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xx從一九一九年夏天離開家鄉山區后，只偷偷回去過一次。這篇文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偶擺出一副挨罵的架式，等你們砸磚。
　　
　　家鄉的貧窮是不用說的了，四口之家，一年下來，能弄個八九百元已是不錯的收入，天可憐見，還不能生病。
　　
　　中學畢業后，懷揣著母親起早煮的幾個雞蛋，顛簸了好幾個小時的汽車，然后在火車上站了十幾個小時，去到外面廠打工。很長時間都不曾進廠，勉強進廠后，也一直在工廠里混到現在，雖然現在是在國外做勞工，終究是永遠流落在他鄉。
　　
　　不回家的原因是：沒出息，無顏見家鄉父老。
　　
　　據記載，鄧xx是16歲離開家鄉。不同的是，他的家庭條件是挺不錯的，去到法國的時候，人還挺胖。
　　
　　鄧剛到法國，在法語方面，五個月的法語課，加上國內一年的法語啟蒙，應該說此時鄧xx的法語還是有個不錯的基礎的。至少比只學了兩三個月的周恩來好的多。然而后來，周恩來還有條件、有恒心學下去〔約一年多的私人授課〕。鄧xx則幾乎完全放棄。再加上周恩來秉性聰慧、天生的口才好、見識廣、有英文基礎、好交際、活動范圍廣....可以肯定：周恩來的法語后來居上，比鄧xx要好很多。
　　
　　后人有意無意拔高鄧xx此時地思想認識，但鄧xx還未達到能讀法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籍的程度。 這一時期的鄧xx ，對“馬克思主義”所知甚少，如同當時的另外一些知識分子對“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所知不深的情況下，就把這些主義當作靈舟妙藥 。鄧xx對馬克思主義認識是在日后的實踐中學到、定型的。此時只能知道一點皮毛。
　　
　　1921年3月13日，在巴約中學讀書的中國留學生一起離開了學校。 17的鄧xx從此走向社會，走向苦難的人間，開始了一生中最彷徨的年月！
　　
　　1921年4月，鄧xx來到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間克魯梭，在施奈德工廠工作，廠已經有幾十名勤工儉學學生和約一千名普通的中國工人。他的雇傭登記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資是6．6法郎，比學徒工應該所得的還低。而他一個星期要工作五十個小時，甚至更長。
　　
　　一位鄧xx在這個時期在此工作的工友回憶：“平常作工每天八個點鐘，.....早上六點起床，六點半動身，經過面包鋪，各人買片面包，插在袋里向工廠去。 工廠是七點開工，電鈴響了，汽笛叫了，工人就忙著開始工作。一片的機械聲、錘聲、銼聲、鐵帖聲、鐵板聲，聞得兩耳失去了作用，對面說話，彼此不得相聞。 我們也自然混在里面，天天硬著干，可是手還在做，腦子不知跑了幾千萬里路了。到九點多鐘，吃了那塊面包，當做早飯。 到十一點半，電鈴汽號又響了，散工了，法國工人紛紛出門洗手換衣，匆匆忙忙，向飯店里去。我們中國人，去一直跑回家來（旅家），自己忙忙的弄飯吃，飯剛吃完，就是下午一點半，又要立刻動身向工廠去。 ......我們現在每天消耗十點鐘與工作上，鄧xx在施奈德工作時是做“雜工”，他和其他學徒工及不需熟練技能的工人一起工作。 他們的工作是當翻沙工或去“拉紅鐵”，戴上石棉手套，將火紅的鋼板拉出來軋鋼。通過傳送帶，把沉重而熾熱的鋼板運到車間的另一處。早逝的王若飛在日記中寫道：“連日天氣甚熱，廠中尤為干燥，遍地都是泥沙，大風過處，沙即騰起，著手面上，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拭，其狀怪丑怪可笑。”在如此的勞作之下，中國學生個個如出獄之囚犯，形容憔悴，困乏不支。到晚上才能看點書，但是精神疲了，又怎么能夠仔細去想呢，還沒有看上一頁，眼皮就 支持不住的樣子了。 星期日雖然不作工，但是還要洗衣、洗澡、寫信，就是要想照法國人的習慣去外面走走，都沒有閑工夫。我們在國外打工就差不多是這樣，不過，我每到一個地方打工，那個地區的書店我是一定相當熟悉的。有時候過年放假，好幾天時間就是看書。
　　
　　這樣枯燥無味呆板過著，精神生活在哪里？這種對勤工儉學的懷疑和否定，逐漸成為了勤工儉學生的普遍認識。同一工廠的李維漢說：“經過短時間的工人生活，我們都感到經過勤工很難達到儉學。” 長時間的繁重工作，惡劣的工作、休息條件尤其是看不到任何希望！ 鄧xx受到的打擊使是巨大的。他本來活躍樂觀的天性從此暗淡了，本來勤于讀書習慣消弱了，他開始變得沉默寡言、思慮重重。 他開始考慮這一切現實背后原因，重新審視社會.....他從未沒有吃過這樣的苦，所以僅僅干了三個星期，只有十七歲，由于體力不支，他感到無法再承受了 他決定也不再繼續干下去了。寧可冒失業的危險回巴黎。
