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楊毅將軍的兩文兩話
呂加平
2007年2月8日

一
楊毅將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少將，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網上公布了他的兩篇文章和兩次談話。兩篇文章一篇是2006年6月2日發表在《環球》雜志上的《軍方往來能否助推中美關系》，另一篇是同月9日發表在《國際先驅導報》上的《中美軍力“龜兔賽跑”論可休矣》；兩次談話一次是同年9月11日在中國企業高峰會議上的發言，另一次是因為2007年1月9日中國公布了研制成功殲-10型戰斗機并裝備部隊引來國際上新一輪“中國軍事威脅論”抄作而接受中新社記者的采訪談。楊毅將軍在這兩文兩話中比較完整系統和明確地表述了他個人和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對美國全球軍事戰略和包括軍事關系在內的中美關系的看法(見附件一)。
楊毅將軍是中國軍方軍事科學戰略研究專業和教學方面的權威學者和代言人，他的這些觀點可能也代表了國防大學甚至整個中國軍方、乃至中共黨政最高決策層對美國全球戰略和中美軍政經關系的判定和看法，因此必然引起國內外軍事戰略和國際關系界的密切關注，尤其會引起美國朝野戰略研究專家、軍情機構智囊和軍政決策高層的高度重視。但是如果對楊將軍這兩文兩話的觀點進行深入分析的話，人們會提出這樣的一些問題：
1，楊毅將軍說，已經牢牢雄踞世界霸主寶座無任何國家可敵而“一覽眾山小”的美國，“無論是在武器裝備還是在作戰理論等方面都領先其他主要國家十幾年,甚至數十年”，但是“目前正在加大投入，研制許多未來新概念武器裝備，發展全球快速、精確打擊能力。”“可以說美國正在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的技術和資金的投入發展軍事力量。”然而，美國目前和今后仍然如此賣力地擴充先進軍備和提高全球打擊能力，其所要達到的全球戰略企圖，難道真的如楊毅將軍所說的：“就是(為了)永遠保持世界霸主的地位”嗎？或者說，已經強大到了超過世界其他主要國家十幾年、幾十年而沒有任何挑戰對手的美國，為了永遠保持世界軍事霸主地位，還有必要費這么大的力氣，如此“大炮打蒼蠅”地大驚小怪、小題大做、鋪張浪費嗎？
2，改革以后始終在說，中國因為進行“文革”而落后世界發達水平20年，使中國處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可是經過近30年的改革，雖然說中國的國力有所提高，但卻是仍然落后于世界發達水平20年以上。在軍事領域方面，中國的現代化程度在整體上正如楊將軍說的，落后世界發達水平15—25年，而且兩者間的差距仍在繼續擴大。八十年代以后的20多年來，由于對軍事和軍隊建設始終投入不足，致使中國軍隊現代化信息化水平和核心高端軍科技術更是大幅度落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軍隊的武器裝備在質量上甚至落后于一些中小國家，而且優秀人才大量流失。
于是也就引出了這樣三個思考，第一個是：根據有關《決議》和相應宣傳，中國人都認為10年“文革”使中國落后世界發達水平20年是一場大“倒退”大“失敗”、大“災難”，并對其發動者和擁護者咒罵了近30年。可見中國人對國家盡快強大的渴望情結，對“落后就要受欺負”的高度敏感和難以忍受程度，對不能使國家強大反而造成落后的行動視為大敵而深惡痛絕的心理，也對能通過改革開放而使中國盡快強大躋進發達強國之林的強烈希望和企盼之心。可是改革了近30年后，中國仍然大大落后于世界發達水平，而且還在繼續擴大差距而會更加落后，甚至又還產生了諸如貪污腐敗長期泛濫、化公為私明目張膽、兩極分化極其嚴重、敲詐勒索明火執仗、貧富差距驚人懸殊、殘酷剝削沒有商量、官商勾結錢權交易、買官賣官生意興旺、以強凌弱比比皆是、坑蒙拐騙防不勝防、假冒偽劣鋪天蓋地、看病就業重重困難、教育昂貴令人咋舌、不正之風越刮越狂、犯罪活動肆無忌憚、社會治安人心惶惶、道德作風墮落敗壞、黃賭毒黑氣焰囂張、生態惡化日甚一日，環境污染越來越廣、各種資源掠奪破壞，事故傷亡世界之王、騷亂事件此起彼伏、弱勢群體加劇不滿等等等等全方位的嚴重社會問題和潛在社會危機，也就是楊將軍在《中美軍力“龜兔賽跑”論可休矣》一文中說的：“中國面臨著各種國內挑戰”。那么這一切表現又說明什么呢？ 是否也是一場失敗和另一種表現形式的“災難”呢？
第二個思考是：“文革”結束后不久，按照毛澤東所說的“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注1)，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并在1981年6月以“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注2)等為由，對“文革”進行了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并將它定性為“內亂”、“動亂”、“倒退”的“嚴重災難”，“浩劫”之禍，還展開了“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對毛澤東多年‘妖魔化’”(注3)的“非毛”否“文革”運動。
然而在“非毛”否“文革”基礎上按照新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論”(摸著石頭過河)和“先富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三論”搞起來的特色改革，經過近30年的社會實踐檢驗，卻明白無疑地證明了中國仍然落后世界發達水平20年以上，人均落后更是巨大，并產生了以上所列的那么多、那么嚴重并已被毛澤東早就預言而中了的種種損害先進生產力、敗壞先進文化和侵害大多數人權益的黨政社會全面腐敗問題，那么是否也應該再進行一場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讓全國廣大人民來公開判定一下改革究竟是成功了呢，還是失敗了呢？(曾有人統計，28年來已有30項改革措施已經得到了公認的失敗)。而且拿楊將軍的話來說，在軍事上中國不僅在20年內趕不上美國，即使在100年內也趕不上美國。這種使中國永遠落后和更加落后而永遠處于挨打受欺負地位的狀況，何以證明改革要比“文革”“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呢？何以體現“強大了才不會受欺侮”、“在本世紀末(指二十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改革初衷和理念呢？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全國軍民是否也應該再次通過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而展開一場新的“撥亂反正”和“非某”“否某”運動來清算和償還這近30年的“歷史舊賬”，實現中華民族這個已經苦苦追求了100多年的“民富國強”、“富國強兵”的騰飛之夢呢？
