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投資不可取——評林毅夫的釜底抽薪策

益西彭措

        今天，東方財富網引發了林毅夫的文章，并以一個美妙的面目出現，《人民日報：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文章從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論證中國應該防止投資涌潮，并宣稱這是釜底抽薪之策。

        記得林毅夫在今年二月份在《財經》上發表文章已經提出了釜底抽薪之策。大意是中國應發展勞動密集產業，而不應發展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業。

與此同時，吳敬鏈發表了一個專著《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抉擇》稱中國發展重化工業的道路是斯大林、毛澤東的經驗主義，沒有成熟的西方理論支持，只是斯、毛的碰巧成功的經驗。中國應放棄這樣的經濟經驗主義路線，積極適應國際分工，承擔國際分工的末端。

林毅夫、吳敬鏈表面上都是獨立研究的經濟學家，但他們的理論對政策指向有一個共同特點：

1、扼制中國發展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業，乃至遏制一般投資：

他們認為中國投資重化工業、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業是錯誤的道路，沒有理論基礎。不僅如此，即使是一般投資的規模也應做大幅度的削減。中國經濟的一切問題都是投資偏大引起。

2、中國經濟應處于國際產業的末端，即使不得已參與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業，也應參與其中的勞動密集段，比如組裝等。

3、不斷呼吁政府以上述目標對中國經濟進行調控，并美其名曰“科學的、有效的宏觀調控“。

筆者認為，改革開放以后，殖民經濟學在中國勢力巨大，造成了嚴重的問題，主要表現是：

A、民族資本發展緩慢，外資占領過多：

二十世紀中期以來，全球經濟熱點在微電子和通訊，主要提現在芯片、軟件業。但從六十年代以來，中國在芯片產業上的投資總規模不足300億。導致計算機芯片、手機芯片都是國外資本控制。

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到文革結束的十年間，如果說過失由四人幫承擔，那么，毫無疑問，從文革結束到目前的三十年，這個過失必須由堅持殖民經濟學的殖民集團承擔。

文革、四人幫耽擱了僅僅十年，但在微電子、芯片、軟件上改革耽擱了三十年。

這個問題應該引起黨、政府、國人的高度重視。

B、經濟學說、經濟管理手段嚴重脫離世界經濟潮流和國情：

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都是在貴金屬貨幣條件下的經濟理論。

而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經濟就顛倒了紙幣和貴金屬的關系——不是貴金屬貨幣度量紙幣，而是紙幣度量貴金屬（馬寅初論點）。在二十實際70年代，終于放棄了貴金屬貨幣體系，而采取了紙幣貨幣體系。

因此，西方經濟理論中的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幣值穩定等理論已經過時。依據這些過時理論的所謂穩定物價、財政平衡、幣值穩定等調控措施也就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傷害。而這種傷害在殖民經濟學家的鼓吹下一再發生。

中國的國情體現在經濟上就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過強，從漢代起，中國對商業、工業就實施國家專利措施，對物價實行平準制度。這些措施往往過于嚴厲使中國失去了工業革命、商業革命的機會。

改革以來，引入西方的宏觀調控使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找到了合理借口，在這個借口下，該發展的產業諸如芯片、軟件、汽車發動機、大飛機、投資銀行沒有一個發展起來。理由是經濟過熱，不宜投資。

而不該發展，甚至政府應該嚴厲控制的地產、房產等被當作支柱產業來發展。

根本要害是經濟發展脫離了工業化主流、脫離了資本化主流。

C、熱衷政治民主、隨時準備宣布經濟改革結束：

中國經濟問題歷史積弊甚深，有封建時代的經濟積弊，諸如文人不懂經濟、貨幣始終短缺、稅負沉重、對技術進步、工藝發展重視不夠等。

改革以來，照抄照搬西方理論，當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釋時就宣布是政治體制問題，需要解決根本的體制問題。

任何經濟理論都有其適用的現實基礎和理論論域。

無論是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其經濟主張都是建立在經濟貨幣化完成的西方現實上。

而中國經濟是貨幣化遠未完成的經濟，充分貨幣化的經濟和未充分貨幣化的經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

