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飛駿
中華大國民有一個可怕的思維誤區：天下烏鴉一般黑；世上沒有不貪的官？
因為這個思維的誤區，我們對貪污腐敗的容忍也超過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
既然貪污是全人類普遍且不可避免的現象，那么大可不必為今天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大驚小怪。有其在背地里發牢騷生悶氣，還不如想法設法擠進官場分一杯羹以爭取腐敗的資格。至于那些吃飽了沒事做憂國憂民的“笨伯”顯然是自尋煩惱，怎么到了二十一世紀還抱著“烏托幫”的幻想不知道“與時俱進”呢？
有一天幾個故鄉人來訪，象講述軼聞趣事一樣談起家鄉村干部私吞“扶貧款”冒領“退耕還林款”并進而花天酒地的腐敗故事，讓我這個與此事“八桿子夠不著”的不相干人義憤填膺。他們看見我激動的模樣后居然大大地不以無然，認為不值得為貪污腐敗動那么大的肝火，按他們的話說“為人不當官，當官是一般，全世界的官都在貪。”他們不平的只是自己沒福氣成為貪污的一員而已。
當我試圖糾正他們的認識誤區解釋貪污并非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世界上文明程度較高的英、美、日、德等國和同為中華民族的新加坡基本上消滅了貪污時，他們殺死也不肯相信。不相信的邏輯很簡單：世上哪有那么傻的人？哪有不吃魚的貓？
急功近利已成為我們民族的思維定式，要想改變真的好難，除非動用文明強制手段。
其實腐敗也不是中華民族無可救藥的痼疾，一千四百年前的李世民大帝建立的“貞觀王朝”就基本上消滅了貪污。
“基本上消滅了貪污”是指貪官的數量極少，且貪污的數量有限（贓款一般不超過貪官一年的薪水）；且無法連續作案，一旦發現就會受了毫不留情的膺懲。
對腐敗容忍的直接惡果是腐敗的升級。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我認識的一位區委書記突然丟了官，原因是此君違紀在縣城蓋超標準私房。處罰也雷厲風行，他被遣送到一個荒涼偏遠的小管理區當一名跑腿的普通辦事員。如此嚴重的處罰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可思議，可那時的百姓還認為處罰太輕，按他們的標準就是不判刑也應該被開除公職。
十六年后的今天，那位區委書記早已從陰影中走出來，成為某縣資歷很高的常務副縣長。此公好象沒有從當年的處罰中汲取任何教訓，不但故伎重演，而且格調升級，在當地唯一的風景區建了一幢價值超過百萬元的豪華別墅。那個縣是全國出了名的貧困縣，城鎮職工平均月薪不足五百元人民幣，農村因貧輟學的青少年隨處可見。
一個月前我應一位友人之邀去那個風景區住了兩天，就下榻在那幢豪華別墅里。貧困縣的父母官很有點商業頭腦，把自己的別墅開發成“會務賓館”（主要供公款消費），旺季每天可贏利幾千元。
在山上又碰到了一群兒時舊友，他們帶我參觀了整個風景區。除了一幢接一幢的豪華別墅外，幾乎沒有什么自然景觀。據友人介紹，那些別墅全是此縣黨政官員的私宅，最引人注目的是前財政局長的別墅群：上下五幢別墅占據整整一座小山坡，每幢造價都在百萬元以上！
此縣財政局長的理論月薪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幣，又沒有任何家族企業，五百萬元的巨款來自何處？
別忘了這個縣的人均月薪不到五百元！
我無法理解此縣的黨政官員公然顯耀巨額財富的行為，難道他們不知道如果上面一旦認真起來，就算貪污受賄無從查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算是鐵板釘釘了。
更讓我無法容忍的是：身邊的友人群中沒有一個對這種反常現象提出一絲一毫的質疑，他們的臉上只能看出毫不掩飾的羨慕表情？
我為此縣的父母官悲哀；更為此縣的人民悲哀。有這樣的官員和人民，此縣成為全國聞名的貧困縣也就不難理解了。
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這個縣的腐敗風氣無疑是突飛猛進了。經濟總量雖然沒有實現“翻兩番”的目標；但腐敗級數差不多翻了近二十番。
據知情人士透露：此縣各行政企事業單位的“一把手”上任后最熱衷的“政績”就是買車和建房。買車可以更方便地揮霍公款；建房則可撈取巨額工程回扣。貧困縣各黨政機關的編制多半不超過20人，是名副其實的“小單位”，但各局機關競相建造超標準的豪華高大“辦公樓”，真正用于辦公的房間只有很少一部分。我的一位舊友所在的機關平均每人擁有一間辦公室，可老局長還計劃在離任前新蓋一幢七層辦公大樓，僅征地費就得百萬元以上。
我國的腐敗現象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只需舉一個例子就不得而知：中國歷史上最沒落的袁世凱王朝只要貪污數量達到五百兩銀元，無論多大的官一律處以死刑。五百兩銀元當時相當于大學教授一個半月的薪水（廈門大學開給魯迅的月薪是五百兩銀元），袁世凱開給孫中山的年薪就是30萬銀元。
腐敗的急遽升級說明我們的反腐機制出了問題；人民對腐敗的麻木和容忍也起了為虎作倀的推動作用。
腐敗有三方面的原因：權力人物的個人素質；體制的漏洞；人民的麻木。
