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悼許可同志：無須樹碑立傳，無產大眾的奮斗者會活在人民與歷史中間

紅草
2007-7-21

如果不是張長海同志把悼念許可的兩篇文章發(fā)到天益馬克思主義版上，如果不是因為網上有悼念文章，我大概長久也不會了解到這位農村文化運動積極分子的先進事跡。我的生活和交往圈子是如此狹隘，竟不知道十年前貴大就出了這樣一位致力于提高農民大眾文化素質的社會活動家，在也令我感到熟悉親切的貴州大地上發(fā)起一個農村文化運動——包括一系列鄉(xiāng)村圖書館和一個有相關組織的活動分子群，而他正是烏有之鄉(xiāng)這個目前中國唯一成功的泛左派活動大本營的創(chuàng)辦者之一。

說實在話，我先前一點都不了解關于許可及他的所有事跡，所以他的病逝消息并不讓我有所謂。但是在我細讀了文章了解到他的事跡后，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對他十分稱道（我很快把帖子轉到貴大學生論壇時事版上，并且加了一個“轉載說明”，倡議向他學習），這也許是我多年來對一切實行者的一貫尊崇的慣性反應。但是隨后幾個小時我又發(fā)生了激烈內心斗爭，我在想，我怎么知道許可不是一個左翼改良主義者呢？因為我確實一點也不了解他也無從其它途徑了解，更因為我對改良主義有強烈的痛恨（我承認我只是研究過一些工人革命史，但缺乏現(xiàn)實斗爭實踐，而我目前的思想劇變使我與自己過去將實踐行動擺在理論綱領之前的立場相敵對，因而有這種痛恨），因此我刪掉了貴大論壇上的“轉載說明”，并且在天益馬版的帖子后竟對許可的那些實踐進行了政治上的抨擊，而后張長海等同志緊跟著對我進行了批評，指出“警惕揭露改良主義，與尊敬改良分子（非改良主義分子）的奉獻熱情不矛盾”，“對具體運動的積極分子，對那些抱有犧牲精神的干部，即使處于立場的敵對狀態(tài)，仍要保持一定的尊敬。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冷靜地看清彼此的立場差異”。這些話竟使我反復地想了許久。我現(xiàn)在想，許可們的問題并不是在于根本的錯誤（確實不像溫帖君和“中國勞工通訊”那樣有明確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綱領），而是在于某些不足與停滯。得出這個重新評價，并不是我一味“跟隨張長海”的結果。其實我并不是一個思想容易服從的人，由于我在討論中容易激動（這大概很不好），我思想的“頑固性”想必很多人都親自見識過；而且向來我在政治方面拒絕和反對任何投機傾向。但我也并非迷戀于詞句和思辨（相反，我極不擅長這些），更多是由于我想到歷史上與現(xiàn)實中的一些具體例子，包括我對一些工農斗爭者的回想與反復考慮，以及為了自我教育而掃清任何可能的宗派傾向苗頭并且進一步明確自我定位的考慮，使我決定對許可做一個更嚴肅認真的評價。

許可出生在70年代，他開始能獨立思考、形成價值觀的青年時代的在工人國家社會崩潰、資本復辟的劇變過程中度過的。也正當他二十歲左右（剛進入貴州大學不久），當一個人正是意氣風發(fā)時，他開始與同學們策劃在貴州創(chuàng)辦鄉(xiāng)村圖書館，以提高農村勞動大眾的文化水平。此時大概是1995年初，一個年輕的資本新民族正在借助專權官僚機關，從對工人國家肌體的鯨吞蠶食和對工農大眾的強盜狂歡盛宴中崛起。在民生方面，親資權貴們早在80年代后期就開始通過雙軌制（半市場化）和進一步市場化乃至半私有化對城市工人發(fā)動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以致1997年中華朝廷欽定私有化為“國策”。而數億農民最先被市場化殃及：早在80年代后期，農村經濟就開始越來越蕭條（農產品越來越豐產，但農產品價值卻被市場奪去——農民歉收），至今中國方興未艾的勞動者從農村到城市的歷史性大遷徙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正是在90年代初，在大江南北的城市鄉(xiāng)間開始萌發(fā)零星的反抗資本市場強權的工農斗爭。而在社會意識方面，“中央招商局”乞靈于商品市場，用廉價的消費主義充塞了八十年代民主運動破滅后的精神廢墟，除了保守官僚左派從政治墳墓里躥出的幾聲激憤呼嚎和幾道飛濺唾沫，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紛紛奔忙于個人生活或忙不迭稱頌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或干脆裝聾作啞。在這樣的社會歷史大背景下，在這樣的90年代中期，誰能想到有一個堅信社會主義必勝的貴州大學生，聯(lián)合了他的幾個同學，首創(chuàng)了在這個國家——準確說是“新民國”的有組織的農村文化運動。許可及其朋友，不是作為某種政治派別出現(xiàn)的，也不是作為“進步知識分子”出現(xiàn)的，而是作為無產大眾的有意識的奮斗者出現(xiàn)的；他與他的朋友代表了從工農底層翻涌起的一股有志氣的積極力量，雖然這些積極力量必定帶有思想上的不足乃至異己階級的偏見，但他們是人民中的一部分。

