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馬克思和毛澤東對我影響至深
本刊記者 劉 俊
坦白地講,程恩富不一定是一個很好的采訪對象。他思維跳躍,常常答非所問,剛剛還在談這件事,一會兒又談起那件事,而且每談到一件事就像是一次小型演講。
但他絕對是一個有內容有故事更有思想的人,其實面對他,你不要太多發問,只需要靜靜地在一旁聆聽,聽他講馬克思主義如何創新、社會主義憲政如何改革,這些在常人眼里看來很學術很專業的問題,從他的口里說出來卻淺顯易懂、如沐春風。
盡管不是面對面的采訪,可是從他富有激情的語氣和爽朗的笑聲中你能感覺得到,電話那端的這位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的掌門人一定是自信滿滿,表情豐富,精神亢奮,右手握著聽筒,左手不停地在空中做著手勢。
程恩富的多重身份讓他有著說不完的話題,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 他也因此喪失了許多休息的機會,平常要在社科院處理日常事務,周末還要到外地開研討會。
雖然做了“官”,政務繁忙, 他卻仍然喜歡別人把他當成學者看待,問他有沒有理想,他說辯證法學多了,他的理想都比較現實,可是,回憶起知青時代的理想,盡管看起來有點可笑,但他赫然發現“我的理想并沒有變”。
“那時候,口號比較多,始終講的就是信仰,主要是共產主義,人要有遠大理想,學雷鋒做好本職工作,用傳統的話來講就是要把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跟本職工作結合起來,有很多人認為共產主義是‘烏托邦’,但是我認為共產主義肯定能實現,怎么來實現,我這輩子就是通過理論創新和政策建議推動這一點。”
兩點一線 忙里偷閑
《華人世界》:您最近參與研究的課題有哪些?
程恩富:學術戰線比較長,同時做好幾個項目,有幾個完工,有幾個就上馬了。去年年初剛剛出版《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教育部和上海市的重點課題,最近四五年主要是中外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研究,我搞了個五卷本,8月份在社科院召開出版研討會,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成立以后的第一次研討會。
正在進行的課題包括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理論研究,屬于社科院重大課題,剛剛批準,準備翻譯一批國外馬克思主義名著,第一批10本,將來形成100本。前兩天出席資本論大會,一個主要的薄弱環節就是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了解太少,我就算多的,但也只有十分之一,光美國就有800個馬克思經濟主義和左翼經濟學家,70年代有2000多個。
還有一個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課題,“科學發展觀和改革開放”,全面研究改革開放發展中的問題,反思問題,提出新的理論和政策建議,去年立項批準,3年完成。
《華人世界》:您的普通一天是怎么度過的?
程恩富:七點一刻從太陽宮出發,有專車接送,八點鐘到建國門,八點一刻吃完早飯,到辦公室處理公務,完了開始考慮文章怎么寫,電子郵件要回啊,評審稿子,看雜志。天天坐班,盡管沒規定,但剛成立事情比較多。比如說進五十幾個人,看三百多份材料,都要面試,馬研院沒成立就主編馬克思主義文摘,看大量文章,什么該選什么不該選相當程度上由我決策,《馬克思主義研究月刊》,經濟學稿子也是我審。在馬研院我是直接抓科研的,每月舉行兩到三次學術報告會研討會,都是我來組織,在馬研院主持工作,從規章制度到選人都是我來定,不到一年五十幾個人,要面試,材料要看,工作量比較大。還有十個博士生要帶。
《華人世界》:您平常最大的業余愛好是什么?
程恩富:打乒乓球,社科院高手也很多,上個禮拜剛剛有比賽,交誼舞也跳得不錯,跟我愛人學來的。
馬克思和毛澤東對我影響至深
《華人世界》:您有沒有自己的偶像,他們對您產生過哪些影響?
程恩富:有,馬克思和毛澤東!搞學說就是學毛澤東的戰略戰術,為什么我領導的經濟學創新團隊能在全國領先,為什么復旦大學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會轉移到上海財大,為什么可以和中國人民大學在政治經濟學研究方面平起平坐,人家確認你,我就是學的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怎么從小變大,從弱變強,我領導的創新團隊,從他們水平來說不是一流的,我是領導二流學者做出了全國一流的科研作品。這就是學毛澤東啊,前四次反“圍剿”,以少勝多,解放戰爭也是這樣,怎么才能打勝,這就有科研戰略,主攻什么,不斷創新,提出什么新觀點,在什么問題后怎么才能科學地創新,使得人家肯定你。
從馬克思那兒可以學到,怎么批判借鑒以及創新理論,《資本論》至少引用了一千本以上的書,兩千多個注腳。大量地引用,這么多的過濾,怎么科學批評的,我們看不出來錯,他看得出來,當時重點學這個的。后來我專門鍛煉這種思維,經常找一些人家在激烈爭論的問題,有的不是經濟學方面,先占有兩三種意見的資料,然后我來判斷琢磨哪種理由是對的,這個人三條理由里面兩條站得住,那個人五條三條站不住,然后綜合起來我應該持什么觀點。
用一句傳統的話來說就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看似艱難復雜的問題我可以看到本質。辯論一些問題時,沒有人能辯論過我。后來寫《十問張五常》,用的就是馬克思的那套,十問他也不敢回答,我是全部提問,沒有扣帽子,你持這個觀點就會出現那個問題,持這種意見就會出現那個問題。
《華人世界》:對您影響最深的書有哪些?對您的思想又有哪些影響?
