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以上迷信：中國縣處級官員科學素養調查解析

　　民主與法制時報 記者王琪／《中國縣處級公務員科學素養調查報告》顯示，47.6%的縣處級公務員不相信迷信現象，一半以上的縣處級公務員多少都存在相信求簽、相面、星座預測和周公解夢4種迷信的情況。與2005年《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報告》中的有關數據相比，縣處級公務員不相信迷信的比例僅比公眾高出6.1個百分點，其中縣處級公務員相信相面的比例甚至略高于公眾。

　　公務員是引領社會發展的一個特殊群體，在中國社會發展進入關鍵轉型期的今天，唯心思想對官員的侵蝕值得高度重視。“并不像媒體報道的那樣，是專門的公務員迷信調查。涉及公務員迷信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5月24日下午，程萍博士在國家行政學院綜合教研部對《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說。

    此時，正值國家行政學院綜合教研部研究員程萍的《中國縣處級公務員科學素質調查報告》(下稱《調查報告》)公布部分內容，報告中涉及縣處級公務員迷信的調查數據和結論被輿論廣泛引用，并被稱為中國第一份“官員迷信調查”。盡管這確實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具有官方背景的機構第一次對官員迷信現象進行調查，但事實上它并不僅僅局限于官員的迷信調查。

　　在程萍博士提供的《調查報告》中，記者看到調查總體上被規劃為三大板塊：一是縣處級公務員基本科學素質調查，二是縣處級公務員獲取科學技術知識的渠道和對科學信息感興趣的程度，三是縣處級公務員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態度。已經公布的是《調查報告》的第一部分內容，即“縣處級公務員基本科學素質調查”。這一部分又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縣處級公務員對基本科學知識的理解程度、對科學方法的了解程度、對科學技術與社會關系的理解程度。

　　涉及公務員迷信的調查，被安排在公務員“對科學與社會關系的理解程度”中。如何測度縣處級公務員對科學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理解程度？程萍在調查中采用中國公眾第六次科學素養調查的主要內容，通過測度他們識別迷信現象的能力來實現。求簽、相面、星座預測和周公解夢4種在中國社會各階層普遍存在的迷信現象，成為測度縣處級公務員識別迷信現象能力的首選內容。

　　在調查問卷中，有道題問道：對以下幾種(即上文提到的4種迷信現象)預測人生或命運的方法相信嗎？預選答案包含4個選項：很相信、有些相信、不相信、不知道。據介紹，被調查者只有選擇“不相信”和“不知道”才能被初步確定為不相信迷信者。為了更加準確地測試出不相信迷信者的比例，在設置了上述一個問題后，接著還設計了另一個追問：如果以上任何一種預測方法告訴您，您最近將有大災難，您將如何處理？

　　追問有4個備選答案：1.按預測者提供的辦法去避災免災；2.查詢有關書籍或詢問親友；3.不理睬；4.不知道。統計結果顯示，47.6%的縣處級公務員不相信迷信現象，沒有超過半數；一半以上的縣處級公務員多少都存在相信4種迷信的情況，并對“預測”的災難有恐懼心理，至少是持有“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5.6%的人對4種迷信現象和“災難預測”持“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的態度。也就是說，有5.6%的縣處級公務員相當迷信。

　　盡管調查結果表明，我國縣處級公務員的科學素養總體水平高于公眾，但在迷信這個問題上，公務員與普通公眾的識別程度并沒有明顯差距。《調查報告》顯示，縣處級公務員自稱相信“相面”這種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為28.3%；自稱相信“周公解夢”的人數比例為第二，為18.5%；自稱相信“星座預測”的比例為13.7%；自稱相信“求簽”的縣處級公務員人數比例最低，為6.0%。

　　與2005年我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數據比較，在前述4種迷信現象中，公務員對“星座預測”和“周公解夢”的相信程度與公眾差不多，對“求簽”的相信程度低于公眾，但對“相面”的相信程度則高出公眾1.6個百分點----公眾“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人數比例之和為26.7%，而縣處級公務員的人數比例之和是28.3%。

