部長岡薩雷斯“作證們”辭職,中國領導也不會因“陳良宇門”辭職。眾所周知,布萊爾雖然辭職了,但顯然不因閣員事件——更何況布萊爾執政有十年時間。而安倍只有的一周年。再說,得不到再野黨的支持一事,對于中國文明傳統的,無論大陸還是臺灣,沒有聽說哪個一經反對聲音或再野黨(如臺灣的國親兩黨對民進黨)不支持就會選擇辭職的事。但安倍為什么要選項擇辭職呢?從個人的政治品格來說,一旦發現自己的能力不能再承擔起國家和民生的責任時,選擇離去,不是懦弱、不是推卸,而是一種負責。不僅是對其國家和民生的負責,而是對這種制度的負責。同樣我們看到,正是有了這樣一種制度和制度中人,才會有這樣的社會意識和全體國民的意識。對于這種由民主與共和為旨的制度下的行為,國家公務員(包括總統、首相、總理這樣高級公務員)的辭職本應是一種常態——當然,具體到某一個人或在某一特定時間時,自然也是一種讓世人驚訝非常態。至于說到與這個國家的密切關系的中美兩個國家,自然地要做出反映。但作出反映的要本理由都只有一個,那就是中美自身的國家利益。璧如說,中國人在經歷了小泉后,發現安倍是第一個當首相先訪華后訪美的首相,于是中國媒體與官方便稱之為“破冰”,而中國總理的回訪又稱之為“融冰”。中國的外交部為此還認為,剛剛建立起比較好的關系馬上就會“因人而異”了。其實,眾所周知,在一個民主國家,國家的法律和大政不會因領導人的變動而迅速變動的。“因人而異”這是“人治”國家的本質,而不是“法治”國家的本質。有時我們總是一廂情愿,覺得國家之間也應像中國的政體那樣,人與人不是建立在制度上而是建立在私人關系上,甚至于建立在人與人依附上。這樣一來,便是《紅樓夢》里所說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了。在國際事務方面,這種以自己的意識形態、自己的價值觀去觀照、去對待、去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以及處理一些懸而未決又事事放不下的歷史問題,其實是非常有害的。在安倍的上臺主政和安倍即將離任時,國內一些媒體的的一廂情愿,寄予了比小泉不知多多少倍的希望(隨便說一句,中國與小泉斗了幾年的氣,在我看來并沒有為中國爭得到更多的利益),殊不知,安倍作為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其實是一個更具民粹主義的政客——就在安倍宣布辭職的前兩天(即9月10日),安倍還以如國會不能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而要挾要以辭職來換取。而我們從媒體上略略知道,《反恐特別措施法》有一目的就是要換日本海上自衛隊在遠海更多的活動空間和發展空間。于此,十分清楚的是,日本正與和平憲法相悖的道路上漸行漸遠,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也就是說,無論小泉,還是安倍、還是安倍的繼任者,都不會改變這一事實。對于安倍,作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日本國的利益才是他的最高利益。試圖想以中國以建立個人情感來改善中日關系。反正我覺得有些不真實。一個國家,倘若沒有一個更加法治健全更加民主的管制機制和由此的意識形態,倘若沒有一個長久的政策具體到對日外交政策,而是像眼前這樣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那就只有到了一個特別的日子,如“九一八”這樣的日子,我們才會想起與現實原本是對接了的歷史;我們也只有在這樣特殊的紀念日子時,才會從當下去反觀曾經讓中國人蒙受屈辱、遭受劫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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