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及幾個相關問題的思考

 楊大慶

謝韜先生和李銳先生談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文章重新引起了部分人對 “新民主主義”的關注，本人僅就毛澤東為何放棄新民主主義及相關問題試談幾點看法。

（一） 在很長的時期內，“新民主主義”被看作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毛澤東對此也十分自得，其《新民主主義論》甚至透露出充當殖民地國家民族革命指導者的雄心。而中國革命的勝利，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不如說是“新民主主義”的勝利。若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指導，若按王明等“百分之百的布爾什唯克”的主張，中共可能“至今仍在黑暗中徘徊”。因此，中共在建國前后的一段時間內，對實行“新民主主義”是真誠的，“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一度成為全黨的口號。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一有著臨時憲法地位的新中國根本大法中也沒有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去，而是肯定對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經濟、個體經濟“都應加以鼓勵使其發展。” 毛澤東則在政協全國委員會一屆二次會議上宣告：“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在很遠的將來”。接著，他又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建設”的發展戰略，并在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形成決議。

毛澤東自己沒有對“三年準備，十年建設”這一戰略思想展開論述，他建議劉少奇向全黨講述這一問題。1951年3月30日，毛澤東在劉少奇送他審閱的一份報告稿上批道：“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思想，請你在會議中講一下，使他們有所準備。”

當年5月7日，劉少奇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中央的計劃，大體上是三年準備，以后十年建設。三年準備從1949年10月1日算起，以后十年進行建設。“十年以后建設得很好，那時我們看情況，就可以提一提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什么時候搞呀？但是還要看實際情況才能答復這個問題。”

在隨后7月5日的“春藕齋講話”中，劉少奇對此問題的論述就更豐富老了，基本上反映出中共“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整體構想。

可是，時隔一年左右，在討論制訂國家“一五”計劃時，毛澤東出人意外地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毛在1952年9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10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以上均引自《口號與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版，40——54頁）在1953年6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的設想被作為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正式提出（見《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1993年版653頁），“發展主體（國營、合作社、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改造兩翼（私人、個體經濟）”取代了五種經濟成分“都應加以鼓勵使其發展”，新民主主義無疾而終。

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肯定與中共是個農民占極大比例，“均貧富”、“殺富濟貧”的平均主義傳統深厚有關——當時黨內高層的高崗、地方組織中的山西省委等對富農問題和農業合作化的態度即其代表；更與對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迷戀有關。但問題是，早在井岡山時代毛澤東即對黨內小農成分居多與平均主義思想傾向爛熟于心、抱有警惕；而斯大林模式更是已成熟多年、成就斐然，為什么它們沒有阻止在困境中苦斗的毛澤東標新立異提出“新民主主義”，反在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大規模經濟建設即將開始時促成他放棄其苦心樹立起的旗幟？

（二）  綜觀世界歷史，后發國家在現代化初期利用政權力量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和引導的事例并不少見。如“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德國后的鐵路國營，“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一度將礦山、繅絲業收歸國有。這是因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既已落伍，便容不得新經濟因素慢吞吞地按部就班自發擴展，而有必要由政府出面整合資源、集中力量實行趕超戰略，以期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實現超常規發展，迎頭趕上或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與俾斯麥的德國和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相比，新中國與先進國家的差距更是大到無法比擬。人口眾多、資源貧乏、基礎薄弱，現代化的生長點既分散又微弱，按新民主主義設計的常規發展道路，中國很難在短時間內實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標。因此，采用比德、日集權度更高的斯大林計劃經濟模式，走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就不能全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選擇，“三大改造”與“一五”計劃幾乎同步進行也決非偶然。

（三）  現代化需要原始積累，資本主義如此，社會主義亦然。但毛澤東的中國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國際環境，高揚的是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旗幟；他不可能去與列強“爭奪日光下的地盤”，不可能發動“甲午戰爭”向鄰國索取巨額賠款，不可能進行海外殖民，不可能從事奴隸貿易；他只能面向國內，榨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血汗為現代化奠基。這也就是為什么劉少奇設想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先工業后農業而實際上卻是農業合作化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助推器的緣故。

