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世界變化快,不是出于臆測,也不是出于某人的一廂情愿,而是我們每每感知到的存在。這兒還不是指的什么科技革命,這兒想說的是,我們原來認定的左派與右派的分野,不知什么時候被掉了一個個。
先說右派。何為呢?因為,中國曾經(jīng)將50多萬無辜的人打入另冊,劃成了右派,并讓許多右派關(guān)入了監(jiān)牢,還讓右派的家屬朋友受到牽連。雖說在事隔20年后絕大多數(shù)都平了反。但是眾所周知的是,一個人的一生有多少20年?還不說把人打成右派以及后來許多年的誅心!所以一定要先說右派。何謂“右”呢?一開始還只是妄想“鞏固新民主義秩序”、呼吁“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長期共存”,還有就是“保證農(nóng)村中土地買賣租佃、雇工、借貸、貿(mào)易的四大自由”(周恩來《傳大的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文集》)。到了1957年的夏天,右派就成了猖狂的反黨反社會主的子了(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chǎn)階級方向應(yīng)該批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反黨就是給黨提了意見和尖銳的意見,反社會主義就是反對公有制。所以說,此時此處的右派就是跟黨不是一條心,也就是說右派是站在中共立場、路線、方針、政策的對立面。這就是右派。
那么左派呢?這稍稍追述遠一些。在中共還未執(zhí)政時,與中共走得近的,或者說由中共影響、領(lǐng)導(dǎo)的團體和個人就是左派。譬如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左聯(lián)”,以及支持“左聯(lián)”的魯迅。這時左派,是對當時國民黨的批評和反抗;或者說是對主流的批判與反抗。到了中共建政以來,擁護并支持中共立場、路線、方針、政策的人就是左派。或者說,不顧國情、不講實際,一味地去高喊“三忠于”、“四無限”或“五年超英十年趕美”的人就是左派。這時的左派,是對執(zhí)政者的忠于。
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有一個共同的標準,那就是以維護擁護中共的立場、路線、方針、政策的團體和個人,或者還要超越這些的就是左派。因此,時任(1958年)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河北省省長的劉子厚就說過:“在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shè)當中,經(jīng)常同黨的路線發(fā)生抵觸的,有的時候是左傾錯誤,但經(jīng)常的主要的是右傾錯誤”(劉子厚《把黨的總路的旗幟舉得更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文集》)。這樣的表述和判斷符合中國自1950到1978年的中國當代政治史、思想史和管制史。即“左”無論如何都比“右”好。
只是到了鄧小平時,鄧小平摒棄了這一傳統(tǒng)思維、說法和做法。鄧小平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那么此時鄧小平所說的“左”是一個什么東西呢?“左”就是“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fā)展資本主義”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于是,“左”與“右”發(fā)生了變化。擁護、支持并為之呼喊改革開放的團體和人成了“右派”,批判現(xiàn)在的基本國策(自然還包括批判擁護這個國策的人)的團體和個人成了“左派”。因為在所謂左派看來,一些所謂“主流經(jīng)濟學(xué)家”(即鼓吹市場經(jīng)濟或鼓吹自由經(jīng)濟者)就是“右傾主義者。張宏良先生就直言不諱地說過:“中國30年來從來……,一直是右派精英的一統(tǒng)天下”;并認為中國的主流經(jīng)濟學(xué)家鼓吹并形成的“中國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和經(jīng)濟精英三種社會力量的形成已經(jīng)不是個邏輯判斷問題,而是一個基本事實”,這個基本事實是由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和經(jīng)濟精英的“
三方制衡的官僚買辦經(jīng)濟”,在“左派”看來,中國自1978年來的改革開放是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向設(shè)計”,其“目的是維護權(quán)貴資本集團”( 張宏良《