　　兩者不相信迷信的總體人數比例之和也是旗鼓相當。不相信迷信現象的公務員占接受調查總人數的47.6%，僅比2005年我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中不相信迷信現象的人數比例高出6.1%。從去年3月份正式開始展開的這次中國縣處級公務員科學素養調查，范圍包括了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比較發達的中部地區和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的17個省、市、自治區，調查對象為相應各地行政學院的當期學員，一共有945名學員參與問卷調查，有效問卷為900份。

　　在提交了有效問卷的900名縣處級公務員中，年齡最小的是一名來自團委的干部，只有24歲；年齡最大者為59歲。其中35歲-54歲年齡段的公務員占了提交有效問卷全部人數的87.0%。《調查報告》顯示，我國縣處級公務員是否迷信，與各自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程度關系并不大。

　　程萍博士在對中國縣處級公務員展開科學素養調查的過程中，設置了有關迷信的調查內容，據說根源與之前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有關。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已經先后開展了6次，其中測度公眾對科學與社會之間關系了解程度的一項內容，即是通過測度公眾對迷信的識別能力來實現的。

　　程萍曾經作過一次中國地廳級公務員科學素養調查，但是這方面的內容當時未被吸納到調查當中。據介紹，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所采用的調查體系，借鑒的是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約翰•米勒的標準。原中國科普研究所教授李大光，是將這一指標體系引進到中國的先驅人物。李大光教授早年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將米勒的指標體系帶回國內。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作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都是利用米勒的指標體系進行。

　　在米勒的指標體系設置中，就包括了人們對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技術與社會關系的理解等調查內容。不過在米勒的指標體系中，美國在公眾對“科學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理解程度”進行調查的具體問題設置上，與中國國內的具體做法有所不同。

　　中國科學家們在先后開展的6次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中，將米勒體系中一些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調查內容進行了更換調整。比如，在米勒體系中，其中一個具體的調查內容為：你知道UFO嗎？你對UFO怎么看？在第六次作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時，中國專家刪除了米勒體系中類似的這些內容，因為中國公眾對UFO并不像美國人那樣感興趣。

　　科學家們結合中國國情，將一些符合中國社會現實的內容加到了“舶來”的米勒體系當中。將“求簽”、“相面”、“預測星座”和“周公解夢”融入到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當中，就是其中的一個表現。“這些現象在中國很普遍，除了星座預測以外的3種方式，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程萍博士說。中國縣處級公務員科學素養調查就是根據第六次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的指標體系來設置，把4個迷信的題目保留了下來。結果，這一保留成就了“中國第一份官員迷信調查”。

　　公務員屬于高心理壓力的群體，他們的心理壓力很大。一方面他們要對上負責，一方面更要對老百姓負責，他要做好工作，心理的承受力必須要好于一般人。否則的話，他就承受不了。好多心理學家分析，在高心理壓力人群里，公務員算是一部分，還有高校，另外還有就是高知，也屬于高心理壓力人群。他們心理壓力很大，沒法解脫，精神上又沒有寄托，不知道往哪里解脫，所以他們就相信這些東西，想找一種精神的出路。

　　還有一種觀點，既得利益怕喪失了。因為，一般公務員也好，縣處級也好，地廳級也好，他都有一定的地位和權力，有一定的既得利益。他要是總想著不要丟失，要保住或者讓這個利益更好，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可能就會產生一些相信迷信的想法。還有一種就是貪官污吏！像河北的叢福奎，他貪污那么多，心里有鬼，就生怕哪天落入法網，求神來保佑他，結果神還是保佑不了他。

　　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公務員迷信。歸根結底還是思想上放松了自我教育，放松了對自己政治上的要求，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我們經常說科學發展觀啊，馬列主義啊，三個代表啊，他們時常在嘴上說，實際上并沒有學進去，腦子里裝的是那些東西，讓那些東西占了上風，而正面的東西、健康的東西和科學的東西沒有占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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