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中國革命是什么性質?概而言之,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毛主席說:“每個共產黨員須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無產階級的領導決定了中國革命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要向無產階級革命過渡的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李光耀也和共產黨合作過,但他們革命的目的和中國革命不同,這就是所謂同途殊歸。造成區別的原因即在于指導思想不同,這也是要以思想劃分階級的一個例證。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講了共產主義實現的三個必要條件,即: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的涌流;人們不再奴隸般地服從社會分工;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現在看看這三個條件。
物質資料的極大豐富,怎樣才算極大豐富呢?就是說用不完。那么,什么才是用不完?關鍵是要看你怎樣用。如果要像康有為的女兒一樣,“一天換一套棉被,才覺得是人過的日子”,恐怕地球資源也受不了。如果你的用法是不斷用粉碎機把東西毀掉,恐怕具有這樣生產力的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到來。而如果你吃飯看菜,合理充分地利用資源,則現階級的生產力未嘗供不起。總之,能讓人們衣食無憂,有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并不需要特別發達的生產力。現在許多人之所以還在窮困線上掙扎,共產主義遠遠不能到來,那并不是因為稀缺,而是資本家為實現剝削壓迫而人為造成的結果。
至于分工,原始社會的人有沒有分工?肯定是有的。他們是服從奴隸般的分工嗎?不是。在原始社會能實現的東西,為什么在共產主義社會就不能?即使在今天,家庭成員之間有分工嗎?有的。這種分工是自愿的嗎?肯定是。所以,如果整個社會像中國古代圣賢描述的那樣,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自愿分工也是可以實現的。
再來看勞動。不能說人性是好逸惡勞的。許多老年人,一天不勞動便覺得渾身不對勁,他們不是缺衣少食,而是把勞動當作了一種需要。是不是第一需要,這是文化熏陶的結果。一些人說,人是貪生惡死的。可是古斯巴達人,古羅馬人卻以戰死沙場為榮。人死且不怕,還怕勞動嗎?又不是讓你勞動致死。
終上所述,可以說,馬克思所說的三個條件,今天已經初步具備了。生產力的障礙已經初步克服了,但上層建筑還遲遲沒有革命,所以共產主義還遙遙無期。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的思想的形成,來源于社會存在;社會存在只能以經驗的形式為人所把握;人們唯一能認識的,就是自己的經驗;經驗來自感覺,感覺來自客觀存在。經驗有兩種,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實踐越多,直接經驗越多;讀書越多,間接經驗越多。因此,人的思想的形成,不單來自現有的社會存在,而是來自全部歷史。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現實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初生之人如一張白紙,各種社會在關系在上面描繪自己的樣子。此為存在決定意識。
馬克思主義又認為,意識反作用于物質,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人的特點就是能思想,會行動,思想決定行動。“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同樣道理,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也能被資產階級掌握,變成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物質力量。
終合以上兩點,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雖然在經濟上被消滅了,但他們意識形態的影響還遠沒有結束,一旦時機合適,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復辟勢力。因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表現為意識形態之爭的階級斗爭還將長期存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無產階級革命還遠沒有完成。這種革命區別于過去資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它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里的革命,也即“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是辯證的,不可能只有一個領域的革命,而沒有另一個領域的革命,只有上層建筑里面的積極革命,才能為共產主義的到來創造條件。
一般情況下,人群可以分為三部類,一類是堅定不移的革命派,一類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一類是游離于二者之間的中間派。這三類人的數量關系如同概率論上的正態分布,兩頭小,中間大。第三類人人數最多,對應的人群就是小資產階級,這類人組織性、紀律性差,政治競爭意識薄弱;可塑性強,可以變成革命派,也可以變成走資派。任何人都是君子性和小人性的集合體,無產階級君子性較多,資產階級小人性較多。如果把人比作磁鐵,那么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就顯示出不同的極性來,猶如磁鐵的兩極,而小資產階級則接近中性的鐵,它容易被磁化,和靠近它的磁鐵顯示出相同的極性來。
