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左派”與“右派”

——關于對“科社”與“民社”爭論的看法之四

毛牧青/文

　　最近，圍繞謝韜的文章和“山西黑磚窯事件”等問題，國內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和探討（包括先前關于“改革不可動搖”的爭論），所謂“左派”勢力重新抬頭。特別一些老革命老同志老馬列主義理論家積極參與了這場爭論，似乎是在十七大召開前夕努力影響最高決策層的治國大綱，最為明顯的是7月12日十七位中 共退休省部級高干和理論專家發表致胡錦 濤的公開信，痛陳目前種種弊端，指改革已經走上了邪路，并稱“如果十七大還是這樣走下去，葉利欽式人物就一定會出現，亡黨亡國的悲慘局面就會到來”，為這場爭論帶上更加濃厚的意識形 態色彩，已經引起各方的密切關注。
　　坦率講，我對多年來黨內許多“左派”“右派”的老前輩老同志老專家始終懷著崇敬的心情看待的：那些“左派”老同志（包括前面談到的胡 喬木、鄧力群）為之奮斗終生的理想信念堅定不移，清正廉潔，嚴于自律的高風品質令我感動不已；那些“右派”老同志敢于直言黨內體制內社會上弊端，追求民主法治，不怕打擊報復的堅貞品格使我感慨萬分。這些老同志有的被冷落被打擊仍多年癡心不改，為真理苦苦探索追求著，他們有的臨死前仍聲稱信仰馬 克思主義而不悔（如曾提出對黨“第二忠誠”、并被譽為“中國的良心”和“劉青天”的“異議人士”劉BY先生）。這些貌似涇渭分明的、曾經以“改革阻力”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身份出現的奇怪現象，骨子里卻突現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內心存在著無私的、善意的憂國憂民憂黨意識，并從不同的角度坦誠自己的鮮明觀點，至今在困難的情況下堅持自認為的“真理”的立場（請注意：他們一旦確立觀念，決不會成為“風派”人物的）充當為民請愿的角色。或許他們的這種憂患意識表達方式或時機錯位，很容易被在特定環境下的特定氣候下不被容忍而造成自己政治命運的可悲結局。他們這種“衣帶漸寬終不悔”堅定信念，應該客觀上講，他們都不愧為我黨的寶貴財富。
　　因此，這些號稱“左、右派”的老同志啼血行為，應該得到人們的理解和尊重才是，不能簡單恣意的把他們排斥到“反對派”或邊緣化的對立面上。因為他們都敢于直言而光明磊落——不管觀點正確與否，起碼這些“左”“右”派的老同志還有老傳統堅實信仰而不為“權錢利色”所左右的骨氣、品德和良心。他們共同特有的品質，遠比那些整天打著冠冕堂皇信念旗號，實際處處時時在敗壞黨的聲譽的“偽君子”、腐敗分子、官僚主義，潛心探究“潛規則”投機鉆營而不說人話的家伙們要好上一萬倍！
　　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暴露的諸多弊端，“左派”和“右派”的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甚至有時會產生表面上是立場而非認識上的激烈碰撞，但實際上我們分析一下他們抨擊的問題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共同點：希望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追求民主法治和社會公平，反對腐敗消除兩極分化。等等。這一點就足夠了——我尊重他們！
　　這樣再回頭看看他們之間的唇槍舌戰，就會多一份理解。
　　我是不太贊成隨意把不同觀點簡單劃為“左派”或“右派”這種做法的——盡管現實中往往就表現為“左”“右”的事實——目前這種“左”“右”劃分，恰恰是我們歷史沿襲的階級斗爭觀點，把認識問題強迫成立場問題的“帽子”和“棍子”所然。
　　“左派”、“右派”（或稱“左翼”“右翼”）是舶來詞。先前貶褒含義并不太明顯，無非是“左”是激進點，“右”為保守點而已。后來發展的內涵外延意思不得了。“左”成了先進的、代表歷史潮流的革命象征；“右”成了倒退的，代表墨守成規或開歷史倒車的反動象征。
　　其實現實中的“左”“右”派之所以成為“左”“右”派，大概主要是他們在治國大政前提下實施自己認為妥當的方針措施的一個偏重點而已。譬如“左派”偏重社會公平，“右派”偏重效率。他們的共同目的都是一個：國富民強。“左”“右”派客觀存在，是一個法制民主和諧國家的平衡器。
　　在我國，“左”“右”詞先前用的不很多。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往往把國民黨分作“左派”“右派”經常使用，如國民黨左派宋慶齡、廖仲愷；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汪精衛（“大革命”前為左派，后叛變革命成右派）。在我黨所謂“路線斗爭”中也常使用，但不加“派”，稱作“左傾XX主義”或“右傾XX主義”。其實這些“主義”大都為認識問題而非立場問題，后來卻發展成為立場問題看待，說起來是一個悲劇。再后來（特別是“文革”后）比較客觀了，為許多犯“左、右傾”錯誤的同志平了反。但“左”“右”已成為既定的觀念一直遺留到今天余毒不除。