從1995到1998年，許可帶領他在貴州高校中的服務隊，先后艱苦卓絕地創(chuàng)建鄉(xiāng)村圖書室、義務支教、下鄉(xiāng)放電影、建立文藝隊義演等，并以其人格力量感召了一批青年志愿者。當時許可的同道、積極分子黎光壽寫道：“我們創(chuàng)辦鄉(xiāng)村希望圖書室的隊伍不斷壯大，在1996年春天的時候才有10個人，而到了1997年春天我們的隊伍就達到60個人，我們在貴州能夠稱得上高校的地方都建立了我們的小組，部分工廠也建立了我們的小組，我們的合作伙伴則遍布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我們在貴州省的邊遠貧困地區(qū)建立了25個鄉(xiāng)村希望圖書室，得到了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多家媒體的報道”。另一位前成員“紅星美女”則說：“服務隊那時候（1998年）已經把事業(yè)做得很大了，在貴州省內70多個鄉(xiāng)村先后建立了近100個圖書室；隊員100多名，但是卻包括了貴州幾乎所有叫得響的高等院校的大學生以及部分社會上已經工作了的年輕人，還有些是圖書室所在地的村民和教師；每年寒暑假都能召集一大批各高校學生到鄉(xiāng)下支教，放電影，文藝演出，社會調查等”。許可走了，才33歲！但他畢竟留下了一個已揚帆起航了的農村改良事業(yè)，這個事業(yè)還很年輕，還在以其積極性、組織性和規(guī)模性不斷吸引著更年輕的人加入，使青年一代通過這種民間實踐方式加入到為無產者的奮斗事業(yè)中來。

對別人的價值評判，正是自我認識的一種反映。我評價許可，自然也要想到自己的現(xiàn)實出路，并且是從致力于工農解放事業(yè)的有志青年這個定位來設想——很顯然，我和九十年代中期即將開始創(chuàng)業(yè)的許可至少有這樣的共同點：都懷著為共產主義奮斗的不容置疑的理想，而且都僅僅只有二十出頭的年齡。一位老師曾嚴肅地對我說過，一個人的人生價值觀是極為重大的關系生命的事，這曾讓我思考良久。法國人加繆也說，被人稱之為生活的理由同時也就是死的充分理由。盡管我曾經有過許多天真幼稚和沖動鹵莽，而且我顯然是個有點反應遲鈍的人，但是我在較早時已較多嚴肅地思考過關于生命意義的問題。的確，每個人都應該極其謹慎地經常考慮這個根本問題。如何評價許可，這使我反復考慮很久，大概也與這種謹慎有關吧。我想，不能隨意拿許可的具體作為與我們任何一人的具體作為相比，而應抓住其精神實質，即他最可貴之處。比如說，不能因為我是2004屆的貴大學生，而且還是個公開以左派自居者，就拿這樣的話來苛責我“你在貴大在貴州的這三年來做了什么？你除了寫寫文章聲援其他地方的工人，還真正到貴州農村搞過什么有益活動嗎？你有什么資格評價許可？”我覺得這樣的想當然的對比似乎是很容易出現(xiàn)的。問題不在于我或哪個有志青年是否到過貴州農村做好事或像許可一樣長期致力于農村的勞動者文化事業(yè)（當然是應該身體力行的），而在于我，在于有志青年是否把握住許可們的事業(yè)的精髓——做工農無產群眾的奮斗者，而且不是私下口頭上說說或者（往往是）許一個“諾言”把凌云壯志推遲到遙遙無期的未來，而是把每一個“現(xiàn)在”轉變?yōu)閷ζ樟_大眾有益的事業(yè)。