　　
　　離城2公里有一小鎮，叫夏萊特--CHALETTE。鎮上有個哈金森橡膠廠。鄧xx來這里工作的。工廠不小，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車輪胎。工人有五六百，中國學生，體力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個車間。哈金森橡膠廠做的是計時制，鄧xx做的活計很簡單，是把鞋子的各個部分粘合起來。工資每日10法朗，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勞動10小時，即1小時1個法朗。帳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個星期日和四個星期六下午，每月凈收入為240法朗。付出90法朗伙食費之后，還剩下150法朗可供還債和零用。〔和很多學生一樣，鄧xx到法國以后基本上沒有錢添制什麼象樣的衣服。直到1924年的照片上的合影，還是初到巴黎時的那套衣服。〕偶出國前有一件襯衫，才25元錢買的，到現在六年過去了，居然沒爛，也一直沒有丟掉。
　　
　　哈金森橡膠廠有４０多個中國學生。工廠搭了一座木棚，為他們的棲身之地。木棚宿住有二十幾人，不付房租，電費，水費。每人每日付飯費三法朗。面包盡吃管飽，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兩餐都有肉吃，或燒土豆，或燒卷心菜。晚飯后至睡覺后間有2小時至3小時可以利用。此時木棚裡很熱鬧，看書的人很少，甚至沒有，大家閑談、開玩笑、不同地方、觀點的人有時還罵罵，幸而沒有打架的。鄧xx是個坐不住的人在這新的環境中，又恢復了本來的活躍天性，有時還顯得特別調皮搗蛋。有位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回憶說：“有個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歲，每日這個時候總是跳跳蹦蹦，同人說笑話，開玩笑。我心里想，這個小青年不學習一點東西，不愛看書，很可惜。”也就是在這個工棚，鄧xx知道認識了蔡和森、周恩來等革命者 ，開始了解共產主義。
　　
　　不過比起施奈德軋鋼廠來，這里雖然有些橡膠異味，必竟沒有那么臟，那么累。鄧xx吃的很多，身體也漸漸恢復，情緒在周圍的人的帶動下越來越好。最難得的是工余之外還有了正常的享受。有一次，星期六下午休息，為了看一場國際足球比賽，狠狠心，花了5個法郎買了一張最便宜的門票。從那以后，鄧xx就與足球結下了不解之緣。有時，難得看一場足球比賽，回來之后，陶醉好幾天。這個習慣，后來成了鄧xx為數不多的嗜好中的一個，有些孩子氣。而老鄧卻樂此不倦，終身興趣盎然。偶到是會拿螺絲刀裝電腦，偶爾為當地人裝下電腦，簡單維護一下，或挑容易的培訓一下。收他個七八百，另外再賺回那個舊的PIII機。　　
　　
　　鄧xx呆在蒙達尼七個月，快到1922年底時，他又要走。這次是去塞河畔的夏狄戎〔CHATILLON巴黎近郊，現屬94省〕。在那兒他進入中學學習，想撿回丟掉的文化課程，試了大約3個月，他發現自己的斷斷續續學來的法語，實在無法跟上學校的課程。從此，便沒了上學求業這個想法，老老實實回到社會找工掙錢。偶也是在這個英語國度，英語始終學不進去，現在也沒了上學求業這個想法，工作時用到什么在，才學點什么，有時便到強壇上叫嚷，哪里可以弄個假文憑。后來，鄧xx又陸陸續續做過機車的司爐工，到餐館里做過廚房幫手，當清潔工揀馬糞掙錢。還有兩個星期，他和他的同學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種扎花標簽的女人做的工作。包括在雷諾的雜工，留法期間，前后共做了十幾種辛苦而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偶也慘呀，做過印刷，制鞋，傢私，塑膠，五金，電子等廠，什么技術都沒學到。
　　
　　1923年初，鄧xx夏狄戎學習的生活結束了，他又回到了蒙達尼，回到了哈金森工廠。這次，他只在工廠呆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他的工作記錄卡記著他被分配在制鞋車間工作。1923年3月后他被解雇用了。解雇的原因是“本人拒絕工作”！
　　