　　1957年的“反右”運動，導致“左”“右”的成為立場觀念廣為黨內外所接受。“右派”是反動的，“左派”是革命的，成了人們階級分析劃分左中右的主要判斷手段。此刻人們躲“右”不及，紛紛爭當“左派”，寧可“極左”些也不愿意戴“右派”帽子毀了自己的一切。“文革”登峰造極，人們普遍“寧左勿右”，把所有有違先行體制政策觀點言論統統劃為“右派”言論，于是冤枉了大批正直善良的黨內外干部群眾，于是也造就了一批靠整人吃飯的佞人小人投機者。這種壓制不同意見的強行手段確實奏效，直接導致國民和官場的“假大空”風氣盛行和“萬馬齊喑”的事實存在。
　　后來“文革”結束改革開始，人們開始講究起“務實”而趨利赴權了，“左”的傾向也不吃香了。如果有人談理想、信仰、信念、奉獻等精神，會被譏笑為不正常。想必這種尷尬局面如何造成大家也心知肚明不好細究。后來傳統上的“左”的觀點成了反對改革和恪守正統的代名詞，于是“左”也與“右”統統成了貶義名詞為大家所不齒——誰都知道錢權實惠。此刻幾乎沒有人愿意戴上“左”或“右”的帽子招搖。
　　同樣，“左”和“右”也成了庸俗和濫說的口頭禪。人們一談毛澤東時代好處就會動輒被扣上“左”的帽子；一談學習西方民主憲政，就會被打上“右”的棍子。這種混亂現象在網絡上表現猶為強烈。譬如一些“新左派”發表理智分析毛澤東時代的成果時，往往會被一些人扣為“專制的辯護者”；一些“自由主義者”探討我國應借鑒西方思潮流派經驗時，就會遭一些人罵為“特殊利益集團豢養的‘精英’”（盡管這里面不乏有這樣的人）。于是大大小小的“左”“右”帽子棍子漫天飛舞；于是關乎國是的嚴肅探討成了相互惡意攻擊的“口水戰”而渾濁亂了套。
　　話又回到謝文的爭論上。我認為謝韜同志寫那篇《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文章本身（暫且不分析其觀點）并沒有錯——那是他的寫作自 由他的觀點表述，況且他的目的也是表達自己“耿耿救黨之心，同志朋友亮察”的赤子之情。按理說，謝老的敢言精神應該值得稱頌和效仿，觀點對否可以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理性探討和爭論明辨是非才是。遺憾的是，謝老的文章但卻遭到一些“左派”理論家“上綱上線”的“大批判”。尤其一些我尊重的老同志老專家一時激憤忘了身份，少了矜持，缺了理智，于是久違了的“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右派”“反動觀點”等等“文革”時期專用名詞，鋪天蓋地襲來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這不是對待自己同志的態度。這種有意識的樹立“敵對”自然另有所指。不過這種“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姿態可不好哇！
　　關系到我國執政黨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的“大是大非”問題能否爭論？大家可以探討。反正我認為可以——因為真理是不怕明辨和潑污水的，真理是辨不倒的，真理越辨越明；真理更不是不準別人碰的嬌貴“瓷娃娃”。怕碰易碎的“瓷娃娃”是耐看不中推敲的廢物！　　
　　值得關注的是，我們這些老“左派”理論家的文章太缺乏說服力啦。除了那些可怕的政治術語帽子棍子外，就是大量整段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語錄，文章干巴枯燥充滿說教且裹腳布般讓人無法促讀倍受災難而血壓增高，通篇文章就是一張“階級斗爭”的臉。關鍵的要害是：這種“原教旨主義”不“與世俱進”的理論論證文章，大都沒有與現今世界重新格局變化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現實問題，以及我國目前具體國情結合，沒有得出令人信服的新發現新觀點新結論。因此可讀性極差如同嚼蠟。看來我們這些“左派”老同志盡管出發點感人，但觀點的確有些落伍了，許多問題已經不能簡單用馬克思主義片言只語所能解釋透的。
　　盡管錦濤同志“6.25”講話客觀上已經為這場爭論基調做了答復（包括先前的改革爭論），我認為這絲毫不影響繼續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因此，我真心希望：在這個理論的“大是大非”探討中，雙方前輩能給我等晚輩樹立一個榜樣——不單是理論上的新發現，還有文風上、作派上、平等上、寬容上、理解上、理智上的等等方面上的東西。
　　拜托了！
                                                                 2007年7月18日中午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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