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的增多損耗了民心，民心的損耗不利于社會主義。于是，腐敗需要認清，懲治，剪除；民心需要整理，明示，引導；而社會主義需要鞏固、加強、發展。
　　當今中國，腐敗現象日增，引起全國一片罵娘聲。而在這一片不絕于耳的聲音中，我也要發點自己的意見與看法了。
　　自1921年以降，中國共產黨打著為全體人民謀幸福，不給自己求私利的旗號，成功為自身安上“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所向披靡，直至中國解放，華夏全線飄紅。在主義與理論上，這是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全面勝利，這不容置疑；在地位與身份上，這是共產黨在成王敗寇的政黨之爭中的全面勝利，又無庸置喙。于是就進入了直到76年結束的躍進時期繼而是之后的改革開放時期。
　　深入的談就需要引進心理學上的兩個名詞：‘超我’與‘自我’，二者組成一個完整的我，簡言之，‘超我’即為他人著想與服務的我，又可稱‘忘我’，‘自我’即為自己著想與服務的我，又可稱‘本我’。二者互為消長關系。革命時期與76年以前的建設時期，都是‘超我’在主導著絕大多數人，革命時期的超我是起了積極作用的，而后者的超我起的卻主要是消極作用。不管積極還是消極，這兩個時期的腐敗現象是極少見的，這為現在的一些“食古”的老者所極津津樂道，并參照現實的不濟，憤慨地說一聲“唉，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了”。但終于，入于了和平生活時代后，不正常時期的不正常“超我”再也超不下去了，被現實的針砰的一聲戳破了球似的肚子，于是鄧小平在思想界大膽壓制了膨脹的超我，抬升了幾乎已被泯滅于無形的自我。毛澤東把人民從“黑暗地什么都看不見”的處境中拉了出來，接著又把他們投入“光明地什么都看不見”的處境中，而鄧小平則又把人民從“光明得另人目盲”之中解脫出來，于是在正常的“心靈的視覺”中，人性慢慢地從“超我”的迷惘、痛苦、徘徊中回歸自我，重新認識了“自我”的存在與價值，也恰如人們在“催眠術”中清醒了來。這是“以人為本”這一進步思想的勝利，是歷史的進步。
　　自鳳陽農民實行土地承包制而打響改革的第一炮，在國家的“超我”的有效地并且逐步完善的宏觀控制與引導下，“自我”的客觀積極性得到爆發性的發揮，取得了十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而愈蓬勃不休地延惠至今。純粹的“超我”雖易于人們的團結，只能去搞革命或去破壞，而在“超我”的有效控制與引導下的“自我”的主體地位的確立，卻是一股積極，穩定，持久，蓬勃的建設力量。于是在這個大環境下，出現了腐敗之類的“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問題，也是社會主義成功向前發展的不可避免的代價，也是必然的了。
　　若說惟以宣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共產黨不應有腐敗現象，否則有受騙的感覺。一則，共產黨主流還是好的嘛！二則，需要見識一下國民的政治修養了，前面說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其另一重要意義是共產黨人的勝利，他們奪了權，坐了江山。這是一部分有血有肉現實的“人”的勝利，而非無欲無愛不食人間煙火的“神”的勝利。他們也會犯錯誤，這是避免不了的。
　　況且，在某些方面，共產黨作為一個現實的黨，一個需要鞏固政權的黨，也同其他政黨一樣，需輔之于必要的政治權術，而政治權術是冷血的，一切以生存，穩定，發展為目的，有時不必趨民心所向。但以我之見，共產黨要生存，確須除腐敗，若危及穩定及發展則不可行，只能在保持穩定地前進發展途中，想法祛除。這種方案的不得已實行，跟很多方面有關，其一重要的方面便是中國的國情。
　　從中國的國情來講，中國幾千年來就是一個以“官本位”為主體的國家，人皆以當官為第一光榮，為第一養家糊口之要務，其間除了少數志在報效，為國民分憂的偉人外，多多的卻是看中了當官乃有利可圖之路，且一向可以買官賣官，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貪污腐敗，魚肉百姓的現象，共產黨本質上雖不同于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但卻存在于中國，也就不可避免地多少延承以上不好的方面，如現在有人哭喊著要求入黨，就是為了能當官，而當官是有利可圖的，自古已然。歷史上就多有以為民開國，又以腐敗誤國的例子，面對這個以前的哪個階級都走不出去的怪圈，毛澤東曾鏗鏘地說：中國共產黨有自信有能力跳出這個怪圈。我們現在正在這個怪圈之中，我也相信能跳出去。
　　資產階級政黨中也不可避免地會有腐敗現象，相比一黨專政的中國而言，資產階級國家中一般有好幾個政黨，客觀上能有效地發揮互相監督的作用，表現形式就是法制系統的極大完善。由于共產黨不具備這些先天上的優勢，只有靠后天的努力來補償，即去完善社會主義法律與監督系統。相比之下，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對腐敗現象的憤慨遠不及中國人民強烈，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一直就生長在自私的環境中，深入骨髓的本質認識是一切靠自己，總比先前生長在“大公無私”的環境中而后又失去的人們在遇到利益沖突時較少牢騷。我認為現在中國人中罵娘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因為不能再吃“大鍋飯”了，于是借腐敗問題，以泄私憤，那其實是很可笑的。
　　在全國上下一片各色的喊打聲中，也有人認為鑒于中國的國情和當前的嚴峻形勢，腐敗現象怕已成社會主義建設這個矛盾中的兩個方面中的一個方面了，應與另一個方面共存，不能趕盡殺絕，仇必和而解嘛！毛澤東因為一貫執行仇必仇到底的做法，中國差點亂了。這是淺薄或別有用心的說法，腐敗是否已成為矛盾中的一個方面，還說不準，即使是也不能只想著共存而忘了斗爭呀，又干嘛不能趕盡殺絕？矛盾的一個方面消失了，這個矛盾的社會主義性質就不存在了，即到了共產主義了，可惜現在還趕不盡殺不絕。
　　共存是客觀上暫時的，而我們在主觀上一刻不能忘了斗爭，否則這個矛盾的次要方面有可能上升為主要方面的，那時一切就都變質了。
　　由以上來說，這改革開放的大業，雖附帶著讓共產黨有能力去懲治的腐敗復蘇蔓延而為害，其功績是主要的，從前吃糠，現在吃上肉了，但端起碗來吃肉，撂下筷子罵娘——我是指借此罵社會主義的——總不好吧！
　　我們總要去掉無益的漫罵牢騷，去深入的思考，積極地去做，在全體國人的齊心協力下，搞好經濟建設的同時，與腐敗作長期的不屈不撓的斗爭，促進社會主義的發展與包括自我在內的全體勞動人民的福祉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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