這好比一個占有大批地產和奴隸的貴族必定會研究詩詞、書法、天文、事物的規律。而無立錐之地的無產者只會關心下一噸飽飯從哪里來的相互比較一樣。

限制貴族的投資、收入不會產生任何問題，但限制一個無產者的投資和收入就會產生重大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

同樣地限制一個貴族的能耗、環境不會產生什么重大問題，甚至是一種進步，相反，限制、規范一個無產者的能耗、環境只會使他失去發展機會。

美國人均占有貨幣化資本高達20萬美元，企業遍布全球。中國人均占有貨幣化資本3萬人民幣，主要局縮于國內。

即使按購買力評價，經濟增長保持同步，中國人均財富擁有量僅僅是美國的15％。

如果按7.5匯率計算，則中國人均財富擁有量僅僅是美國的2％。在全球經濟份額中，中國是十足的無產階級。

條分縷析地批駁殖民經濟學的各種理論錯誤不是本文的目的，也不是本文能夠作到的。

本文要說的是，任何限制中國、中國人民資本擴大，限制經濟發展的做法都是錯誤和犯罪的。

無論出于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民族新增產值的減低、民族資本擴張速度的減低都是對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公然破壞。

當前殖民經濟學聲勢浩大，他們表面上聲稱自己是獨立的經濟學家，實質是在販賣殖民經濟學，并期望這個販賣能夠決定政策。

他們既不管這些經濟理論的前提假設和現實背景，也不在乎這些理論在中國的可行性，以科學的名義反復誤導中國的國家經濟政策。

他們的做法是十分錯誤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

中國政府被誤導，說明中國政府愚蠢，中國政府不是被誤導，說明中國政府的問題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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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http://news2.eastmoney.com/070611,628027.html

人民日報：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www.eastmoney.com
  2007-06-11 08:02   林毅夫   人民日報

——投資“潮涌現象”與宏觀治理理論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的實踐表明，我國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大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產能過剩、投資過熱、國際收支不平衡等突出問題，是現有宏觀經濟理論難以解釋和解決的。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必須深入研究我國經濟運行的特點和規律，進一步完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

　　現有的宏觀經濟理論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為研究對象的，對于我國這樣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如何發揮宏觀治理功能，利用政府可控制的政策措施來影響家庭和企業的投資、消費、信貸、儲蓄、就業決策，以維持總體物價水平的穩定，降低失業率，促進經濟增長和縮小經濟周期波動等。

　　目前的宏觀經濟理論分為新古典和凱恩斯兩個主要流派。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認為市場價格的靈活調整能夠使經濟中的信貸、投資、消費、儲蓄等的供給和需求自動達到均衡，從而使經濟趨向于穩定。例如，當投資受到外來的沖擊而增多時，會導致總需求增加、經濟過熱。此時，資金市場會因為信貸求大于供而導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抑制投資沖動，另一方面會刺激儲蓄，增加信貸資金供給，從而使信貸市場恢復均衡；同時，儲蓄增加意味著當前消費減少，會抵消投資需求的增加，使經濟中的總供給與總需求恢復均衡。對消費、信貸等其他變量的外來沖擊，也會經由市場的類似調整而使經濟恢復均衡。所以，按照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包括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政府的宏觀治理職責只在于維持市場秩序，讓市場的價格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由市場利率和價格的升跌來調節投資、消費、信貸等；政府不應該為了減少周期波動、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等目的，對市場的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進行直接的干預或指導。

　　凱恩斯則認為，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是以經濟處于均衡狀態為前提的，如果經濟嚴重失衡，它就會不適用。比如，當產能嚴重過剩、供給大于需求、出現通貨緊縮，因而缺乏好的投資機會時，只要貸款要還，不管利率多低都難以刺激企業進行投資。而且，產能嚴重過剩必然使企業盈利減少甚至虧損、破產，不僅失業率會增加，而且未失業的勞動者對就業安全和未來收入的預期也會下降，此時不管利率多低，消費者都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也就是說，利率下降并不能刺激當前消費。因此，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認為，這時應強調政府財政政策的作用，以積極的赤字財政直接創造投資和消費，這樣才能啟動市場，消化過剩產能，增加就業，使國民經濟恢復正常運行。

