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于寬

2007年6月7日 22:03

兄弟我對中國經濟的憂慮

輾轉傳播，功德無量。

 這是我四月初和陳志武先生對話的整理，刪節版發表于第一財經日報，此乃原版！

慎言中國經濟奇跡

                     ——專訪陳志武

                              郭宇寬

郭：當前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很多人有個觀點，中國這些年的經濟增長是一個讓世人瞠目奇跡，顛覆了國際上通行的歷史經驗，您怎么看？

陳：我覺得有這種觀點是視野太狹隘造成的。中國這些年的經濟增長絕不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舉例來說，美國上世紀30年代左右開始經濟大蕭條，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普遍出現經濟危機，而蘇聯的經濟從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長，他們那時GDP增速比中國現在的增長速度還要高。

但他們后來爆發出來的問題也是眾所周知的，不能簡單著眼于當前的經濟增長率，特別是圍繞GDP而得出想當然的結論。這種教訓歷史上很多國家都犯過，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個結論：計劃經濟國家的經濟狀況，比信奉自由市場的西方國家好得多，于是從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國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亞洲、東歐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幾乎普遍都采用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后來的結果大家都可以看到。

郭：可很多“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都宣揚中國的經濟發展的成績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好像有要搞出個“東方主流經濟學”的意思。

陳：我不認為經濟學可以分出東方西方，經濟學解釋的普遍規律，就像物理學不能分出個東方物理學，西方物理學一樣，為了更好的解釋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經濟學需要發展，但如果有人認為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唯獨解釋不了中國經濟，那只能說明他們對經濟學理論沒有學透徹。

郭：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因為中國經濟增長前所未有的強勁，未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會出在中國，你同意么？

陳：我不那么樂觀，至少目前我沒有看出苗頭，我們有一種誤解好像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哪里經濟搞上去了，就頒給誰，要按這種標準，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頒給比爾蓋茨，或者巴菲特論賺錢誰也比不上他，可在美國要說經濟學界，誰也不會把他們包括在內，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給與在經濟學理論上有突破的人，他們提供的一個理論給與我們一個突破性的思維視角，和分析方法，就好像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有這些理論我們一下子看世界就看的更加清晰了，這才是經濟學家的貢獻。

如果說中國這個正在變局中的土地給經濟學研究者提供了很豐富的研究樣本我同意，但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學沒有給世界貢獻出什么有原創性的思想方法和理論，諾貝爾獎沒頒給中國人并不是有什么偏見，我們要謙虛一些，更加努力。

郭：有一個論據是，西方經濟學家相對而言更加看重自由市場和競爭，但中國在這些方面顯然不符合他們的標準卻一樣經濟高速增長。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預測頻頻出問題說明什么？

陳：中國對世界來說信息還很不透明，局外人判斷很容易出偏差，而且經濟學家的作用不在于預測明天中國股市能到多少點，那不是經濟學家該干的事情。

至于對規律的判斷，西方的經濟學家從來沒有說過，自由市場和競爭是經濟發展的充份必要條件。經濟增長如果用一個社會生產函數來刻畫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它會是一個多變量的方程，不僅有制度的變量，還有資本，勞動力，技術等一系列變量。這些變量之間也會互相影響，在數學中可以用交叉偏導來刻畫，一個特別強的變量可以對一個特別弱的變量產生彌補作用，我們應當看到中國在經濟起飛的開始，就具備了相當豐富的勞動力供應，這個因素如此強勁，以至于在總的生產函數中彌補制度缺陷帶來的損失。你看不是用西方常用的經濟學基礎知識就很好解釋么？（笑）

回到現實中國在市場不夠完善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很快，并不說明市場不夠完善也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就好像我們不能從阿炳的二胡拉得好，他又是個瞎子，就總結出把人眼睛搞瞎了有助于二胡拉得好。中國的各要素中間那個少有國家具備的強勁要素就是中國的勞動力發揮了作用，不僅有大量年輕人，而且由于文化和歷史的原因，特別吃苦耐勞，能夠忍受的勞動時間和勞動條件的惡劣程度都遠超過其它國家，有一個上世紀末的統計，中國人愿意工作的時間不僅遠遠超過美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甚至遠遠超過日本。這個強勁的因素彌補了我們在市場體制發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動了經濟增長。但這并不能掩蓋我們體制的不足，就是茅于軾先生的書里說的，誰在阻礙中國人致富？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按照中國老百姓的勤勞付出程度，我們不該僅是現在這個樣子，原因在于與觀察我們周圍就會發現，大家都在流汗，但很多人在做無效功，還有很多人專門在努力抵消別人做的功。

郭：有人認為和前蘇聯相比中國選擇了一條最穩妥的漸進改革路徑，比前蘇聯更加高明，你怎么看？

陳：首先我們要明白改革路徑的選擇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效率的選擇，而是涉及非常復雜的政治博弈的決策，我們目前還很難下一個判斷哪種改革路徑更高明。但有一點可以分析的，是中國和蘇聯面臨的具體環境有很大不一樣，兩個國家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沖破僵化的舊體制的束縛，但兩國領導人面臨的資源稟賦不一樣，手里的牌也不一樣，中國當時國內教育水平比不上蘇聯，但勞動力實在太充沛了，這樣就有一個條件，可以在國內體制不做重大變化的條件下，先把外資吸引進來，理由是拿外國人的錢和技術幫中國人發財，當國內經濟發育起來，社會呼聲強烈了以后，保守力量也衰落了以后，水到渠成的再搞政治體制改革，至少那一代中國領導人中的英明者設想的是這樣，這應該說是有政治智慧的。而前蘇聯就不行，他自己就勞動力稀缺，除了出賣自然資源很難吸引到外資，而那時蘇聯人均GDP已經達到8000美元了，門檻相當高，靠吸收外資來推動改革沒有可能，所以只能走一條，短時間內更加艱險的道路，大刀闊斧的從自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是歷史的選擇。

郭：你認為中國眼前這種模式下的這一輪經濟增長，多大程度上可以持續？

陳：我們正在面臨很大的危機和挑戰，前一段時間我在談到中國和印度發展模式比較時，認為我們現在很多人樂觀的太早，從金融發展對社會、經濟影響的角度來分析，印度內在的經濟增長潛力比中國大的多。

中國前些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眾多廉價勞動力，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制造業和其他相關行業的服務，生產鞋、服裝、玩具、家用電器等。從國外轉移到中國來的生產技術含量并不高，即使是電腦生產，表面看來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這些技術實際上已經非常標準化，成為簡單的生產內容，利潤率也并不高，并且會越來越低。我們也要承認這些年通過改革開放，的確使中國制造業的技術含量上升到了一個新臺階，同時，中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這些轉變為中國經濟增長走出以簡單的制造業來創造工作機會、增加收入的模式，創造了越來越好的條件和基礎。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我們不抓住現在的機會，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國不在契約執行架構、信息提供架構、權力制衡架構等方面做更進一步調整，如果對行政權力的制約沒有實質性進展，產權制度繼續保留目前的公有制為主導，不從公有制轉變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為市場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構和信息架構，當前的模式走下去出問題是一定的。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