第三個思考是：由于過去20多年的誤軍弱軍政策和腐敗侵害，使中國軍事力量更加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對于這種狀況，中國確實如楊將軍無奈而說的“即使在100年內也趕不上美國”，甚至可能永遠也追不上美國了。中國如此落后力弱難以趕美，并且對美國實行不去挑戰的防御戰略，根本不具備對它構成爭霸威脅，可是美國對中國的稍微壯大，稍微有些仍比美國落后的“先進武器”，卻就視為洪水猛獸，大驚小呼“中國軍事威脅”，非要百般“妖魔化”地去嚴加防范和打壓，這是為什么呢？美國在軍事安全方面對中國的戰略，難道真像楊將軍說的是“防御型的”、“防范型的”、“目前主要是防止中國軍事力量的壯大，從而挑戰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優勢地位”嗎？楊將軍難道沒有發現，美國這樣“大炮打蒼蠅”地“防范”和打壓如此落后力弱并且只求和平發展的中國，已經過分地超出了它的“主要是防止中國軍事力量的壯大，從而挑戰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優勢地位”的對華“防御型”、“防范型”戰略要求了嗎？
二
中國在改革以后的近30年中，不僅沒有實現現代化，反倒是越改革越落后于世界發達水平，尤其在軍事上，到現在甚至到了“即便在100年內也趕不上美國”的無奈地步，這是為什么呢？其根本原因，胡錦濤主席給出了答案。
今年1月8日，中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上轉載了曾發表于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報》上一篇標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見附件二)，隨后這篇文章又被《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中央直屬新聞單位以及其他官方刊物和網站廣泛轉載，引起了觀察人士和海內外輿論的密切注意。
該文作者47歲的俞可平是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據國外報道他還有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前沿智囊人物之稱。他在這篇文章中主要傳達兩個信息，第一個是中國應該建立“官員民選、權力受民眾制約”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二個是胡錦濤主席的民主戰略思想。
對于第一個信息，文章說：“民主最實質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的選擇”。“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員要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要得到多數人的擁護與支持；其官員權力要受到民眾的制約，他不能為所欲為，還要與老百姓平起平坐、討價還價”，這樣民主就“是個好東西”。而“如果政府主要用強制手段，讓人民接受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制度，那就是國內的政治專制，是國內政治的暴政”。俞可平在文中強調指出：“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證我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果沒有民主的權利，人類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而“政治民主是歷史的潮流，不斷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國的必然趨勢 ”。“推行民主的手段不應當是國家的強制，而應當是人民的同意”，“應當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選擇”。
怎樣才能做到官員不要上級任命而要通過民選、權力要受民眾制約，而又沒有國家強制、政治專制的政治民主呢？文章雖然沒有明說，但大家也都明白，在由一個政黨獨家集權執政下，官員是不可能由廣大黨員和民眾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公開、公平、公正的條件下選舉出來，并在以后可以對其進行監督制約的，只有建立多黨民主競選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做到。也就是要成立具有獨立政治地位而不受某一個黨領導和控制的多個政黨，并由這多個平等獨立政黨通過各自黨內黨員的公開民主競選，推舉出自己黨的競選候選人，然后再由全體選民根據各個政黨的業績和候選人的治國綱領與能力表現，按照自己的選擇意愿，進行公開投票選舉，并按照以多為勝的原則，將在選舉中獲得多數選票的某一政黨的候選人確定為下一屆執掌權力的官員。另一個或多個選舉失敗的政黨，一面同廣大公民一道，按照法律監督執政黨和官員在執政期間的所作所為，同時為下一屆的全民選舉新官員作各種準備。如果執政官員觸犯法律或嚴重犯法，在野各黨和選民可以啟動法律程序將其處分、罷免或彈劾。這就是俞可平所說的“是個好東西”的民主。而要實現這種政治民主，又正如該文所說的“我們不照搬國外的政治模式”，但“我們要充分吸取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優秀成果”。而這個優秀成果，就是由人民自由選擇和統治的多黨競選和民眾監督的民主政治制度。
對于第二個信息，文章傳達說：“我們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于我們來說，民主更是一個好東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最近胡錦濤主席又進而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
“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胡錦濤主席一言而擊中要害。中國正是因為沒有實行民主政治制度，所以不僅沒有建成社會主義，而且也難以實現能夠達到世界發達水平的現代化，這也就是中國經30年沒有民主改革的“改革”而仍然落后甚至會永遠落后的根本癥結所在。而要想實現現代化趕超世界發達水平，就必須要實行這個“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即被世界公認并已被人類社會長期歷史實踐所證明是好東西的“官員民選、權力受民眾制約”的多黨民主競選和公民公開監督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是如毛澤東曾說過的：“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學之處。我們反對它，只是反對它的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注4)；“蘇聯搞修正主義，德國搞法西斯，相比之下，還是英美民主制度要好些”(注5)。