　　理論的適用范圍受制于其假設前提和所應用對象的條件。新古典和凱恩斯這兩種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提出來的宏觀經濟理論，對發達國家政府發揮宏觀治理職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對我國這樣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有明顯的局限性。

　　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特點，決定了會不斷出現投資“潮涌現象”并導致經濟頻繁波動，也決定了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發達國家的一個特征是其產業發展處于世界產業鏈的最前沿。對國民經濟中下一個新的有前景的產業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每個企業的看法會不同，很難形成社會共識，政府也不可能比企業有更準確的信息。因此，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現象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宏觀經濟理論，自然以這樣的情況為暗含前提。在這樣的條件下，從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來講，政府對企業投資和產業升級的最好管理方式，是讓企業憑自己的分析來判斷新產業方向和選擇投資項目。在眾多投資中，少數企業的項目會成功，多數企業的項目會失敗。發達國家正是靠那些經過市場篩選、事后證明成功的少數企業的投資項目，推動一批新產業的出現，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所以，在發達國家，政府除了維持物價穩定以及經濟、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行，不應該制定產業政策，不應該干預企業投資。

　　在極少數情況下，發達國家也有可能出現違背這種暗含前提的情形，眾多企業同時看好某個相同的產業，如上世紀９０年代的信息產業和互聯網。此時，企業的投資就會出現“潮涌現象”——像浪潮般涌向這個產業。在投資前，每個企業都確信這個投資項目是獲利極高的好項目，于是大量資金投向這個項目，結果導致整個社會的過度投資。等這些投資完成后，產能出現嚴重過剩，價格大幅下跌，投資回報遠低于當初預期，大量企業因此而破產，甚至導致銀行壞賬激增、股市暴跌，觸發金融危機，出現經濟蕭條。

　　這種對某一新的有前景產業投資的“潮涌現象”，在發達國家通常是很長時間里偶然出現一次，但在以市場經濟為主而又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則可能頻繁出現。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在世界產業鏈中處于較低部位，其經濟發展是在世界產業鏈內部，沿著現有各種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不同的產業臺階，由低向高不斷升級的過程。由于在每個發展階段的產業升級中，企業所要投資的是技術成熟、產品市場已經存在、處于世界產業鏈內部的產業，因而企業對哪個產業是新的有前景的產業很容易“英雄所見略同”，于是在發達國家偶然出現的“潮涌現象”，在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很可能會像波浪一樣，一波接一波地出現。在每一波開始出現時，每個企業對其投資都有很高的回報預期，金融機構也會認為是好項目而競相給予資金支持。此時，靠提高幾個百分點的市場利率不足以打消企業的投資沖動，也難以抑制金融機構對這些項目的資金支持熱情。然而，等到企業投資完成后，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嚴重產能過剩，導致企業普遍開工不足、市場價格下跌、大量企業虧損破產、銀行呆壞賬急劇上升的嚴重后果。如果政府遵循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不對企業投資進行指導，完全依靠市場利率的升降來調節投資，國民經濟很可能出現一個產業接著一個產業的投資過熱和產能過剩，進而出現頻繁的經濟周期波動和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經濟學文獻中有不少實證研究證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波動和危機確實比發達國家大而且頻繁。

　　既然投資的“潮涌現象”在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是經常出現的現象，那么，理論上就不能漠視它的存在。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并非像發達國家那樣是屬于不確定的事件，而是企業和政府都可以事先有相當準確的信息和判斷，而且政府對整個經濟中的投資、信貸總量、國內外市場需求等信息的掌握比個別企業和金融機構更有優勢，因而，政府應該利用這種總量信息優勢，制定產業政策，對市場準入和銀行信貸制定標準，并監督檢查這些標準的實施；同時，適時發布投資規模、信貸總量和市場需求情況的信息，讓企業和金融機構了解整個經濟現在的投資和未來供給總體情況的變化，避免“潮涌現象”在產業升級時過度發生。所以，主張限制政府宏觀治理職能的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并不適用于像我國這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當然，發展中國家政府如何才能以產業、金融、投資管理政策來更好地指導企業和金融機構的投融資行為，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和較低通脹率的表象下，可能隱藏很大風險。治理產能過剩、投資過熱、國際收支不平衡等問題，需要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創新