　　動蕩、勞累、貧窮的生活，給年輕的鄧xx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不象毛澤東那樣，有浪漫、高揚的激情，敢于輕視物質生活。他真的給窮怕了、餓怕了，對生計、對糧食十分敏感！鄧xx向楊尚昆說他在法國的生活時：“每當我能買得起一塊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時我總是感到很高興。”66年后，“文革”惡浪，廣安遭受劫難，農村勞動日一個僅值幾分錢，群眾生活十分窮困。一次他接見外賓說：“我的家鄉廣安人平均占有糧食２００多斤，一個農民年平均收入不到５０元，我的家鄉就是那個樣子！”憂切之情，溢于言表。70年代末，指示教委：出國留學要辦個“留學人員服務處”。心牽神掛，設身處地！80年代，還有更著名的口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成為改革先聲。 偶也是窮怕了。
　　
　　由于后來一直沒有機會讀書鄧xx的學校生涯早已結束，他的文化水平大概等于現在的中學畢業。老鄧對此一直耿耿于懷。對于有真本事的知識分子老鄧很尊重、總有些偏護。
　　
　　鄧xx的生活習性很多是這時形成的職業習慣：他吃飯速度很快，愛吃"燴飯"：飯、菜、豆腐、雞蛋一鍋煮，早飯幾分鐘解決，午飯也不過十來分鐘，也是工廠的時間養成的。 鄧xx不修邊幅，不太注重穿著。不象周恩來那樣任何時刻都穿得很整潔、得體，老鄧不太講這一套。鄧xx做事大小、輕重分得清楚，也有效率。他的工作時間在黨內高層最短 ，下班后一打橋牌就沒點了 。偶也是，一上網，就到下班，一上網，就到晚上二三點。
　　
　　這樣的異國生活經歷，回家又有什么意思呢？同一時期，毛澤東已經寫下了中共革命理論基礎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大作。
　　
　　回國后，應該好一點吧？鄧1927年春回國后，也就是做文職的多。打起仗來，也是劉伯承硬一點。這段時期，更不能回家，一不小心被國民黨做匪徒拿了還不知是死是活。
　　
　　建國后，大家都比較熟悉。我就盡量少寫一點，關于檢討等，我也略過去。
　　
　　1974年4月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在會上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他主持起草了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可是沒過多久，鄧偉人就說，文革時期，中國的經濟已是崩潰的邊緣。其實，就算他再怎么沉迷打牌不聞窗外事，也不應該說前二十多年，國民經濟停滯不前。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他原來擔任的黨政軍領導職務。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主席。他首先推動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領導和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必須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他還提出要盡快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然而，稍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耀邦同志是才是真正的實干家。
　　
　　到了這個時期，不做一點大事就回家，總覺得說不過去，一擔擱，也就沒有回廣安了。
　　
　　他也說過，如果沒有毛，中國革命還會摸索很久，這不，毛一去世，他就又開始“摸論”了。
　　
　　關于改革開放，我是一個底層勞苦人，我不說太多，只是說，我個人不贊同這種開放。在2001年的《人民文學》上，曾有一個四川廣安的人寫文章描寫家鄉的敗落，青壯年都出外打工去了。七老八十的老人家坐在破舊的門檻上，天天想著上北京看天安門廣場。
　　
　　關于農林業，三北防護林已近歷史名詞，這一重要史料，國人還關注的比較少。海外有專門的論文以此評鄧。三農的現狀，我更是清楚。
　　
　　關于工業，1980年4月8日，鄧xx對三機部副部長段子俊說：民用飛機總得在國內自己生產，不能一直向外國買。上海原來搞的大型客機受“四人幫”干擾破壞，花錢很多，把握不大，辦法不對，要停下來。……’
　　
　　至于廢除什么終身制，聽說，92年有個南巡，不知什么的干活。之前放倒三個一把手，更是一段佳話。
　　
　　別的更不多說了，最后只說一句： 如果你是一個廠長，大把人沒事做，利潤全是極少數人或被外國人拿去，這是很嚴重的。如果是一個國家，大把人沒事做，這個罪很大的了。這與毛澤東時期全民忘我生產創造，真是天壤之別。
　　
　　憑這幾點，哪有臉回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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