現在胡錦濤主席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也正是在告訴和指導全國軍民，“有了民主，才有現代化”；只有符合世界民主化大潮流的歷史必然趨勢 ，實行“迄今人類最好”的多黨民主政治制度，才能使中國擺脫落后，實現現代化，真正富強起來。而也正是在胡錦濤主席“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即“有了民主，才有現代化”的民主戰略思想指導下，中國軍隊才會在現代化軍事變革進程中進行了結構性調整和償還“歷史的舊賬”，并在先進武器研制上取得了突破和躍升。對于胡錦濤主席的這個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而能促進和推動中國軍事等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實現現代化的民主戰略思想，楊將軍和已經在償還“歷史舊賬”和結構性調整的軍事變革中深受其益的軍方，應該是深有感受的，也是熱烈擁護和支持的。
三
在楊毅將軍的兩文兩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軍力“龜兔賽跑”論可休矣》的觀點，也就是如楊將軍說的：“中國不僅在20年內，即使在100年內也趕不上美國”。而“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和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中國面臨著各種國內挑戰，中國決不會走與任何國家，特別是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的道路”，因此“中美軍事力量之間不會上演‘龜兔賽跑’的神話”。
把楊將軍的話說白了就是，中國這只與美國相比是只越跑越慢、差距越拉越大的“慢龜”，根本比不過美國這只沒有任何比賽對手而“一覽眾山小”卻仍在越跑越快、越沖越遠的“快兔”。中國既然100年也跑不過美國，甚至永遠跑不過美國，也就寧愿甘當“縮頭烏龜”而執意不去同美國這只“強悍快兔”賽跑，來一個你跑你的，我不賽我的，“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井水不犯河水”，“葡萄就是酸的”，“惹不起，卻躲得起”。堅決不去“挑戰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優勢地位”，讓美國可以“永遠保持世界軍事霸主的地位”，因此“中美軍力‘龜兔賽跑’論可休矣!”。
對于楊將軍的這個“中美‘龜兔’免賽論”，如果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和對華戰略方針確實就是為了“永遠保持世界軍事霸主地位”和為了防御中國軍事力量得到壯大后挑戰美國霸權，這倒還好說。因為美國在看到中國的確再也不可能趕上和超過自己而會永遠落后下去，中國也真的甘當“縮頭烏龜”而決不去比試和挑戰美國，美國的世界軍事霸主的優勢地位根本不會被觸動，于是可能就會相信代表中國軍方發言的楊將軍的“中美龜兔免賽論”，也就會手下留情地放過中國，愿意讓中國成為永遠跑不過美國、不可能對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軍事霸主地位構成挑戰威脅的慢悠悠蹣跚“縮頭烏龜”，甚至會將“中國威脅論”改為“中國無害論”。
然而現在的問題卻是，如果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并不僅僅是為了“永遠保持世界軍事霸主地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也并不僅僅是為了防止、防御和防范中國壯大起來后在地區和全球向美國的優勢地位發起挑戰，這怎么辦呢？如楊將軍說的，美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對華政策從戰略到戰術都是進攻型的，美國就是要“通過各種渠道和各種方式來促使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朝著美國所希望的方向演變”；美國在軍事戰略的戰術上對中國也是進攻型的，而且是“咄咄逼人的。具體表現是，美國調整軍事力量部署和軍事基地布局，加強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甚至印度的軍事關系，強化美臺軍事關系，加大反對和堵截各國和中國開展軍事裝備合作的力度等等”；美國在攻防兼備的對華經貿交往上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進攻型的，它“一方面企圖占領和擴大中國的市場份額，謀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防范和限制高技術流向中國”。而在軍事安全上，楊將軍卻認為美國為了防止中國強大起來挑戰美國霸權，所以其對華戰略不是進攻型的，而是防御和防范型的，認定美國并沒有把軍事力量作為更迭中國政權或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手段。
楊將軍對美國對華戰略的這種判定，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和不合邏輯，因為所有的各種進攻性行動都會引發中美兩國關系的不快和緊張，甚至會發生事端和沖突，也就會使美國在軍事安全上反而變得不安全，從而破壞美國對華的防御性戰略，美國這樣做不是在沒事找事、自找麻煩嗎？因此，看來美國在軍事安全上的對華戰略并不是像楊將軍所說的是防御性和防范性的，而是潛伏有更大的進攻性戰略的內容。而如果美國對中國不僅僅是“防御型”、“防范型”的，而是還具有隱秘的進攻性戰略企圖的話，那么它就很可能會根本不相信楊將軍含有“韜光養晦”、麻痹美國之嫌的話，不會讓中國去當不愿同它賽跑的“縮頭慢龜”，而是會與以朝核爆為契機已在不久前把“防衛廳”升級為“防衛省”而開始向外向型和核武國軍事轉變的日本等盟友伙伴一起，在具體戰術上和整體戰略上都采取種種主動措施，誘使甚至逼迫中國這只實行“縮頭”戰略的“慢龜”同它賽跑，同它進行軍備競賽，就是要把落后中國團團圍住，對中國“兵臨城下”，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引蛇出洞”，非要以強克弱地把中國比輸、拖垮、使其改變顏色和瓦解崩潰不可。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楊將軍所說的中美“龜兔賽跑”神話還休得了嗎？中國還做得到不去和美國進行“龜兔賽跑”嗎？
由此可見，中美“龜兔賽跑”休不休的主動權并不掌握在一廂情愿的中國手里，而是掌握在比中國強大得多也主動得多，而且可以隨意決定是否比賽和支配賽程的美國人手里。而美國能夠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就是要把自己的軍事力量作為更迭中國政權或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威懾訛詐手段—不用軍事打擊和戰爭方式直接進攻你，而是用軍事優勢和戰爭威脅的強大威懾“兵臨城下”、“泰山壓頂”地逼迫你就范，這是一種比直接軍事進攻更厲害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大力度、大包圍進攻性戰略。
