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中語文教材大換血：把教科書搞成“暢銷書”？

朱衛華

　　據新華網報道，北京9區縣的高中語文課本大換血，新的當代作品大量涌現，而不少傳統經典篇目則淡出視野。

　　據悉，這套語文教材在總量上被替換或刪除了“一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庸武俠小說《雪山飛狐》替掉了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同時被刪除的魯迅名篇還有短篇小說《藥》和雜文《記念劉和珍君》。除此以外，被替換或刪除的中國古今名篇中主要包括以下篇目：

　　《孔雀東南飛》，我國現存最早的一篇古代長篇敘事詩，與《木蘭詩》一起被人們稱為“樂府雙璧”，被以海子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替換；《雷雨》，話劇，作者曹禺，被以《紅燈記》、《楊門女將》等京劇選段替換；《南州六月荔枝丹》，科學小品，作者賈祖璋，被刪除；《陳煥生進城》，短篇小說，作者系當代作家高曉聲，被以余華小說《許三觀賣血記》替換；《林黛玉初進榮國府》，選自《紅樓夢》，被以同部作品中的《齡官劃薔》一節替換；《促織》，古代故事集《聊齋志異》中作品，作者系清代作家蒲松齡，被以同部作品中的另一個故事《聶小倩》替換。古代作品中被刪除的傳記、史論、散文主要有《廉頗藺相如列傳》、《觸龍說趙太后》、《六國論》、《過秦論》、《病梅館記》、《石鐘山記》、《五人墓碑記》、《伶官傳序》、《項脊軒志》等篇什。

　　語文教科書絕對有必要更新，但應遵循國家既定的、統一的編纂要求：思想性和藝術性，可以概括為“文質兼美”。 1963年制訂的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中明確提出了這一要求：“課文必須是范文，要求文質兼美，具有積極的思想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足為學生學習的典范。”1978年的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再次強調：“課文要選取文質兼美的文章，必須思想內容好，語言文字好，適合教學。”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表述有差異，但“文質兼美”的核心要求不變。

　　1996年出臺的高中語文大綱（試驗版）把這一要求闡釋得更加具體：“選文是教學的范例，訓練的憑借，也是學生增長知識、陶冶情操的依據。選文要文質兼美，有助于培養學生的高尚道德情操，有助于增強愛國主義精神和提高社會主義覺悟，有助于培養學生熱愛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感情，有助于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2000年頒布的也是迄今為止最新的高中語文教學大綱（修訂版）中雖略有調整，但這一基本的指導思想并未改變。

　　教材的地方自主編纂權，不等于教材編纂的“諸侯割據”，不等于可以任由教材變成少數專家和教育“精英”表達個人觀念立場乃至兜售西式文化垃圾的醬缸。中國的語文教材應回歸統一性原則，可以考慮把以前那種大一統的“絕對統一”模式調整為“相對統一”：不強求篇目完全一致，但無論選入什么篇目，都應堅決體現編纂要求的統一。有關編纂要求是國家從意識形態、文化傳承和思想塑造的高度劃定的編纂紅線，地方自編的語文教材不能逾越。在教材難度的設計上可以允許搞“一國多制”，但在編纂要求的把握上只能實行“一國一制”。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就是要體現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質地。國家如果對此沒有相應的體制和機制準備，勢必后患無窮！

　　利用教材“換血”偷換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利用教材“換血”進行爭奪下一代的和平演變，是中國“精英”的一大發明。在各路“精英”與他們的“對手”進行多年的全方位較量中，大概早就掂量出僅僅靠“資本”幾乎無法征服這個在骨子里對科學社會主義深信不疑、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無法割舍的國度，欲把中國拖上資本主義的戰車，必須從國民的骨子里下手，而且必須從下一代的靈魂深處下手。

　　這絕非言過其實，陳良宇主政上海時，該市從小學課本中刪除紅色經典范文《狼牙山五壯士》，從中學歷史教材中把毛澤東和革命掃地出門，并允許以“健康教育”的名義在高中傳授避孕套使用之技……就已經尖銳地拉響了教育資產階級化的警訊。

　　北京高中語文教材的“換血”，雖然沒有上海教材的“滅紅”勾當來得那么露骨，但其淡化中國科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動機或傾向已經發生了顯化的跡象，一些表現批判精神和斗爭主題的名篇被刪除即證明了這一點。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中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其思想鋒芒和藝術品質具有穿透時空的力量，甚至再過一百年都決不會有過時的感覺。她不僅是中國文學的里程碑，也是中國思想的里程碑。凡是讀過這篇小說的人，沒有誰不記得“精神勝利法”這個中國文化特有的思想和藝術符號，因為那是思想大師用思想的斧鑿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靈魂中雕刻出來的哲學記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相當程度上就是在對這種“劣根性”的批判和否定中一步步前進的。批判的責任在于催人覺醒、教人反思、礪人發奮，而只有愚民教育才會拒絕這種曠世無雙、不可復制的奇文，只有奴才教育才會畏懼這種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批判。當今，什么人最害怕中國大眾再度對這一“劣根性”來一次漂亮的否定？！

　　如果兩者只能選擇其一的話，站在真空式、無傾向的立場上，很難說出對金庸的《雪山飛狐》跟魯迅的《阿Q正傳》更喜歡哪一篇。有網友說：金庸是講故事的，魯迅是講道理的。此語很妙，把兩者作了區隔。但如果硬要說金庸的故事中有道理，而魯迅的道理中有故事，只怕又很難區分伯仲了。就我個人而言，既欣賞金大俠的豐富，又贊嘆魯斗士的深邃。局外人立場如何無關緊要，但讓人驚愕的是，北京這套高中語文教材“換血”編委中就“有不少金庸迷”：充當這次“換血”的新聞發言人角色的編委薛川東說自己就愛讀武俠，而且另一個編委——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孔慶東，是個知名的“金迷”。但據說“這次把金庸武俠小說推上教材的，不是孔慶東，而是67歲的北京版語文教材主編顧德希。”而這位終極推手“顧德希竟然也是“金庸的‘粉絲’”！