市場化改革不能突破人類文明的底線》),自1978到2006間的28年是中國人民的“失樂園”(
張宏良《偉大的轉(zhuǎn)折》)。在這里,我們們已經(jīng)看到,當下的“左派“與”右派“的劃分跟1957年的劃分完全倒了一個個。也就是說,在1957年,凡是擁護和贊美執(zhí)政黨當下的立場、路線、方針、政策的團體和個人都是“左派”,反之即“右派”。而當下卻成了,支持、擁護并極力為之鼓吹執(zhí)政者改革開放的立場、路線、方針、政策的團體和個人則成了“右派”,反之成了“左派”。簡而言之:擁護者成右派;反對者成左派。當然,對于這樣的“左派”“右派”有另一種說法,中“新左派”或“新右派”。只是說“新左派”的多,說“新右派”的少而已。
那么,為什么“左”與“右”會如此正反方面地掉了個呢?以新馬克思主義理論自居而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崛起的“新左派”,是美國思想界對人類的一個不大不上的貢獻。因為,在美歐興起的“新左派”是以批判資本主義政治體制自詡的,尤其是以批判美國的對外政策自詡。這一貢獻是指,由于左右的博奕和相互的妥協(xié),緩和了原來看成是不可能緩和的資本主義的矛盾,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而北歐的民主社會主則從另一方面緩解了社會矛盾)。在中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興起并迅速壯大起來的新左派,一樣地以批判資本主義為其主要理論骨架(當然,中國的左派還是有其自家傳承的)。在中國的這些左派理論中,一是堅持所謂的傳統(tǒng)(或經(jīng)典)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認為只有用所謂傳統(tǒng)(或經(jīng)典)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道路和方向才不會向“右”轉(zhuǎn)。二是拒斥市場經(jīng)濟的理論和實踐,對其所謂“主流經(jīng)濟學(xué)家”倡導(dǎo)并大力推進的市場經(jīng)濟一律給予否定和排斥,并且危言聳聽地宣傳中國今日之貧富分化完全來源于市場濟濟。三是痛斥資本主義,并強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共戴天的性質(zhì),認為少數(shù)精英剝奪了人民大眾的得益,并以窮人利益保護神自居。四是拒絕多種經(jīng)濟成分,認為非公有經(jīng)濟的“原罪”是天生的不可更改的,認為全民所有制才是解決中國兩極分化的根本。對于新左派的這些理論和價值體系來說,實際上可以一言以蔽之:今日中國存在的問題的根源即改革開放后和市場經(jīng)濟。如果,這一說法還有些譜的話,那就符合了鄧小平先生十多年前關(guān)于“左”就是“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fā)展資本主義”的定義。那么今日之“右”或“新右”又是什么呢?“右”或“新右”主要出自左派的說法(也即左派的指控),大約有兩方面的指向。一是堅持改革開放和緊定不移推進市場經(jīng)濟,并呼吁建立起與市場經(jīng)濟相適應(yīng)的法律體系和與之相適應(yīng)的社會管制體系。二是認為當下的政治體制改革緩慢,并呼吁以民主為核心價值的大力推進中國的憲政建設(shè)。至于說到“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時,那更讓左派看成是大逆不道的右派言論了。也就是說,當下的“右派”,一是來自經(jīng)濟領(lǐng)域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社會管制體系建立的訴求;一是來自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政治期冀。前者來自左派認定的“主流經(jīng)濟學(xué)家”所為;后者來自官方認定“是完全錯誤的”(張全景《恩格斯晚年放棄了無產(chǎn)階級革命學(xué)說嗎?》,《求是》2007/11)提法。
左派、右派,右派、左派?孰是孰非,孰非孰是。也許全都是糊涂帳,也許真該回到鄧小平先生的“不爭論”上去。但似乎又做不到(而且也很有些虛無主義和不負責任的味道),左派右派往往針鋒相對,而且往往劍拔弩張。這樣看來,左派右派右派左派,還真是不好站在哪一邊。還好的是,站對站錯現(xiàn)好像已經(jīng)沒有了終極裁判。更好的是,即使站錯了,好像也不會將此打入阿皮地獄;站對了,也好像不會立馬就有授勛的光榮時刻。
阿彌陀佛!社會畢竟在向前走;中國畢竟正匯入世界的湖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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