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4月1日發生中美撞機事件的幾乎同一天，美國政府公開宣布要戰略東移于亞太，以集中對付被上臺不久的布什總統稱為“潛在競爭對手”的中國，雖然中國在撞機事件上對美國表現得大軟特軟而使美國占盡勝利者的便宜，美國卻因為要戰略東移也仍然把中美關系降到了“冰點”。只是因為不久后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布什政府要趨兵阿富汗、伊拉克去進行“反恐”戰爭，以便控制西亞戰略要地和中東豐富石油，擴大對世界控制的霸權范圍，并獲取大量軍火訂單而大發戰爭橫財(據2月6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報道，今年美國的軍費開支將達到7100多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于伊拉克戰爭)。這時，由于需要中國“反恐”相助，也為了避免東西兩線作戰，就不再輕言會刺激中國、惡化中美關系的戰略東移，緩和了同中國的關系，使中國暫時躲過了美國戰略東移沖擊的一“劫”。但是從那時起直到今日的近5年時間里，美國并沒有停止戰略東移的計劃和步伐，以“反恐”戰爭為掩護而對中國的包圍、遏制、滲透和聯合周邊盟友甚至歐洲伙伴的對華合圍行動和種種逼近部署始終在進行著。甚至把印度也拉了過去，企圖重演1962年利用印度吸引中國注意力于亞印方向的老把戲。不過這次不是因為害怕中國發動出擊亞太的對美“抄后”攻勢，而是反過來要在亞太對中國發起軟硬主動攻勢時使中國受到印度牽制而陷于兩面受敵的困境。可見美國在“反恐”期間對中國悄悄的戰略東移行動已見成效，只是為了避免腹背受敵和因反恐的影響而還未做好準備，所以做得不那么露骨而已。
然而一旦它撤出伊拉克和打壓伊朗而能夠從中東、西亞抽出身來，并壓住意欲再度強大崛起企圖重現前蘇聯雄風而要與美國比試的俄羅斯，很可能又要恢復戰略東移計劃并加緊聯合日韓澳臺等大舉反華了。這個時候，中國又怎么辦呢？仍然落后力弱并存在眾多嚴重國內潛在危機挑戰的中國，在這場美國強迫你參加的“龜兔賽跑”中，能做到不去同美國“比賽”抗爭嗎？中國區區的那點進攻性軍事力量能夠起到“遏制任何對手、使他們不敢輕易進行軍事訛詐和軍事侵略”的作用嗎？如果真的沖突起來的話，武器裝備和信息化、現代化程度依然落后美國幾十年并已經長期遠離了毛澤東全球戰略思想指導的中國軍隊，能做到“戰之能勝”而打贏這場高科技現代化戰爭嗎？對于美國在強大武力壓迫和軍事威懾下對中國進行“民主、人權、金融、經貿、資源、能源”發難的“顏色革命”攻勢，中國能頂得住嗎？改革開放之初，中共避談和拒絕市場經濟，但是后來一方面出自國內經濟變革的市場供求需要，另一方面來自美國西方要求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強大壓力，后來中共只得宣布廢止計劃經濟而實行市場經濟；以前一直諱莫如深、被視為大敵的“人權”，不久前卻也被承認了，現在中國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談“人權”并要維護自己的“人權”了。那么在這次的政治民主改革進程中，如果中國社會內部出現多種力量對這種“顏色革命”予以響應而發生社會危機和爆發動蕩，已與廣大民眾疏遠了的中國黨政軍警能防得住、壓得下嗎？
五
需要提及的是，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相比較，民主黨更注重發揮美國“軟實力”優勢而強調促進國外民主與人權，即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作用，而共和黨則主要依靠超強軍事力量的“硬實力”優勢發揮美國霸主之威的作用，因此民主黨比共和黨更重視對中國的“民主、人權”攻勢。
據筆者所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美國民主黨克林頓政府上臺后，一方面以八九事件為由繼續對中國實行全面制裁，以迫使中國實行有利于美國可以大規模進軍中國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則對中國施加民主和人權的政治壓力，迫使中國當局同意由大陸民間自發組織起來并得到美國支持的、以徐文利為主席的“中國民主黨”合法化，同意該黨在22個省市發展黨員和進行活動。可以說，這個“中國民主黨”是中共取得國家政權以后在中國大陸上第一個被允許成立的、可以不接受、不服從中共領導的獨立合法政黨，由此在中國大陸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兩黨獨立并存的局面。1997年鄧小平去世以后，該黨被宣布為非法，加以取締，并逮捕監禁了徐文利及各地各級的領導人和骨干，但該黨的組織成員及眾多支持者、同情者仍然堅持自己在中國實行多黨民主競選制的政治主張；在擁毛的左派方面，據傳某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在“中國民主黨”建立的同期，以擁毛派為基礎，組織起了有數十萬人加入的中國“馬毛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政黨，即毛派中國共產黨，以區別于現在執政統治的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中共，即他們認為的鄧派中國共產黨，其領導人還曾以該“馬毛黨”的名義向抗洪搶險的解放軍進行過慰問。可以說，這是中國在共產黨運動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第二個共產黨，由此形成了在朝掌權的鄧派中共與在野新建的毛派中共兩個獨立中國共產黨并存的局面。也就是說，在對中國以“民主、人權”攻勢為主的美國民主黨克林頓政府執政期間，中國大陸有三個獨立的黨，即執政的鄧派中國共產黨，在野合法的“中國民主黨”和雖未被批準為合法但人數眾多的毛派中國共產黨，中國大陸真正出現了多黨并存的局面。后來毛派中國共產黨也與“中國民主黨”一樣被取締了，領導人和骨干被逮捕監禁，但其組織成員和廣大工農無產者弱勢群體始終堅持擁毛和為“文革”平反，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民主權力。
到1999年春天時，克林頓民主黨政府為了拔掉原蘇聯即俄羅斯在東歐的前哨陣地南聯盟，消除其在東歐的影響力，為北約東擴掃清障礙，發動了科索沃戰爭。這時，美國最擔心的是中國趁美國在歐洲西線忙于戰爭而無暇東顧之時趁機在亞太東線的臺海發起助俄制美的“抄后”攻勢，因此克林頓政府在戰爭高潮之時又悍然下令轟炸襲擊中國駐南大使館，以觀察中國的動靜和試探領導人的反應。結果發現中國方面極為麻木而根本無此打算和準備。不僅如此，雖然炸館襲擊引發了中國廣大軍民強烈的反美浪潮，成千上萬被激怒了的人們自發涌向美國駐華大使館前，連續一周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更多的中國人在全國各地紛紛聲討美國暴行，北京卻反倒害怕引起風波而對游行嚴加控制，數天后予以制止(從這次反美游行以后直到現在的8年間，中國人自發上街游行被完全禁止和鎮壓)，而且在事后甚至反而指令國務院總理赴華盛頓去搞討好美國的“消氣外交”。這使美國政府喜出望外，于是就在科索沃放心大膽地大打出手，并最終打垮和逼降南聯盟，基本趕走了俄羅斯。而且由于看到中國如此軟弱和怕美，也就大長了美國鄙華、欺華的氣焰。所以科索沃戰爭一結束，克林頓政府即就揮師東向，臺灣李登輝趁機拋出“兩國論”，挑起臺海戰爭危機，美國則又通過支持中國國內的民主訴求、營救民主民運人士和支持法輪功等，再一次向中國發起“民主和人權”攻勢。
六
美國民主黨熱衷于對中國采取“民主、人權”的演變攻勢，現在共和黨也要加強對中國的“顏色革命”攻勢了。