無產者的斗爭事業(yè)——其最高利益是社會解放——這是一個極為廣闊的舞臺，它包括精神理論層面和實行層面，有大量需要做的事情，對于有志者來說，這兩個層面都大有可為；長遠考慮起來，精神理論上的斗爭要比具體實行方面更重要。我上個月寫的《左翼青年的現(xiàn)實出路》（此文我考慮了很久）已十分詳細地談及覺悟分子應該做的事情和原則，并談及當今中國左派的主要問題，這里就不再重復了。也就是說，不是非得走許可的道路——況且不是人人都能夠經常參與這類事，更不是人人都適合做這些。一個共產主義者，應該選擇他最有利于事業(yè)的事情，乃至他能根據現(xiàn)狀與現(xiàn)階段的需要去做一定的事情并且使自己適應事業(yè)。

許可以及他所開創(chuàng)的那個運動有什么值得我們青年一代學習、效仿的呢？顯然有很多，例如許可開始時的那種樸素的首創(chuàng)精神和底層關注。這種精神正是來源于向無產大眾的學習并與之共同生活，而不是來自什么“知識分子的良知”之類的可疑物，正如他們所說，這些活動“讓我們找回了自己，讓我們感受到了來自人民的情感和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自己”。還有許可的執(zhí)著和吃苦奉獻精神令人敬佩，“許可那時候身體就不是太好，一吃飯就滿頭大汗，可他還經常拖著如此瘦弱的身體帶領隊員們上山下鄉(xiāng)，經常要提著圖書翻山越嶺走上7、8個小時”。

但我特別注意到的，卻是許可的低調、甘于寂寞與堅忍。因為這一點正是過去我最明顯缺乏的（這樣說也算是再次做個自我檢討吧），也是相當一部分有志青年不同程度地缺乏的——僅憑這一點就該引起我們最大的重視。

黎光壽特別提道：“許可作為我們這所有活動的總策劃，他并不高調，總是默默地做許多基礎性的工作，我們大家上完課，總會有更多的活動需要我們參加”。聯(lián)系到他的全部事跡來看，這句話應該是很真實的。我們應該從這一點精神來看他的全部活動，并且估計他的價值。

半年前，張長海同志曾在天益馬版轉帖了馮至的《工作而等待》，特別談到了這種精神，作為對在天益馬版從事看似非常枯燥的左翼資料整理工作的青年志愿者們的勉勵（關于此項工作倡議，參見共產主義入門網的首頁公告欄；目前已小有成績）。其中這樣寫道：

“外邊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都會成為他深切的痛苦。但是他在外界不愿顯露，他隱伏著，只暗自準備將來的偉大工作……

我們不要讓那些變態(tài)的繁華區(qū)域的形形色色奪去我們的希望，那些不過是海水的泡沫，并接觸不到海內的深藏。我們應該相信在那些不顯著的地方，在不能蔽風雨的房屋里，還有青年——縱使是極少數——用些簡陋的儀器一天不放松地工作著；在陋巷里還有中年人，他們承襲著中國的好的方面的傳統(tǒng)，在貧乏中每天都滿足了社會對他提出的要求。”

其中還引用了里爾克的詩句——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在“經過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之后寫出了世界級巨著《杜伊諾哀歌》和《十四行致莪爾菲斯》；而這詩句看似雅致而輕逸，不知怎地，卻令人心潮澎湃：

……他們要開花，
開花是燦爛的，可是我們要成熟，
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許可走后，有人為他寫悼文，有人為他痛哭，這些人當然有他的親人，但更多的是他的朋友。許可生前大概沒有想到他死后會受此殊榮。他默默地奮斗著、前進著，卻又早早地離開了人世，但作為大眾文化實踐的開創(chuàng)者和先驅，他卻被人們所追頌。退一萬步說，今天，必定還有更多得多的人像我一樣壓根沒聽說過許可這個人和他的事跡。但是，只要我們青年一代繼續(xù)了許可同志的奮斗事業(yè)，只要我們以這種奮斗來傳誦許可同志的光輝事跡，將來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當一個質樸的農民或工人聽到關于許可的真實經歷，那么，他一定會翹起大拇指說：他是好樣的，他所希望的——我們的無產者解放事業(yè)一定有盼頭。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