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的十個“如果”

——“理論創新”繞不過去的話題

朱衛華

　　“如果”在漢語中是表示“假設關系”的連詞，就是說，當初小平同志發表這些言論時，是對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可能發生的現象或局面進行的假設式論述，這種或然性預期并不必然表示他所擔心的問題當時已經存在或后來一定發生。
　　然而，現在的問題在于，圍繞這些假設性論述，爭論以罕見的激烈程度發生了！近年來大規模的爭論至少已經發生了三次——第三次至今仍在持續中！爭論各方有的認為小平同志當年的假設不幸言中了今天的現實；有的認為他的部分假設已成現實，而另一部分假設目前還難以做出結論；有的則堅持認為，其假設的問題在今天并沒有發生。
　　因此，這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當代理論家們必須直面的課題。因為，這十個“如果”不是普通人的普通假設，而是一個世紀偉人提出的事關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思想家、理論家們倘若試圖繞行，必然會陷入機會主義的泥坑，這樣的理論創新成果是毫無價值的；而只有直面，才能體現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大家風范，才能有希望為中國的前途命運鑄就照耀民族遠航的燈塔與積聚大眾力量的靈魂！
　　以下的十個“如果”，不僅散見于《鄧小平文選·三卷》中，也經常被人在文章中廣泛引述，因此許多人并不陌生。但當它們被集中于方寸之間時，相信讀者仍不免會產生一種強烈的震撼。這里，我僅就自己在閱讀這十個“如果”之后產生的一些困惑簡要示之，以求創新的理論家們賜教，并愿與同樣關注這一組組沉重假設或深重憂慮的人們共同進行思索。
　　1、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問題。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中國目前是否在“走資本主義道路”？按照小平同志的觀點，要證實或證偽這個問題，必須要有兩個百分比充當其必要條件，即“百分之幾”和“百分之九十”。關于這兩個數字，近年國內外有不少調查組織拿出不同的調查版本，但似乎尚無被爭論各方接近一致認可的數字結論。0.47的基尼系數應該已經給出了這兩個百分比的大致輪廓，卻遭到了“智囊”集團堅決地否定和抹殺。
　　但作為研究鄧小平理論的專家們，就沒有理由在這兩個數字上打馬虎眼。因為這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個致命的問題。當然，我們也知道目前要“獲得”這兩個數字難度有多大，難在官方的認可上。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理論家不能在這個致命問題上拿出一個獨立的結論，還能配稱“理論家”嗎？
　　2、如果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 （《在中顧委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1頁）
　　這個“如果”句的核心問題是：現階段中國是否已經“產生新的資產階級”。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有一個事實來支撐：“基本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程度。就是說，現在我們的公有制范疇中還有多少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小平同志在這里只用了一個范圍副詞“基本”來涵蓋，而沒有對這個公有制程度進行嚴格的數量限定。但我認為，“基本的”在這里就是表示“主要的”。
　　然而，時至今日，“主要的”生產資料在國家和集體手中到底還剩下多少？例如代表國家管理和使用生產資料的企業，而今嚴格意義上的集體企業幾乎“全軍覆沒”，國有企業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家央企，地方國有企業還存在嗎？如果硬要說存在，還有多少是貨真價實的？況且，就算是央企，也已經在“市場化”名義下，成為揮霍著國家生產資料為“內部”利益獲取最大值的壟斷組織。這樣，如果不再是“主要”甚至已經退居次要地位？那么，是否意味著已經“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這是研究“旗幟理論”的理論家必須直面的課題！
　　3、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不久前胡錦濤總書記面對面向群眾承諾：“如果我們的政策不行，就改進”。其實這話說在了中國社會矛盾的總根子上。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種顯然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的發展模式，轉向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轉向人民群眾“共同建設和諧社會，共同享受改革成果”的社會主義，政策已經發生了重大“改進”。不知中國的理論家們注意到沒有，為什么要進行這種重大“改進”？因為發生了重大的社會矛盾，而有一種重大的社會矛盾可以不可以叫“兩極分化”？