冷戰結束后，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主要區別在于，民主黨實行自由主義的“接觸戰略”，它把軍事力量看作促進建立一個由美國領導而有利于增進美國利益的國際體系的有益工具，所要達到的三大戰略目標是增進美國安全、促進經濟繁榮和促進國外的民主與人權；共和黨實行的是新保守主義的“國防轉型”戰略，它以軍事實力為首要手段，以獨霸世界為根本目的，通過打造出一支全能的軍事力量，來威懾任何可能的威脅和打敗一切可能的對手，即通過果斷使用武力確保美國及盟友的安全；使潛在對手無力同美國進行有效的軍事競爭；威懾對美國利益的威脅和恫嚇；在威懾失效時一舉擊敗任何對手，以此使美國的軍事力量達到了無任何敵手的絕對優勢地位而使之更具主動性和進攻性。
共和黨布什政府上臺后，在老布什政府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即海灣戰爭和克林頓政府科索沃戰爭的基礎上，通過“反恐”戰爭，基本上實現了這個“國防轉型”的戰略目標，打造出了一支無任何對手的強大高科技軍事力量。在此期間，被取締而監禁多年的“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利，在布什政府的交涉下被釋放去了美國，這預示著共和黨也要對中國展開民主與人權的攻勢了。果然，以美國國務卿賴斯在2006年1月18日發表《布局調整—美國的轉型外交》的演講為標志，共和黨布什政府開始實行對別國加大民主與人權攻勢的“外交轉型”戰略，其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如布什總統所說：“支持每個國家、每種文化中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的發展，最終實現我們結束這個世界的暴政這一目標，這就是美國的政策”(注6)。 而布什政府這一“結束這個世界的暴政”政策所針對的最大目標，就是中國，而這也恰恰證明了美國的對華戰略并不僅僅是防御性和防范性的，也不僅僅是為了防止中國對它霸權的挑戰。
因此可以預計：從現在到200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只要美俄矛盾不上升為美俄中三角關系的主要矛盾，伊朗、朝鮮、敘利亞等和拉美一些反美國家的反美行動和國際恐怖活動也不會對美國造成可以轉移其戰略方向的作用，那么不論民主黨或共和黨，都會對中國大打“民主、人權”牌，策動對中國的“顏色革命”。這其中失政8年的民主黨為了突出自己的政績，吸引更多的選票，其對中國的民主人權和反華攻勢可能會比共和黨更甚。尤其如果前總統克林頓的夫人希拉里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話，她為了增加獲勝資本而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將會更加熱衷于對中國民主、人權攻勢的“顏色革命”。最近在美國發生的華人飯店炸雞被誣炸鼠的“雞肉鼠代”案而掀起全美反華人浪潮，以及美國要向世貿組織起訴中國，甚至日本也在抄作釣魚島能源開發問題而制造中日緊張關系等，就是美國將要加大反華力度的例證和信號。而不久前李登輝突然聲稱放棄“臺獨”，也是在表明臺灣將配合美國對大陸由“臺獨”攻勢將轉而采用民主人權攻勢。而在美國總統選舉結束后，如果美俄矛盾仍不突出，其他矛盾也不能扭轉美國的既定戰略方向，那么不論是民主黨入主白宮，還是共和黨繼續連任，都會以無人可敵的超強軍事實力優勢為威懾后盾和壓迫手段，步步緊逼地對中國發動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民主、人權攻勢，策動“顏色革命”。
在此強大民主外力的高壓下，加上國內呼吁應該實行“官員民選、權力由民制約”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還是英美民主制度要好些”、“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等領袖指示的影響和作用，和廣大民眾對黨政社會腐敗泛濫的強烈痛恨，以及對不要“國家強制”的“政治專制”和“政治暴政”而要“民選官、民督權”政治民主的強烈要求，中國社會內部的左右兩大民間政治力量及其政黨又會不顧高壓而重新出現和崛起，全國各省各地更多自發的民間組織團體甚至各色政黨乃至法輪功等，也都會紛紛而出。而且擁毛派會支持始終被當作敵對顛覆勢力而受到無情專政打擊的民主派為在中國開放黨禁報禁言禁而實行多黨民主制的頑強努力，民主派也會支持20多年來吃盡二遍苦受夠二薦罪而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以廣大工農無產者弱勢群體為主體的擁毛派為自身解放的奮力抗爭，雙方求大同存小異，以防被利用矛盾、挑動對立、分化瓦解和各個擊破。而不論擁毛派還是民主派，他們為自身解放的維權行動和為實現中國民主的不懈追求，都應該會得到胡錦濤主席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因為胡錦濤不僅說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注7)而堅決擁毛，而且也已經通過《民主是個好東西》傳達了他的民主戰略思想，也就是主張在中國實行“以人為本”、“民選官、民督權”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民主立國之本，和“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即“有了民主才有現代化”的民主強國之路。因此在擁毛和民主兩大派為實現民主政治的不懈努力下，在胡錦濤民主戰略思想的指導和推動下，就可以組成中共黨內外、民間左中右各派的民主聯合陣線，由此形成中國社會多黨民主政治體制的雛形。而這也很可能就是今后，尤其在中共十七大和奧運會以后，中國社會符合世界政治民主潮流的民主化改革進程政局發展的必然趨勢。
然而另一方面，也如《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所說的：“如果一個國家主要用強制的手段，讓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謂民主制度，那就是國際的政治專政，是國際的暴政。”
因此不難看出，從現在起，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內主張政治民主和執意政治專政的兩派，以及在野的中國社會中所有不滿中共近30年改革中的不良表現和不佳現狀但又都不希望“天下大亂”的各種社會力量，都在以各自不同的心態和準備，等待著既能促進中國民主化變革進程、又可能會造成中國社會動蕩危機的強大民主外力的來臨和沖擊。而又如《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所說的：“無論是國內專制還是國際專制，都是與民主的本質背道而馳”。面臨這種內外壓力，“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如何“推進民主政治”，“需要政治家和民眾的智慧”，“需要精心的制度設計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七
