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毛澤東對干部子弟的“災難性”定義
付彪
60年代的高級干部家里并不比平民家豪華多少，干部子女衣服上的補丁也不比平民家孩子少。然而，毛澤東以一名父親和黨的領袖的敏感性，一再對自己的子女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并對他們嚴加管束，要求他們“夾著尾巴做人”。
毛澤東對干部子弟的“災難性”定義，主要是就干部子弟借著父母的地位和權力不求上進、為非作歹而言的，其結果是“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國害民。會給我們黨、我們黨的干部造成不良影響，會影響我們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會給我們黨的干部與群眾離心離德，會使我們黨的事業受到損害。” （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遼寧人民出版社）
有人說，毛澤東是偉大的預言家。這話一點不錯。在現在看來，毛澤東對干部子弟的“災難性”定義，還真被言中。沈陽市原市長慕綏新的長女慕洋，基本壟斷了全市主要大街的燈箱廣告。每次到大企業拉廣告時，她都會大言不慚地說：“我是慕市長的女兒，給你們做個廣告，開支票吧。”經理們只得乖乖拿出幾十萬、幾百萬廣告費，至于廣告做沒做，在哪做，問都不敢問。領導子女辦公司，以權力做后盾，以老爹當招牌，做著只賺不虧的買賣，在現實生活中也不乏其人。有的甚至以妻子、兒女公司作為貪污受賄“遮羞布”，自己暗中操作，房地產、建筑、進出口貿易，什么熱門就干什么；倒賣工程項目、非法批地、介紹貸款，什么與權力關系密切就經營什么，一旦案發，則大言不慚地推脫：“老婆孩子辦公司是他們的權利，他們的事我不知道。”如此這般，難怪現在夫妻、父子同堂受審者并不鮮見，教訓也非常深刻。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是子女成長的搖籃。毫無疑問，干部家庭和普通家庭的環境是不同的，在不同家庭環境中形成的干部子女的心理也是不同的。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南京師范大學蔣鈺珮老師通過對2005年江蘇省8所高校的600多名文、理、工科畢業生的就業調查發現，有超過半數的學生認為父母的社會關系在找工作中很重要，通過父母的社會關系找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占到調查總數的27.2％。而認為父母社會關系不重要的學生僅占13.6％。這表明，“官本位”思想已潛移默化影響著孩子的成長，干部家長因為手中大小有些權力，能享受一些特殊待遇，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權力和待遇讓子女分享。如此下去，我們的社會就將被這種“官場規則”所籠罩，我們的干部子弟又何嘗不會成為“一大災難”？
周恩來總理也曾反復教導干部子弟不要搞特殊化，他在1953年5月就對北京市一○一中學的學生講道：“希望你們不要特殊化，不要脫離勞動，不要脫離群眾。你們是革命干部子弟，你們的父兄為人民流過血，立過功，但功勞不能記在你們的賬上。”我們不提倡干部家長像在革命年代一樣，自己享受待遇，讓子女在旁邊餓肚子，這不符合時代發展要求。但是，領導干部如果因為愛子心切，利用自己的職權，千方百計為子女謀取福利，不僅不為法律和社會所容，而且對子女成長也是有害無益的。
愿各級干部都謹記毛澤東的“災難性”定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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