　　其實，理論上給這種社會矛盾起個什么名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近三年來執政黨政策的重大“改進”，確實具有力挽狂瀾的戰略意圖，即挽救在某些方面的重大“失敗”，例如多年來在民生領域改革上的一系列重大失敗。這些失敗對于社會矛盾的累積和激化都具有直接的蝕化作用。站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取向的角度看，目前對中國近30年的改革做出一個多么全面的評價并非易事，盡管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的成果確實令人矚目，但至少它在某些要害部位（如三農改革、國企改革、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就業改革、行政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的“手術”中遭到了重大阻力和重大挫折，有的甚至是重大失敗。這都是無法回避的。
　　對于執政黨以民本政策同社會矛盾不屈不撓的較量，我們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們難道一點興趣都沒有？須知，任何不朽的思想和理論都是從對社會矛盾的解剖中提取和錘煉的。有的理論家的那些“盛世圖解式”的所謂創新理論是決然不會有什么出息的。理論家不要光想著為“治人者”提供“治民”理論，這種目標很膚淺。因為只有和諧立意下的“富民強國”理論才能奠定一個理論家宏偉的基業。
　　4、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為什么兩年來執政黨一再強調“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是因為嚴峻的現實表明，這個“方向”確實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動搖，無論在“物質”領域還是“意識”領域。幾天前，溫家寶總理訪問東亞談到中國國內有關情況時說的一番話意味深長。他說：“因為我們的國家大，發展極不平衡，城鄉之間不平衡，東部與西部不平衡，這就需要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縮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如果社會財富僅集中在少數私人手中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注定這個社會是不穩定的，要實現社會公義，就要把社會公義提到制度上來看待。”
　　溫總理首次提出“制度”這個話題，是在今年“兩會”后的記者招待會上。這次域外之論，跟小平同志的有關思想在根脈上是一致的。這里的“制度”是指什么？我認為主要不是指狹義上“規則制度”中的那個“制度”，而是更側重指“社會主義制度”。因為“社會公義”就其語義地位而言，它就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層面的概念。
　　再回到本段的主題上，中國現在是否已經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這是理論家和政治家要解答的問題。近年“主流經濟學家”并不在意把富人稱為“資產階級”，把遜于富人的那個階層稱為“中產階級”，其余另外一個龐大群體當然直呼“窮人”。不過，“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產生的“資產階級”，是否就等同于鄧公口中的“資產階級”，這有待理論家們去研究。但按照“主流”們的邏輯，既然他們認定中國已經產生了“資產階級”，那么，“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請問理論家們：是不是這樣呢？
　　5、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54頁）
　　社會風氣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這里已經論到了極致。多年來，社會風氣在人們不易察覺的狀態下發生著質變，而且仍在以“溫水煮青蛙”的效應“壞下去”。其依據是，當今中國“貪污、盜竊、賄賂”等現象日益惡化，官方的說法是“嚴重”，老百姓的結論是“橫行”。盡管兩年來重拳之下有所收斂，但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注意，小平同志在這里說的是“壞下去”，說明在他發表這個觀點時候，社會風氣已經出現了“壞”的苗頭。因此“壞下去”之論，不再是一種預測，而是警告。
　　茅于軾先生最近說：“貪官每年貪污五千萬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才占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幾。”從近年“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腐敗有理”論（據說有利于經濟發展）到今天的“腐敗無害”論，足見社會對貪瀆的縱容已經到了已經到了何種程度。至于“盜竊”，就不必說了吧，比起“雙搶”這個令世人不寒而栗的社會犯罪新概念，“盜竊”就算是比較“和諧”的了。
　　此外，小平同志是在告訴我們，僅僅是“經濟搞成功”，絕不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部，甚至都算不上是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成果。至少在小平同志的眼里，社會風氣的好壞，比經濟成功與否更重要。“主流經濟學家”和一些所謂的“精英”人物，常常喜歡拿一些增長性數字來證明改革的“巨大成果”。但這個“成果”無論有多么“巨大”，必須得到社會風氣的一票否決或最終肯定才會有“意義”，否則，“又有什么意義”呢？不知理論家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在這個帶有方向性的問題上，決不能有思維投機行為。
　　6、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 （《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8頁）