由此可見，美國對擁有強大軍事實力和核武庫而與美爭霸以獲“均勢”地位的前蘇聯，采取的是以“硬實力”為主、“軟實力”輔之的軍備競賽和反蘇抗蘇軍事攻勢壓力，將它比垮、斗垮和瓦解；而對落后力弱根本無法同美比試和挑戰的中國，則是準備采取以強大軍事優勢“硬實力”為威懾后盾而以人權民主“軟實力”為主攻武器的“顏色革命”攻勢，去更迭中國的政權和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而且對美國來說，它對中國這樣做，對自己還有一個“天上掉餡餅”的巨大好處，就是可以輕而易舉、毫不費力地侵吞和占據中國的大量資金財富：因為中國占人口極少數的富人非法聚斂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因此只要中國一亂，這批占有不義之財的貪官富豪有錢人就會攜巨款紛紛出逃到美國西方，中國國內資金就會被大量抽走，而美國對這些逃亡財主則可以留錢而趕人，將這筆巨額不義資產占為己有；因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外匯儲備并大量購買了美國政府的國債，所以只要中國一抗，美國就可以將其凍結，這時中國就會淪落為像討不到自己血汗“工錢”的“農民工”一樣的慘狀。如此一來，中國必會爆發經濟金融危機，而這也更有利于美國對中國策動“顏色革命”。這就是美國對分別由帝國主義國家變來的和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變來的兩個不同國情和國力的社會主義大國，所采取的兩種不同的“和平演變”方式。
因此，楊毅將軍兩文兩話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對華戰略的判定，以及對中美“龜兔”免賽論和“美國并沒有把軍事力量作為更迭中國政權或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手段”的觀點，在筆者看來，似乎有些低估了已雄踞世界霸主寶座和占據全球戰略最高點而又具有200多年大國國際斗爭豐富經驗和老到手段的美國了。實際上美國在二戰結束后展開與蘇聯爭霸的冷戰較量，其全球戰略的企圖和目標，倒真的是為了防止、防御和防范具有強大軍事實力和核武庫的蘇聯染指和奪取世界霸權，以能使自己“永遠保持”在二戰中獲取的和在二戰后擴大的“世界霸主地位”。但在蘇聯這個唯一能與自己抗衡的對手解體而使以美蘇爭霸為主的冷戰結束以后，已打破戰后“雅爾塔”世界格局而穩居世界霸主地位并且無人可敵而“一覽眾山小”的美國，它在冷戰時期為了防止蘇聯奪霸以使自己“永遠保持世界霸主地位”的全球戰略內容和目標已經逐漸地在變了，到現在乃至今后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它已經不是僅僅在為永遠保持世界霸權和防御不可能同它爭霸的中國挑戰而快跑了，而是在追求和實現更深層也更隱秘的全球戰略目標了。因此如果現在還在以冷戰階段的眼光和角度去觀察、思考和分析判斷全球的和中美的戰略關系問題而在戰略研究上不能“與時俱進”，這顯然有些不適應新時代歷史階段的戰略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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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29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注2) 解放軍政治學院資料室和解放軍報編輯部編寫：《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20-29頁。長征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注3) “毛澤東的人民歷史觀”課題組、毛澤東旗幟網站、北京大地微微文化研究所編著：《向往毛澤東—新世紀第一波“毛澤東熱”大潮掃描》，第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注4) 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4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注5) 據一位知情者透露，毛澤東在1964-1965年間，有一次在同幾位秘書談話時問：“你們看這個社會主義能勝利嗎？”在沒有得到滿意的回答后他說：“我看你們年青人都沒有說實話。依我看，這個社會主義很難勝利，……社會主義失敗了，中國有幾個前途，一個是蘇聯的路，一個是德國的路，一個是英美西方的路。蘇聯搞修正主義，德國搞法西斯，都不好。相比之下，還是英美民主制度要好些。”這段談話因為有關的回憶錄未準出版，所以現在還不能作為正式佐證。
(注6 王偉男 周建明撰文：《從“國防轉型”到“轉型外交—演變中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及其對中國的含義”》)
(注7) 同(注3)第113頁                              (1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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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楊毅將軍兩文兩話主要內容摘錄：

楊毅將軍在《軍方往來能否助推中美關系》和《中美軍力“龜兔賽跑”論可休矣》的兩篇文章中都談到了美國目前擁有“一覽眾山小”的超強軍事實力和絕對軍事優勢狀況，并強調指出：“美國無論是在武器裝備還是在作戰理論等方面都領先其他主要國家十幾年甚至數十年。美國目前正在加大投入，研制許多未來新概念武器裝備，發展全球快速、精確打擊能力。”“可以說美國正在以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的技術和資金的投入發展軍事力量，它的戰略企圖就是永遠保持世界軍事霸主的地位。”
    楊毅將軍認為，也正是因為美國的全球軍事戰略“就是永遠保持世界軍事霸主的地位”，所以它“經常夸大其國家安全受到了這樣那樣的威脅”，“高度警惕其他國家軍事力量的發展對其構成挑戰”。以此為由，它“要調整全球軍事基地，在關鍵的戰略和戰役領域內繼續投資，發展持續監視、遠程打擊、隱身、作戰機動能力，在戰略距離作戰的空、海和陸地力量。”
楊毅將軍在以上兩篇文章和2006年9月11日及2007年1月9日兩次談話中又著重談到了中國目前和今后的軍事情況和中美軍事關系。楊將軍說：“中國目前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正規軍。但是由于長期投入不足，在世界范圍新軍事變革不斷深化的進程中，中國與發達國家在軍事領域中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還在繼續擴大。”“特別是，隨著國家利益日益拓展，中國維護國家利益的軍事力量滯后的問題日益突出。”這“使得我國國防與軍隊建設已經滯后于國家其他領域建設的步伐。中國國防工業發展水平，特別是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核心高端軍事科學技術大幅度落后世界發達國家。”“中國軍隊尚未完全實現機械化，離建設信息化軍隊距離更遠。” “不但武器裝備落后于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連優秀的人才也保留不住，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即使與一些中小國家相比，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的質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楊毅將軍接著說：“近年來，中國在經濟實力增強的前提下逐步加大了對國防和軍隊的投入”，“主要是進行結構性調整和償還‘歷史的舊賬’”“加速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軍事變革。”“但是，單個武器平臺的升級不能代表整個武器系統作戰能力的總體提升，特別是不能標志著信息化條件下作戰能力的大幅提高。許多西方國家的軍事專家都承認，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在整體上比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落后至少20年。”目前中國軍隊的“現代化程度很低，與發達國家相比，整體上要落后15～25年。”
