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判斷公有制的標準

文/黨愛民（求心Dammos） 2007/06/25

　　人剝削人的制度是一種落后的社會制度，是一種不文明的社會制度。人類的很多丑惡現象，是由人剝削人產生的。一個先進的、文明的社會制度，必然是遠離剝削的制度。
　　馬克思認為，剝削產生的條件是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勞動力成為商品。為了消除剝削，馬克思認為就要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
　　事實上，我們可以反過來看問題：一種所有制，只要在這種所有制下，已經消除或基本消除了剝削，就可以認為這種所有制就是公有制。凡是能夠杜絕剝削、或大幅減少剝削的所有制，我們可以認為是公有制、或接近公有制。如此看來，公有制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就拿中國農村的土地承包制度來說，農村家庭基本上是按照人頭數承包土地，而且每過幾年，要根據生老病死導致人頭數量的增減來調整土地。這項政策實施前，土地是生產隊里集體所有的，除了稅收，任何人沒有因為對土地的占有而占有別人的勞動（確切地說，隊長和支書要占有少部分社員的勞動）。這項政策實施后，家家戶戶有土地，不必要到別人家的地里去打工，除了繳稅，任何人也沒有憑借占有土地而剝削任何人（連隊長和支書都要親自下地干活了）。尤其是農業稅免除后，農民的勞動收入100%歸自己所有，完全消除了基于土地所有權的剝削。因此，土地承包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公有制，還充分體現了多勞多得。

　　企業的問題，遠比土地的問題要復雜。因為，企業是一個組織，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質，它不能像土地那樣均等的分配到各家各戶。但是，企業的產品——最終必然是消費品——是可以分配到各家各戶的。最簡單的分配方式就是以貨幣的方式分配企業產品。

　　如果有一種制度，企業在名義上是屬于私人的、或國家的、或外國的，但企業的產品大部分是屬于社會的，被社會成員相對平均地占有，那這種制度也是一種可以接受的制度，也是一種接近公有制的制度。

　　衡量一家企業的公有化程度，最好的辦法就是衡量這家企業的剩余價值率，一家剩余價值率低的企業，其公有化程度自然高于另一家剩余價值率高的企業。同理，一個剩余價值率低的國家，其公有化程度必然高于剩余價值率高的國家，顯然其剝削程度也較輕。我們可以考察企業增值部分的分配情況，首先將企業銷售收入扣除原材料、水電費、運費等得到企業增值部分，然后將增值部分分成稅收、工資、利潤三部分，再把稅收根據其用途分解為工資和利潤（用于福利的算入工資，用于奢侈消費的算利潤），這樣就可以計算剩余價值率了。

　　我以前多次寫文章強調，“工資要盯住企業增值”，要提高剔除物價波動的“實際工資”，要“提高工資占GDP的份額”，其核心就是要降低剩余價值率，延長必要勞動時間、縮短剩余勞動時間，降低剝削。

　　完全消除剝削，在現階段、甚至在今后很長的階段，是不可能的。我們能做的，就是不斷減少剝削，逐步降低企業的剩余價值率，使企業產品逐漸社會化。

　　2005年，某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占GDP的份額約為11%，加上農業收入，合起來也就是20%左右。這就是說，如果一個工人一天勞動10個小時，有2個小時是為自己勞動，屬于必要勞動時間，其他8小時是剩余勞動時間，其中4個小時是為官僚勞動，另4個小時是為資本家勞動。剩余價值率為（8/2）*100%=400%。　　美國自1970年代以后，工資占GDP的份額（考慮到轉移支付）一直維持在70%以上，剩余價值率大約為40%。上面提到的這個發展中國家的剩余價值率比美國高出10倍。這個國家的工人深受官僚和資本家的剝削。資本家以私有生產資料剝削工人，官僚以“公有”生產資料剝削工人。

　　根據資料顯示，瑞典60%是稅收，幾乎全部用于社會福利，如果剩下40%中有一半屬于工資，則勞動所得會占到80%，而資本剩余價值僅占20%。這樣粗略估計，瑞典的剩余價值率大概是25%。英國的剩余價值率要高于美國，可能達到55%左右。

　　美國和瑞典都是私有制國家，但他們具有很低的剩余價值率，企業產品的很大部分被社會享有，因此，他們公有化的程度相對發展中國家較高，剝削程度也較一些發展中國家較輕。

　　因此，產權是次要的，關鍵要看分配。分配才是決定所有制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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