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問題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誰就是主，誰就掌握社會的方向。生產資料歸奴隸主所有，奴隸主就是主；歸地主所有，地主就是主；歸資本家所有，資本家就是主，并依次決定了各自的方向。
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以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性質，也是共產黨的領導賴依存在的基礎，是改革開放不可違背的方向。我們的改革就是要從根本的體制上把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不折不扣地落到實處。
是否有利于鞏固和強化公有制的基礎地位，是否有利于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是否有利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否有利于實現均衡發展共同富裕，是衡量我們一切工作的首要標準。
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面前，鄧小平他老人家看得最清楚。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同時，一方面，面對改革，前無古人，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鼓勵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另一方面，他又再三強調，中國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定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讓所有的中國的老百姓都過上好生活，一定要實現人民的民主，努力消除官僚主義，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國策。它完整地統一在鄧小平同志的理論體系中。
這里需要引起我們格外注意的是，在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前兩個“有利于”中都有一個定語，那就是“社會主義的”。這可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缺少了這個定語，那就不是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了。而一旦缺少了這個定語，性質就完全變了。于是改革開放的方向隨之也會發聲根本的改變。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我們應該把這個定語具體化，在小平“三個有利于”的基礎上再加上三個，就是“是否有利于鞏固和強化公有制的基礎地位，是否有利于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是否有利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共同富裕”。這三個有利于和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合起來，就一目了然了。如果說講政治，那么，這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
回顧過去，中國歷史上曾有三次大轉折。第一次應是遵義會議。在此之前，經歷了陳獨秀的右傾路線，李立三、瞿秋白和王明的三次左的路線。遵義會議后確立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第二次應是78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和批判兩個凡是。之后確立了鄧小平提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正確路線。現在是第三次。伴隨“抓大放小”和“一股了之”這兩項改革政策在國有企業的全面實施，國有經濟的比例大副下降，相反，民營經濟的比例急劇攀升。時至今日，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大半壁江山，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中國的經濟由過去單純的官僚主義社會演變成為官僚、半官僚半資本和資本主義社會了。在官僚主義、半官僚半資本主義和國內外資本主義的“侍侯”下，我們的老百姓過得實在是不快樂。新時代的“包身工”頻頻涌現，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大,腐敗愈演愈烈,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毫無疑問，我們的改革嚴重偏離了鄧確立的改革的正確路線，跑到右邊去了。圍繞著中國改革究竟哪里去，社會上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大討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6月25日，總書記來到中央黨校，向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的高級官員發表講話，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這是總書記對于這場爭論的回應，也為十七大以及今后的改革確定了基調。
這我就放心了。盡管中國經濟學界有不少瞎眼的所謂的經濟學家一直在那里瞎指揮。但是，只要有清醒的政治家的英明領導，瞎眼的經濟學家是成不了什么氣候的！我們沒理由不信在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中華民族大有希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有希望！我由衷地為總書記的6.25講話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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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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