馬克思稱“資本來到世間，就是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是對資本原始積累的合理憤怒和正義聲討。而梁漱溟先生在1953年說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時，他與馬克思的區別何在呢？毛澤東為什么有失風度、極不體面地對梁這位老朋友拍案而起、惡語相加呢？ “組織起來”的中國農民肩負著共和國現代化最沉重的基石，步履艱難地在統購統銷、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一大二公”、公共食堂、割資本主義尾巴、圍剿“單干風”、“忙時吃干、閑時吃稀”、餓肚子、浮腫病------鋪就的“金光大道”上跋涉的歷史已作了回答。

（四）  新民主主義對私人經濟（民族資本）的政策是孫中山提出的“節制資本”，這對以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目標的中共是個考驗；因此，執政黨與私人經濟間“限制與反限制”的斗爭貫穿了不算長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并掀起了“五反”、“新稅制”風波等不小的潮頭。但“一五”是典型的斯大林式高度集中、全國一盤棋的計劃體制，私人資本由于其逐利的本性必然會逸出出給定的軌道，這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限制與反限制”所能解決的；況且還有一個與國營企業爭奪有限的資金、人力、物力的問題，因此，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勢在必行。

平心而論，中共以和平贖買方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大體是成功的，沒有引起巨大的社會動蕩，保持了經濟的平穩運行。這也許稱不上奇跡，但也不輸于幾乎同時國民黨在臺灣的和平土改。

（五）  三大改造中最成失敗的是手工業和部分服務性行業。鞋匠、裁縫、剃頭的、三輪車夫、開小旅館的、餛飩攤、包子鋪------這些按本性只宜于分散經營的行當一窩蜂都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有的還成了國營企業，在很長時間內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生活，成了社會主義不小的污點。然而，以中共當年的執政能力和執政經驗，他們駕御得了社會主義與滋生資本主義溫床的小生產并存的雙軌制嗎？

（六）  歷史地看，在當時的具體條件下，毛澤東放棄半市場經濟的新民主主義而采用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是正確的。伴隨著三大改造的“一五”計劃是近代中國輝煌的一頁。蘇聯和東歐六國援建的230個重大項目的開工和建成，構筑了新中國最初的工業基礎，它不但使國民經濟體系免于“三面紅旗”和文革的劇烈動蕩可能帶來的崩潰，而且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最初的物資保證；如果毛澤東當年能堅持中共“八大”路線，計劃經濟應該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但是，以集權、統一為標志的計劃經濟是一種準戰時體制而不是經濟運行的常態；它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非常規的躍進，可能在重點領域內實現戰略突破，但這卻是以扼殺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活力為代價取得的成功。更可怕的是，她將使社會有機體趨于僵化；某些人士把哈耶克對凱恩斯主義的批評：“通向奴役之路”移作對計劃經濟的批評并非全無道理。當然，這引起過而且至今仍在引起無數社會主義捍衛者的憤怒，在中國，更演化成 “資”“社”之間無休無止、看不到盡頭的辯論和爭吵。其實，人們大可不必啃這個又大又硬的酸果而聽一句中國人常說的大白話，即“計劃沒有變化快”。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可說是完美無暇；但遺憾的是“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青”。計劃經濟的擁護者們只要有足夠的耐心，大可期望有一天人類的理性充分發達到足以追蹤社會生活每一步哪怕是最微小的變化，因而能制定出囊括一切的周密計劃，那時就可安享“無比優越性”了。

（七）  對計劃經濟的弊端毛澤東并非全無察覺，就在三大改造勝利完成、“一五”計劃凱歌行進的1956年底，他在與陳叔通等工商業人士談話時指出“俄國的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同上673頁）。然而思想的閃光轉瞬即逝，意識形態與一時成功的雙重限制使中國對計劃經濟形成了路徑依賴，直至十年文革走入死胡同。于是，歷史的辯證法開始起作用，否定之否定，改革開放實現了對計劃經濟的反撥，中國真的“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今天，離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和實行三大改造、“一五”計劃都已愈半個世紀以上，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一股“非社非資”“亦社亦資”的社會思潮已在某些國家成為了現實，還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也站在了“和諧社會”的門檻上。此時再重溫一下塵封已久的新民主主義，顯然比漫無邊際地懷念毛澤東時代，費盡心機地為毛澤東的錯誤辯護更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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