　　小平同志斷言，中國如果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富起來的人“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為什么會這樣？這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性質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去喂肥少數人的社會。而今天中國的現實正是如此：少數人富起來了，“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困”。長期以來，我們總聽到這樣一種聲音，處在“轉型期”的中國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現在看來，這絕不是什么“轉型期”的問題，而是“道路”和“方向”問題。
　　理論家們常常在那里津津有味地批判幾十年前那個荒唐的“名言”——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確實是一種不可取的極端“社會主義”。但今天我們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又陷入另一個極端呢——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也不要社會主義的苗？！聯系經濟、文化、社會等癥狀去想想吧，那大飛機下馬、洋垃圾進口是怎么回事？那惡搞民族經典文化是怎么回事？那鼓吹“紅燈區”合法化、“性產業”陽光化又是怎么回事？……說有些“富起來的人”“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也不要社會主義的苗”，不是危言聳聽吧？
　　7、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別是中國人口多，如果那時十五億人口，人均達到四千美元，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六萬億美元……就表明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5頁）
　　“主流精英”經常拿當今“富少窮多”的狀況氣壯如牛地嘶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們的意思是，少數富人現在已經有錢了，證明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是對小平同志原創論斷的歪曲。而小平同志所說的“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是說全體人民必須擺脫貧窮，這才是社會主義！
　　同時，務必注意這個“如果”句群之前的那句話：“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四千美元。”就是說，這個“人均四千美元”，必須是在社會主義政治前提下創造的一個經濟成果，必須是在社會公義基礎上產生一個經濟成果，而決不是在兩極分化狀態下統計出來的那個“人均”。有些人一直以來，就是企圖拿富人的金馬桶跟窮人的泥飯碗進行“人均”之后，再厚顏無恥地蒙騙世人：你們瞧，社會主義就是優于資本主義！這是“主流精英”一直在耍著的一種偷梁換柱、瞞天過海的把戲，是妄圖把社會矛盾的“黑鍋”扣在鄧公身上！
　　8、 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 （《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
　　在這個“如果”之前，承接著一段關于對“左”“右”問題的分析。小平同志在談到“右的干擾”時說：“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說在改革之初“主要的是防‘左’”還有一定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的話，那么今天的“右傾”現象是否已經躍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小平同志并不諱言“右傾”可能導致的“災難性”后果：鬧革命。但根據小平同志的推論，是否會發生這種嚴重后果，決定于一個前提，即中國現在是否存在“少數人富裕起來”、而大量的人“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也就是說，是否在“搞資本主義”。如果是，那將是死路一條——在這個“如果”中，清楚地顯示著這個結論。中國除了沿著社會主義道路走向富民強國的目標，再沒有別的選擇。
　　盡管胡錦濤總書記在他的“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的論斷中沒有直接冠名“社會主義”字樣，盡管溫家寶總理在關于“制度”憂患與憂嘆中沒有直接挑明那是指“社會主義制度”，但他們的理論和行動表明，其“社會主義”的語義是絕無歧義的。因為他們不僅是鄧小平理論的繼承者和實踐者，而且是社會主義改革前程的引領者與開拓者。他們跟普通百姓一樣，堅信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堅信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富人民。
　　9、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
