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制在中國復辟緣自奴隸經濟學

山西黑窯場的暴露，只是揭開了現代中國殘存的奴隸制社會的冰山一角。事實上在現代中國的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掩在現代文明背后某些陰暗角落里的奴隸制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即便是首善之區的上海，在遠離繁華的去處，帶有奴隸制性質的血汗工廠，每天都在加班加點地開工。那些血汗工廠里的打工妹，與《包身工》中的蘆柴棒也沒有幾多區別，白天她們在沒有任何勞動保護的條件下工作，甚至于來例假的日子，都不能逃脫冷水的傷害；夜晚她們十幾個人擠在一個沒有空調的小房間里睡覺，生命就在極限的條件下煎熬著。

從現代文明社會的角度上思考，奴隸制作為反人類行為是不能容忍的，它把人視同動物來使用，不但是對人類尊嚴的整體褻瀆，更是對人性的惡意踐踏。可是，當金錢和某些泯滅了人性的欲望貪婪之徒結盟，奴隸制的復活就不足為奇了。再進一步解讀，當一個社會被金錢整體擊倒以后，高樓大廈不過就是奴隸們尸骨的堆積，說不準踩踏在你腳下的那塊地板磚上就附著一個冤魂。那看似流光溢彩的炫目夜色，是奴隸們霧化了的鮮血，那飄香的城市夜風，你只要留意的品啜，就能嗅出血腥的味道。

表面上的文明蒙蔽了城市人的雙眼，使他們醉心于這夜色的曼妙，情至深處，哼起夜幕臨城紅燈綠燈霓虹燈耀眼……手挽著手拍拖。他們從不會覺察這夜色的毛骨悚然、幽魂繚繞，更不會覺察到在他們幸福相戀的時光里，也許就有很多跟他們一樣的愛侶為了求生四處奔波，有些人已經尺骨無存，有些人只剩下了一把骨頭，那嶙峋的骨架，就像鋒利的刀片，倚到樹上樹木嗚咽，靠在墻上墻壁生寒，如果躺在地上，那就是訴說苦難的甲骨文。

真的要為今天的中國感到悲哀，在南北戰爭已經成為美國歷史永不復返的今天，我們卻不得不打著燈籠尋找林肯。面對這個嚴酷的現實，文明是顯得那樣的滑稽，尤其是當你聽見清華、北大要進世界大學一百強這個口號，你就更為這個社會感到悲哀了：一個殘存著奴隸制的社會，兩個喝著奴隸血汗長大的學校，居然大言不慚地要登堂理性和科學的圣殿。以為那是有錢人的俱樂部么，買了票就可以走進大門？

一直有這樣一種直覺，所謂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的殉葬品，在蔡先生入殮的那一刻，“北大精神”便也一同裝入了墳墓，從此一去不返。所以，面對殘存的奴隸制，北大人不但視若罔聞，并且有人就是制造奴隸制的元兇，他們把朝氣蓬勃的青年人修理成奴才，把工人改造成奴隸，把女人改造成供富人和名人發泄獸欲的工具。白天他們唆使那一群群奴才為他們效勞，這群奴才對他們的“恩師”像狗一樣的忠誠，對待工人、農民如同對待牛馬；晚間他們開著名車回到別墅，享受女人的肉體。而如果不是因為鄒恒甫教授揭發，或者在未來十年二十年，許多中國人還將繼續把他們視作神明供奉在自己的精神家園。

多少次，我曾經打算在網絡上呼喊：砸爛北大和清華那兩塊遮羞布式的招牌，別讓它們再為禍人間。如果追問是誰率先在中國制造了現代奴隸制？回答是：舍北大清華其誰有資格也。中國要解放奴隸，先必徹底改造北大、清華，否則都是治標不治本。因為中國社會的污染源——就是北大、清華。消失了數千年的奴隸制，之所以在中國悄然復辟，正是緣自它們鼓吹的奴隸經濟學。由此可見，在現代中國奴隸制復辟也就沒什么不好理解的，有什么樣的意識形態，自然就會產生與之配套的生產關系。

北大、清華，一直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個思想庫。其實在10年前它們就完成了價值觀的蛻變，從理想主義的思想先鋒蛻變成了利益集團的總代表。科學和民主精神在北大、清華已經蕩然無存，有的只是“適者生存”的叢林哲學。在中國社會尋求繁榮富強的道路上，它們上下其手、甚至里通外國，扮演了最無恥、最野蠻、最下流的角色。我們在前院流血流汗拼命的努力，他們在后院偷竊甚至放火。干了一樁樁一件件在潘石屹做來都覺得問心有愧的事情，但他們絕對不會臉紅，他們甚至理直氣壯的用他們的理論解釋說：這就是市場經濟。說不清的原因，每一次聽到他們的所謂市場，我就會想到人為刀俎我為牛羊的血腥屠宰場。

并不值得為百年北大、百年清華的蛻變惋惜，這是中國社會從無序到有序的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的損耗。它的價值在于，犧牲兩個學校，換來了中國社會的真正覺醒，使廣大人民徹底地認識到，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和皇帝，要解放我們自己只有靠我們自己。它的另一個價值在于，用事實證明了列寧的話，“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尸并沒有被裝進棺材埋入墳墓，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并且毒害我們。”因此，我們必須要以剜肉補瘡的精神，揮淚斬馬謖，徹底的拋棄這兩個已經沒有了任何思想價值的學術廢品倉庫。用真正的而不是偽裝的斯蒂格利茲的經濟學原理來指導我們的經濟建設。

不過在在這里必須指出，斯蒂格利茲的經濟學原理也不是圣經。我曾經在此前講過，斯蒂格利茲沿用新古典學派的彈性曲線是個嚴重的錯誤，它割裂的需求與供給的關系。他在分析邊際效用的時候，需求呈遞減的趨勢增加，但當他分析供給規律的時候，需求就變成了呈遞增趨勢的增加。而這個錯誤正是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直接根源。還有其它一些錯誤，比如他在加利福尼亞水資源分配上的觀點，看似尊重市場規律，實際上恰好破壞了市場，等等，不在這里做過多的糾纏了。

但總的來講，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一位經濟學家能像斯蒂格利茲那樣，把經濟學當作一個龐大的學說體系來研究，而不是看作純粹的經濟問題。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是就事論事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式的學者，又摻雜了過多的個人私心在里邊。因此，他們的學術見解充其量只能指導一座城市或一個工廠，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懂，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首先必須是一個優秀的社會學家。比如在歐美有很多經濟學家，不但是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法學家、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這也正是斯蒂格利茲稱北大、清華的經濟學家三流都不夠格的根本原因。

北大、清華的經濟學家尚且如此，其它院校的教授們的學術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們除了復辟奴隸制用最原始的辦法增加積累，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既能讓國家繁榮富強又能讓國民整體受益、既能讓富人更富又能讓窮人脫貧、既能讓社會經濟發展又不影響社會穩定。于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學者和專家就變成了這個樣子：頭銜越多、真理越少，賺錢越多、良知越少，論文越多、價值越少，學生越多、學問越少。而這一切，就正是出現山西黑窯場的奴隸作坊和奴隸制復辟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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