程恩富:《資本論》,精心閱讀,最成體系,分析細致,看過馬列很多書,包括《共產黨宣言》。《紐約時報》選的對世界影響最大的20本書,《凱恩斯通論》第一,其次就是《共產黨宣言》,它簡明扼要,抨擊各種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對于我們今天來識別各種假現象也很有借鑒意義。《資本論》更多是一種學術著作,《共產黨宣言》比較全面,政治、家庭都有的。這兩本書對我的學術功底、理論信仰、思維方法、要站在人民立場考慮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馬克思雖不是有錢人家,但始終不肯放棄為人類謀福利的偉大抱負,從經歷中可以發現,俾斯麥政府兩次派人去說服馬克思為政府服務,馬克思寧愿貧窮,不愿意去。大學教授當不成,業余搞。
《華人世界》:有沒有對您一生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
程恩富:當然有,在復旦讀本科碩士時的老師張薰華,做學問的嚴謹和創新性都學了不少。我一開始先搞外國經濟學說,后來他要我搞《資本論》,等于接替他們搞《資本論》研究,講《資本論》、《消費經濟學》的課,他不光在《資本論》教學上有所建樹,還創了許多第一,《土地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交通經濟學》,他都是理論第一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課上講《資本論》他經常一下子講到環境,我當時在想他是不是跑題了,連復旦大學燒樹葉的事也要說,現在回想起來,他的思想起碼超前了10年。還有一個老師洪遠朋,當過系主任、經濟學院院長,我從他那里可以學習到他的科研戰略,我的第一本小冊子就是在他的指導和催促下產生的,叫《消費理論古今談》。現在的科研最早受他啟發,他很刻苦,有心臟病,中年的時候在復旦成果他第一。碩士論文也是他指導的,是我學術方向的引路人。
學習《烏托邦》的手法寫一本科幻小說
《華人世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成立的背景以及意義何在?
程恩富:兩年前,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去年,中央同意開展馬克思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要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學科體系、理論創新體系,社科院為了配合中央的理論工程建設,在馬列所基礎上,重新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全面開展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研究人員由原來的50多個擴充到現在110多個。
從實踐角度看,改革發展需要新理論指導;從學術角度來看,有批判有借鑒地對待西方學說。西方各種思潮進入中國,需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去辨別它,有揚有棄,有批判有借鑒,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加強研究西方各種思潮,從而獨創我們講的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不僅中國的企業要走出去,中國的文化走出去,中國的學術也要走出去。我有兩句學術發展方針性的口號,建立政界馬克思和學界馬克思良性互動關系,你吸收我的,我吸收你的,學界的馬克思主義應該多學派發展,比如海派經濟學。“前年去中南海講課,開講前,有常委看到我簡歷上有‘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字樣,就問我海派經濟學是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解釋說,海派經濟學是以地域概念稱呼的經濟學概念,理論特征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基點,綜合吸收古今中外各種合理的經濟學思想,獨創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經濟學新范疇。”這是學術繁榮也是馬克思主義學派繁榮的真正標志。
《華人世界》:您的長遠工作目標是什么?
程恩富:我愛人的一個朋友跟她開玩笑說,這輩子甭想他有時間陪你玩了。五六年內,經濟學方面主要進行兩項工作。建立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全新教學體系以及輔助教材體系,現在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三十幾萬字的版本。越南版已經有了,在中國就挑了這一本。打算變成100萬字,跟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一樣。正常的話,五到六年完成。
還要寫一本海派經濟學宣言,《經濟學方法論基本原理政策》。這本專著出來,再弄10萬字通俗本,像《共產黨宣言》一樣。完全可以超過西方經濟學,他們不過是案例集,教師用書。我還想把20本經濟小說、20部電影、電視劇,像《同仁堂》、《子夜》這些小說影視資料,弄成教學輔助教材,這叫形象教學、抽象思維。西方就只知道數理演化,最多搞案例、隨筆,斯蒂格里茨的《短論集》,我也會搞啊,他有的我都有啊。只要思路開闊,靈活掌握辯證法,學會創新性思維,完全可以超越西方教學手段和理論。
還有就是65歲以后寫一本科幻小說。我平常特別喜歡看關于表現八路軍、紅軍的電視劇,兒子就說,什么時代了,還老看這個有什么用,你應該看科幻片武打片。我說我告訴你個秘密,這些我65歲以后肯定要看的,到時候把我們的一些哲理性的思想,關于人類終極關懷的思想,學《烏托邦》的寫法,把我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各種問題以及解決的辦法通過小說的形式寫進去,有些話現實中不大好說,寄托在科幻片中,到時候我要看30部以上科幻小說和電影,學習各種類型的表現手法,吸收他們的藝術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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