　　在這段話的“如果”二字之前有一句話不可不提，這句話是：“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循著這個論斷去思考，問題就來了：近30年的改革開放，姑且不說是否已經實現了共同富裕，只是實事求是地問一句，我們是否已經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者更直白一點，30年來的道路是否已經偏離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目標？如果是，那么“共同富裕”就沒有得到“本質”的體現；如果不是，按照官方的說法，為什么會出現“貧富差距懸殊”的狀況？而按照基尼系數衡量，為什么會出現兩極分化？
　　因此，理論家們面臨的一個更尖銳的問題是：中國是否已經出現兩極分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按照小平同志在這里給兩極分化設定的條件是，民族矛盾、區域矛盾、階級矛盾、“央地”矛盾就會“發展”，而且“可能出亂子”。必須承認，近年各種政治矛盾確實有所“發展”，小平同志所謂的“出亂子”，應不是指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而應是指大規模的政治動亂，故而也應當承認，這樣的政治動亂確實未曾發生。
　　但一系列深層次的問題恰恰在這些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中凸顯出來：假定沒有出現兩極分化，為什么各種政治矛盾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如果認定已經出現兩極分化，為什么又沒有發生“亂子”？目前未發生就等于將來也必然不會發生嗎？如何防范“亂子”的發生？如何推進社會公平正義才能有效緩解乃至化解各種政治矛盾？這顯然是理論家們繞不過去的問題。
　　10、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使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發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這里，小平同志給出了一種“避免兩極分化”的經濟手段，但小平同志有所不知，在他逝世后的十年間，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導致了諸多咄咄怪事：地產商不為窮人蓋房子，教育不為窮人辦學，醫院不為窮人看病……“富起來的地區”確實交了不少利稅給國家，但為民眾管理這些財富的國家40多個部委都拿去做什么了呢？國家審計署里有關于他們的大量不光彩記錄。地方政府中連“社保基金”這種老百姓的“救命錢”都敢貪、占、挪、轉，一句話，沒有把本該用于支貧的財政全部用于“貧困地區”。看來，這單一的經濟手段遠遠不能解決“先富帶后富”的問題。胡溫執政團隊兼用了政治、經濟、行政、法律等手段推進“共享”，如抑制房價、農民免稅、農教免費等等，當然，這些舉措的實質性推進剛剛開始，取得實質性效果尚需一段時間。
　　小平同志的意思顯然是，社會主義制度本應是兩極分化的“天敵”。這在理論上是無懈可擊的，但在實踐中卻遠非如此，從鄧公當初的“避免”發展到了今天的“縮小”。如果說“避免”還意味著擔心的問題尚未發生的話，那么，“縮小”則表明問題已經發生了。
　　關于兩極分化的爭論，主要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是認為現在確實已經存在著“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即兩極分化的問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富的確實愈來愈富，但窮的并沒有愈來愈窮，理由是“水漲船高”——窮人過去餓肚子，而現在可以吃飽了，即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這兩種對立觀點實質性的分野仍然是：我們現在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如果是社會主義制度，那就應該堅定不移地把“縮小”的事業進行到底；反之，就像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差距還將持續拉大”。理論家們，特別那些志在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就不應在這個問題上保持緘默。

　　[結束語] 　　綜觀這一組“如果”，是“總設計師”在最后階段的“設計”中為中國留下的最深沉的聲音，堪稱鄧小平理論中頗具基礎地位的一個理論板塊。他的這一系列理論假設，絕不是不著邊際的空洞的政治預言，而是他從自己豐富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中生發出來的未來式憂患，是他從自己深厚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內存中提煉出來的警鐘式恒言，是他從自己生前最后一段時光對中國改革開放十幾年的實踐探索中打磨出來的望遠式洞悉。其中，對他自己在改革開放預演階段提倡的“摸論”和“貓論”進行了更為理性的補充、調整乃至校正。
　　現在，關于改革開放的理論創新是必要的，但應該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創新。尤其重要的，是必須在馬、列、毛、鄧理論基礎上的創新，是必須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基礎上的創新，而不是像謝韜們那樣惡意“修正”，甚至另起爐灶。但最近有一位老農民告訴我：“創什么新？治國豈能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依我看，能把馬、列、毛、鄧那一套用對、用好、用活就是最大的創新！”誠哉斯言！（2007年4月1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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