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變成君子。通常,我們事先并不知道一個人到底是什么性質的,我們的辦法是說服教育,看他能不能被“磁化”,“君子化”。能被“磁化”的,是君子,應該用道德來感召他,這叫做德治;不能被“磁化”的,是小人,則要用法律來約束他,這叫做法治。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沒有法律。其實是有“法律”的,這個“法律”就是無產階級道德。何謂道德?道者,萬物之普遍法則;德者,人之行為法則。德,從行從直,正直之謂也;在心為德,施之為行。所以,德治是法治的內核,法治是德治的外圍。對于人民,我們講道德,對于敵人,我們才講法律。有些人不愿意呆在道德的圈子里,偏要到外面去闖一闖,那么等待他們的,將是法律這個圈子。法治者,不得已而為之也。有道德者必定不犯罪,犯罪者肯定不道德。所以,法治是德治的補充。
法治是服務于德治的,重在賞罰分明,使天下人去惡從善。《三國志》里面講諸葛亮:開誠布公,科教嚴明,懲惡揚善,用法雖嚴而民愛之。法要交給人去執行,交給哪些人呢?毛主席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了以后,干部是決定因素。古人也說:“治國即是治吏”。不論是法官還是干部,都只能從群眾中提拔。用人要用那些德才兼備的人,不可用奸詐逐利之“理性人”。這種人既為逐利而來,必為掠利而去,不可托以重任。誰來監督法官和干部?只能是群眾。只有群眾本身有道德、有組織、有力量,才能保證干部、法官有道德,行不逾矩。真正的法治,只能是這樣的法治。一個全民腐敗,一盤散沙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法治社會。
我們是民主的,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走群眾路線;不是新權威主義,不相信人民沒有專業化的官僚帶領便不能創造歷史,不走“青天路線”。我們講精神激勵,不搞物質刺激;相信道義的力量,不搞誘之以利;相信說服教育的作用,不搞驅之以法。誘之以利,驅之以法,那不是對待君子的辦法,而是對待小人的辦法。你用對待君子的辦法來對待人民,最終得到的是君子;你用對待小人的辦法來對待人民,最終得到的是小人。
有人說,小人雖然人品不好,但小人有能力;我們不需要道德高尚人,而是需要有才能的人;為了發展生產力,用人應該不拘一格;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階段,所以,要“補資本主義的課”。這是徹頭徹尾的謬論。
什么叫做能力?能力體現在解決實際問題之中。能力的高下,在于比較之中:事有難易之分,人有賢愚之別。事情愈是難以做到,能力愈是難能可貴。所以,說人家有能力,那么他辦的事必定是難以做到的。有道德的人有所不為,不是他沒有能力也;沒有道德的人無所顧忌,不是他有能力。認為才能無關乎道德,那是許多人的看法:因為君子愛惜羽毛,小人不避腐臭,而人們經常不知道這一點,以為君子迂腐而小人能干。司馬光說君子愚而小人能,不也是這樣的嗎?
發展生產力真的可以蓋過一切嗎?如果發展生產力有終極意義,那么,人將處于何地?抓革命,促生產,革命是目的,生產是手段,沒有生產,就不能為革命創造條件,沒有革命,生產便失去服務的方向。只提生產不提革命,那是以生產壓革命,以手段壓目的。故革命為綱,余皆為末。
什么是生產力?生產力譬如戰斗力。戰斗力是由兵將的素質和兵將關系決定的,生產力是由勞動者的素質和生產關系決定的。功能決定結構,要什么樣的功能就要求有什么樣的結構;結構決定功能,有什么樣的結構就會有什么樣的功能。所以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過來也決定生產力。采取什么樣的生產關系,要根據勞動者和客觀生產條件來決定。生產關系好不好,看看它能不能產生高的生產力就行了,用不著理論家們來教導。部隊該采取什么樣的兵將關系,也用不著趙括來宣讀、注釋孫子兵法。
有人說,就算小人沒有人品,也沒有能力,但適者生存,這是顛撲不破的一條真理,小人生存能力強,這就是他們存在合理的原因。人的本性是惡的,沒有欲望,就沒有進步。黑格爾說過,惡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沒有小人,這個社會就不能進步。所以,小人對于歷史,也是“功莫大焉”的。
不錯,善惡相成,沒有惡,就沒有善,這就是惡得已存在的理由。惡的價值在于成就善,沒有善,惡也就沒有意義。所以,惡沒有獨立的價值,而只有依賴于善的價值。小人也沒有獨立的價值,而只有依賴于君子的價值。欲望可以促進理想之進步,但欲望本身不是進步的因素。說惡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如同說摩擦力是車子前進的動力一樣,摩擦力本身并不造成車子前進,而是車輪反作用于摩擦力而使車子前進。不錯,沒有摩擦,車子就不能前進,但誰人把車子前進的功勞歸功于摩擦?摩擦力何來的“功莫大焉”?日本人侵略中國,結果倒使中國人團結起來。對此,難道日本人也“功莫大焉”?毛主席說過,應該感謝日本人的侵略,但感謝便要請日本人繼續侵略嗎?顯然不是。同理,小人有成全君子的價值,是不是應該在社會上多造就小人?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有人說,人生的意義就在于競爭,有競爭我們的民族才有進步;只有自由、充分的競爭,我們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人動輒好言競爭,好像競爭有什么終極意義似的,其實不過鸚鵡學舌,自欺欺人。有競爭就有勝負,既然人生的意義在于競爭,在于戰勝別人,那么,競爭失敗的人豈非枉費此生?為了競爭,按照正常的邏輯,人們肯定會引入各種各樣的競爭手段和競爭領域,打劫、殺人最終也會變成生存競爭的手段。事實上,也只有這種競爭才是真正的自由、充分的競爭。在這種自由、充分競爭的“理想”社會里,“人對人都是狼”,人們有無限的自由和權力,只要有那種實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沒有人會去治你的罪。這就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真的是進步嗎?這樣的社會如何會使我們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退而求其次,即使人生的意義真在于競爭,競爭勝出者對我們的意義如何?有人說,日本科學發達,那是亞洲人的光榮,也是我們的光榮。可是,日本人和我們何干?它又不提挈你,不侵略你你就應該求神拜佛了,你還真相信亞洲共榮啊?有人說,美國科學創新,技術進步對世界文明有極大的意義。這說法也不對。比方說,比爾蓋茨開發了新的軟件,它只有為我所用,對我才有意義。我們學會了原來沒有的知識,安裝了原來沒有的軟件,這就是創新,這就是進步。創新也罷,進步也罷,只有自己創新、進步,“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有利于我們創新的創新,有利于我們進步的進步,對我們才有意義。美國又不肯和我們共享科學技術的成果,它進步對我們有什么意義?