楊將軍因此斷言：“中國不僅在20年內，即使在100年內也趕不上美國。這是因為，美國不會躺在那里睡大覺，中國也不會走超級軍事大國的道路。”“中國堅持奉行防御性的軍事戰略，但這并不意味著不發展進攻性軍事能力。” “中國的軍事力量是在國家利益受到侵害時進行反擊，作為一種戰略防御力量遏制任何對手，使他們不敢輕易進行軍事訛詐和軍事侵略。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和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中國面臨著各種國內挑戰，中國決不會走與任何國家，特別是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的道路。”因此，“中美軍事力量之間不會上演‘龜兔賽跑’的神話”，“中美軍力‘龜兔賽跑’論可休矣！”
但是楊毅將軍又指出：“外部制約我們發展軍事力量的因素卻在不斷加大。在形形色色‘中國威脅論’中，‘中國軍事威脅論最為突出。’”“中國一再被貼上‘軍事威脅論’的標簽，一再被‘妖魔化’。炮制這種論調的用意”，是企圖“誤導國際輿論以便對中國國防現代化進行‘戰略圍剿’”。
楊將軍特別提到：“當前美國把關注的重點聚焦到中國身上”，“在五角大樓不久前公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說：‘在崛起的大國之中，中國最有潛力與美國軍事競爭和使用破壞性武器，美國如果不采取應對戰略，傳統的軍事優勢將在一定時間內消失。’” “在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一些國家不斷掀起的中國‘軍事威脅論’的浪潮中，中國發展軍事力量的正當需求，被炒作成為破壞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的威脅；”其企圖是“先把‘中國軍事威脅論’炒作成一個地區或全球輿論焦點，把中國置于‘被告’地位，剝奪中國的‘話語權’”，并試圖“誘使中國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進程中出現非理性的行為，從而陷入‘安全困境’”。
對于“美國對華政策的”這種“攻防思維”，楊將軍歸納說：“在不同領域奉行的戰略和策略也是有所側重而不盡相同的。”
“在政治與意識形態方面，美國對華政策在戰略和戰術上都是進攻型的，美國企圖通過各種渠道和各種方式來促使中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朝著美國所希望的方向演變，美國政府領導人和學者對此從不掩飾。”
　　  “在經濟貿易方面，美國的戰略和戰術是攻防兼備型的，美國一方面企圖占領和擴大在中國的市場份額，謀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防范和限制高技術流向中國。近幾年來，美國對華出口總量激增，但高技術的出口卻連年下降。”
　　  “在軍事安全方面，美國對中國在戰略上是防御型的，或者更加精確地說，是防范型的，至少在一定時期內還不是進攻型的。美國并沒有把中國軍隊當作現實作戰對象，美國并沒有把軍事力量作為更迭中國政權或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手段。目前主要是防止中國軍事力量的壯大，從而挑戰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優勢地位。”
“但是在戰術上，美國的進攻則是咄咄逼人的。具體表現是，美國調整軍事力量部署和軍事基地布局，加強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甚至印度的軍事關系，強化美臺軍事關系，加大反對和堵截各國與中國開展軍事裝備合作的力度等等。因此美國對開展中美兩國之間的軍事交流存在巨大的政治和戰略疑慮。” “中美兩國在軍事安全方面相互猜疑依然很重，缺乏戰略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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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民主是個好東西 
（原文載于2007年１月５日《學習時報》，作者：俞可平 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對個別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對一些官員而言的；它是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的。坦率地說，對于那些以自我利益為重的官員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個好東西，還是一個麻煩東西，甚至是一個壞東西。試想，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員要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要得到多數人的擁護與支持；其權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約，他不能為所欲為，還要與老百姓平起平坐、討價還價。單這兩點，很多人就不會喜歡。因此，民主政治不會自發運轉，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員去推動和實踐。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什么都好。民主決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民主確實會使公民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從而可能引發政局的不穩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復雜和煩瑣，從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復復的協商和討論，常常會使一些本來應當及時做出的決定，變得懸而未決，從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還會使一些夸夸其談的政治騙子有可乘之機，成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可以為所欲為，能解決一切問題。