對腐敗的麻木容忍不是寬洪大量；而是不負責任甚至自私的表現。
一個地方的反腐機制出了問題，就會出現腐敗官員象彈棉花一樣“越彈越升”的怪狀。當這種怪狀一再出現時，人民對政府反腐的效能和決心就會失去信心，并進而上升為容忍和麻木。
容忍腐敗是一柄兩頭尖的劍，既傷害了人民又傷害了官吏自身。如果人民對腐敗保持高度的警覺并擁有不依不饒的認真勁，有腐敗傾向的官吏就會收斂自己的行為，不至忘乎所以跌入萬丈深淵。因此和腐敗較真既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了官吏。
對腐敗的容忍麻木為貪官以權謀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腐敗土壤上權力人物要想始終如一地堅守良知和節操真的好難。
我曾在一個基層局機關工作過一段時間。那個機關名為執法實為創收撈錢，交了錢的可以繼續違法；不交錢者奉公守法也要雞蛋里挑骨頭。我們最頭痛也最尊重的就是那樣敢于和我們較真的主；最喜歡但也最愛作踐的就是那些老實人。因此后者比前者每年要多交幾倍的錢，盡管前者的“問題”比后者要大得多。
我們在巧立名目罰款創收時也自知理虧，對方只要質疑并堅持一下我們就會識相收回成命，不但不會因此起打擊報復的念頭，相反下次“創收”時還有意把讓我們碰“釘子”的主繞過去。
西方文明國家至所以能建立真正的“廉潔政府”，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也不是西方的權力人物一開始就良心發現，而是下層人民較真和斗爭的結果。
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并沒有反封建的明確目標；而是人民反抗不合理稅收的產物。當時英王查理一世為了籌備戰爭經費，繞過議會直接下令向羊毛和船舶經營者征收數量很少但先前從未征收過的“磅稅”和“噸稅”。盡管征稅的數量相對于納稅人的資產來說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不少納稅人仍然拒絕交納，因為他們認定只有屬于人民的議會才有權利新增征稅項目。國王直接增加稅種在英國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如果此風不加以抵制，后果不堪設想，這次雖然是增加了兩項稅種，交的稅也許很少，但以后國王會食髓知味大幅增稅，不斷增加新的稅種，那樣苛捐雜稅就不可避免，英國就會由陽光地帶變成黑暗國度了。第一個出來抗稅的是一位船主，他應交納的稅只有區區幾先令，相對于他的龐大資產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但抗稅的代價是被抓進監獄。
如果此事發生在中國，國王的征稅目標會暢通無阻，根本不可能釀成一場反國王的民族戰爭。一是稅量很少，每個人交稅后幾乎沒有什么實質性損失；二是抗稅的代價很大，進監獄可不是鬧著玩的；三是征稅的對象很廣，吃虧有大家陪著，犯不著自己出頭吃大虧別人得好處……中國人的小聰明在這些大事情上往往表現得淋漓盡致。
英國人沒有中國人那樣多的小聰明，他們只有中國人認為“傻到一根筋”的認真勁，所以英國在近代能成長為世界上最最文明先進的民族。這個國家自十七世紀打敗國王后一直沒有對外戰敗過（北美獨立戰爭嚴格來說不能稱之為對外戰爭），也沒發生過任何自殺性的內戰，還把英國文明延伸到幅員遼闊的新大陸。美利堅、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第二、第三、第四個英國；印度則是另半個英國……
我們的民族總是不切實際地期待天上掉餡餅，在“廉潔政府”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里，我們一直在不停地呼喚“青天大老爺”，諸不知“清官”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民“教導”和“鞭策”出來的。大凡權力人物都有濫用職權和以權謀私的傾向，人民必須對他們保持高度的警覺，嚴密地監督他們的一言一行，迫使他們在任期內能奉公守法和盡忠職守。人民為了能夠順利行使自己的監督職能，就要盡最大的努力且不惜付出最大的犧牲來督導政府建立一整套科學理性的官吏任免監督機制，并對腐敗現象不依不饒……
如果我們對腐敗容忍麻木，清官也會變成貪官；如果我們對腐敗不依不饒，為維護自身權利敢于反抗強權，為尋求公正不怕犧牲，貪官也會變成清官。
當我們在腐敗面前不依不饒不怕犧牲時，貪官就會越來越少，貪污腐敗就會逐漸在中國絕跡，“廉潔政府”也就不再是“冬天里的童話”，我們的民族就會日益興旺起來。
容忍腐敗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瘟疫，其危害比腐敗本身更為可怕！
二00六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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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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