離開我們的創新談創新,離開我們的進步談進步,那是形而上學。土石不動,何來的道德?故不可坐而論道;科技日新月異,與土石何干?故不可離開“我”而談創新的意義。沒有器,哪有道?沒有具體,哪有抽象?沒有個人,集體何用?離開人民群眾談什么生產力發展?離開工農兵學談什么國家長遠利益?
無產階級的人生觀是自強不息,不斷超越自己,不斷進步;厚德載物,幫助同志們也不斷進步。這種人生觀既避免了競爭失敗導致的無意義,又有不斷進步的實際意義。這種意義是實在的,具體的,不是形而上學,不是坐而論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才是真正的人生意義所在。
中國古人講性善論,目的是為了約束人們的惡行;西方人講性惡論,結論也是應該約束而不是放縱人類的惡行。在崇洋的中國,傳統早已被資產階級批判得體無完膚,他們從西方泊來洋性惡論,把它當成他們干盡壞事的借口,并把“性惡論”演澤得淋漓盡致。霍布斯講自由,然而他的“自由”發展的結果是必須限制自由;黑格爾講人權,得出結論說,人權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的產物。只有在道德和法律的范圍內,人們才有自由,才有人權。中國的資產階級也講自由和人權,但他們的自由和人權實際就是“無恥”和“縱欲”。這并不奇怪,因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一貫手法:許多西方人的社會學理論,一到中國資產階級手中,就變成他們欺騙國人,破壞人類道德的核武器,實現自己欲望的工具。許多人看不清資產階級的面目,不能識破他們的手法,以為真的有什么人權、自由、法律等普世價值或天下公器,也跟著鸚鵡學舌。
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人權,沒有無產階級的自由、人權。他們鼓吹自由,但他們回避一種自由:暴力反抗的自由;他們鼓吹人權,要求廢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他們犯罪可以免死。他們有時顯得殘酷無比,他們又好像溫情脈脈。他們的所謂普世價值和天下公器說白了不過是欺負工農的工具:為自由是假,為掠奪是真,把工農的絕對貧困說成是適者生存的必然,把自己的巧取豪奪說成是物競天擇的結果;為人權是假,為縱欲是真,不關心工農子女生存的人權,只關心風塵女子賣淫的自由。
列寧說過,法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只有統治階級的法,沒有所有人的法,因為法是掌握在統治階級手里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產階級的法,沒有無產階級的法,資本家的利益就是法;在社會主義社會,只有無產階級的法,沒有資產階級的法,無產階級的善惡是非觀是法。無產階級的法,以義為利,以是非善惡為準繩,只有它,才符合法治的原意,才能構建真正的法治。一個明顯的對比:在社會主義社會,法律不煩而民風樸,因為法維護正義的觀念深入人心;在資本主義社會,法網嚴密而民風悍,因為法維護權勢的說法路人皆知。
所以,不論是人權也罷,自由也罷,法治也罷,在資本主義社會,只能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必須認清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才不會被他們的花招所欺騙。資產階級為實現其復辟事業,編出種種借口,他們常常拿小資產階級的人生觀說事,昨天“物質刺激”,今天“勞動者之積極性”,明天“基本需求”,拼揍沒有理論的理論論證其復辟的合法性,讓小資產階級充當他們復辟的工具。一旦實現其目的,他們就開始收拾小資產階級。這種辦法屢屢得逞。那是因為小資產階級太幼稚,無產階級力量太薄弱,擋不住資產階級的進攻。
毛主席在世的時候,苦口婆心地教育小資產階級,可是沒有用,小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恨不起來。因為有人民政府的保護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他們認識不到資產階級的本性,猶如兒童不知道籠子里溫順的老虎一旦離開籠子的可怕。反者道之動,任何事物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在資本主義殘酷剝削的事實教育下,小資產階級逐漸覺悟起來,他們將同無產階級重新團結起來去打倒資產階級。總之,歷史并未結束,資產階級的統治不會永恒,資本主義最終將被共產主義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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