　　當一個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產能過剩、通貨緊縮時，凱恩斯理論也不完全適用。按照凱恩斯理論，此時政府應該實行赤字財政刺激消費和投資。這類旨在增加國內就業和消費、擴大國內市場需求的措施，如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如果執行得好，可以取得比較好的效果。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即使現有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經濟疲軟，產業升級的空間仍然很大，下一輪新產業投資的“潮涌現象”還會繼續發生。雖然新一輪產業投資的熱潮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投資拉動的較快增長，促使投資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產能過剩部門產品價格下跌而緩解通縮壓力，總體就業率和企業盈利率都會因此而有所上升，但等這新一輪投資完成時，這個新的產業又會加入產能過剩的行列，整個經濟的產能過剩問題可能更趨嚴重。此時，若又依靠下一輪新的產業潮涌投資來緩解通縮壓力，就成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經濟增長模式。當一輪輪潮涌投資所積累的過剩產能和銀行呆壞賬達到一定程度后，就很可能誘發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不過，在大的危機爆發前，國民經濟很可能呈現較快的增長和較低的通脹率，從新古典理論來看這是最理想的宏觀經濟狀態，因而容易使人們對集中于某一產業的過熱投資疏于警惕，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等到危機爆發時再來治理，就會付出極高代價。

　　在現有產業存在產能過剩而新產業投資又出現“潮涌現象”時，政府在運用貨幣政策時會面臨兩難選擇：貸款利率和儲蓄利率同時提高，即使能夠抑制投資沖動，卻會降低消費需求，從而使產能過剩更為嚴重；如果僅提高貸款利率而不提高儲蓄利率，則會使利差擴大，銀行放貸的積極性會更高，投資者可以得到的資金更多，也就是說提高利率后投資可能反而增加。所以，發展中國家在現有產業的產能已經過剩、經濟中又存在許多新的產業可以升級時，政府需要組合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擴大內需，消化現有產業的過剩生產能力；同時也要運用金融和產業政策等，防范新的一輪投資“潮涌現象”，這樣才能避免國民經濟的過度波動以至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理應從發達國家引進資本來彌補國內資本之不足。而且，發展中國家產業水平比發達國家低，當發達國家進行產業升級時，其企業也有以直接投資方式將已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出去的積極性。因此，在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應該有盈余。同時，由于投資“潮涌現象”的存在，發展中國家很可能長期處于多數產業產能過剩的狀態中。國內產能過剩、供大于求，則必然帶來出口長期大于進口，進而導致經常賬戶也長期出現大量盈余，而不是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所認為的在資本賬戶有盈余時，經常賬戶應該有赤字。

　　資本賬戶和經常賬戶長期出現雙盈余，外匯儲備的積累會很快，匯率將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升值固然可以減少出口、增加進口，促使國際收支平衡，降低升值壓力，但與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關于匯率升值將使國內外經濟恢復均衡的判斷不同，匯率升值將減少產能過剩部門的出口，同時增加進口替代部門的進口，使進口替代部門的產能也出現過剩，結果產能過剩將更趨嚴重。這不僅可能導致過剩部門企業盈利狀況惡化，出現更多企業破產倒閉的情形，甚至誘發金融和經濟危機，而且導致國內通貨緊縮加劇，物價水平下跌的結果將抵消掉匯率升值的效果，使進出口產品的比價恢復到匯率升值前的水平，最終的情況是國內的一輪價格調整完成后，經常賬戶盈余依然會很大。所以，在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政府應以明確的政策信號穩定貨幣升值預期，并將升值的幅度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圍；而釜底抽薪之策則是防范投資“潮涌現象”，避免過度的過剩生產能力不斷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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