　　教材跟著編委的愛好走，而這些編委又稱這是從“學生的興趣“出發。古往今來的教科書，有這樣荒唐的編纂“原則”嗎？可就是在這匪夷所思的荒唐中，中國的教育教學被“精英”們綁架了！一篇作品能否入選語文教材，固然要考慮學生的年齡和心理特征，但“學生的興趣”顯然不是最重要的，編委的個人偏好更是微不足道。語文教科書畢竟不是課堂上推銷給學生的“暢銷書”。關鍵是看它是否符合入選的最基本要求，即是否“有助于培養學生的高尚道德情操“，是否“有助于增強愛國主義精神和提高社會主義覺悟”，是否“有助于培養學生熱愛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感情”，是否“有助于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社會主義國家的語文教材編纂，這個“規矩”恐怕改不得吧！

　　這些編纂者不過是以“學生的興趣”為借口去“綁架”學生的靈魂罷了。要說興趣，學生最感“興趣”的只怕莫過于故事、小說之類，最刺激感官的只怕莫過于色情暴力之類，那就都把它們塞到語文教科書里？看到青少年比毒癮還要命的那種“網癮”了吧，失控的、無度的“興趣”是對孩子進行地毯式精神殺戮的“臟彈”。

　　文史教材編纂不能趕時髦，更不能輕易搞那種漢奸式的“國際接軌”，這不僅基于必須保持它們相對恒定性的特質，而且也必須堅定體現國家教育“領土”的主權精神。北京這套“換血”教材的編纂者稱，他們的“換血”行動“貫徹”了國家領導人關于“文化應多元和包容”的講話精神，未免有點斷章取義，這里的“多元和包容”應主要是針對社會的一種提倡，即使這種提倡包含了教育領域，“貫徹”于教材編纂過程中也要慎之再慎。

　　更何況，1996年的語文教材大綱已經就語文教材編纂要求講得斬釘截鐵，為什么硬要拿領袖的一種不太相干的言論去說事兒？而且，從毛澤東時代起我們就一直秉持“兼收并蓄”“洋為中用”等教育教學理念，因此幾十年來中國教育特別是語文教材并不缺乏對古今中外文化的包容性。這決不是教育“精英”們的“創新”，而極有可能是他們包藏禍心的口實。

　　不僅是上海、北京，不少地方自編的語文教材中，古文亦被閹得慘不忍睹，這不僅對于語文教材作為“文化載體”的擔當是一場災難，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同樣是一場浩劫。這恐怕不能算是“創新”吧。

　　但該教材并非一無所“創”，例如收進了由北京師范大學一位教授撰寫的一篇叫做《新鮮的網絡語言》的東西。據編委稱，網絡語言“這種新鮮事物誰也阻擋不了，它隨時在產生和更新之中，我們選入這篇《新鮮的網絡語言》，也是表一個態——時代在發展，新的語文現象層出不窮，我們必然要面對。”

　　“誰也阻擋不了”不等于必須全盤接受，“必然要面對”也決不等于現在就必須把“網語”塞進教科書。因為，網絡語言正在經歷著被網絡自身凈化、篩選、取舍的命運，最后能夠“約定俗成”地進入大眾語匯中的精華，必定少之又少；而且這種淘洗、磨礪過程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些“網語”很快產生了，但因其內在生命力的先天不足，便很快成為曇花一現的“語尸”。現在就急功近利地試圖在大眾通用語匯中賞給它們一個“合法席位”，未免過于倉促，特別是把它正式納入語文教材，進而延及學生作文和教師的課堂公開用語，這對漢語語言的健康發展以及社會交際，注定是一個危險的嘗試。

　　因為所謂“網語”，目前實在還是一種極不成熟且過于粗糙的“語坯”，遠不具備通用語言的資格。依我看，隨著網絡語言的發展，傳統的大眾語匯對網絡語言粗制濫造的反制力倒是愈來愈強，這對于絕大部分隨心所欲傳播開來的“網語”的泛濫將起到天然的遏制作用。讓網絡語言借助語文教材登堂入室的鹵莽“創新”可以休矣！

　　已經有好多年都不知“教育方針”為何物了，不是沒有，是過于虛化，因而形同虛設。但在教材編纂中絕對不能離國家的編纂要求走得太遠。創新是絕對必要的，但這幾年，“創新”成了一些教育“精英”乃至教育行政門為所欲為甚至胡作非為的借口，強制學生把跳集體探戈作為健身常態、隨意對文史教材進行強暴式的踐踏等等，就是這種所謂“創新”孳生的孽種。其實，在語文課甚或歷史課上，該“灌輸”的還得“灌輸”， 對較為枯燥的教學內容，應依靠教師把它們“組織”出“學生的興趣”來，就是說，要“灌輸”得生動，只要師資隊伍過硬，這是不難做到的。

　　總之，語文教材編纂不能成為僅僅滿足學生“興趣”的游戲創作，不能成為少數教育“精英”經銷個人意志的轉賬平臺，更不能成為背離社會主義教育方向的“和演”實驗。語文教材承載著文化傳承的使命，其教育目標是把中國優秀文化輸入繼承者的血液中，而決不是“生產”那些不出校門就找不到祖國和民族的文化盲流。（2007年8月16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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