民主是一種保障主權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類眾多制度中的一種，主要規范人們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規范人類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內在的局限性，不是萬靈藥，不可能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但民主保證人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民主不僅是解決人們生計的手段，更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不僅是實現其他目標的工具，更契合人類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沒有民主的權利，人類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就沒有痛苦的代價。民主可能破壞法制，導致社會政治秩序的一時失控，在一定的時期內甚至會阻礙社會經濟的增長；民主也可能破壞國家的和平，造成國內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數專制獨裁者送上政治舞臺。所有這些，都已經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出現過，并且還可能不斷再現。因此，有時民主的代價太高，甚至難以承受。然而，從根本上說，這不是民主本身的過錯，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過錯。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觀規律，不顧社會歷史條件，超越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不切實際地推行民主，結果只會適得其反。一些政客則把民主當作其奪取權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義，嘩眾取寵，欺騙人民。在他們那里，民主是名，獨裁是實；民主是幌子，權力是實質。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是無條件的。實現民主需要具備相應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條件，不顧條件而推行民主，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性的結果。政治民主是歷史潮流，不斷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國的必然趨勢。但是，推行民主的時機和速度，選擇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則是有條件的。一種理想的民主政治，不僅與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地緣政治、國際環境相關，而且與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政治人物和國民的素質、公民的生活習慣等密切相關。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眾的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政治也是一種政治藝術。推進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設計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說民主就可以強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實質性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的選擇。盡管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組織，都無權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義下去強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啟蒙，需要法治，需要權威，也需要暴力來維護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應當是國家的強制，而應當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統治，就應當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選擇。從國內政治層面說，如果政府主要用強制手段，讓人民接受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制度，那就是國內的政治專制，是國內的暴政；如果一個國家主要用強制的手段，讓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謂民主制度，那就是國際的政治專制，是國際的暴政。無論是國內專制還是國際專制，都與民主的本質背道而馳。
我們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于我們來說，民主更是一個好東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最近胡錦濤主席又進而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當然，我們正在建設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吸取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優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們不照搬國外的政治模式。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也必須密切結合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條件。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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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不完全統計，28年來已經毫無疑義、
得到公認了的失敗的改革，主要有30項：

1．夏時制。實行了幾年，就取消了。
2．分餐制。鼓吹了兩年，就無聲了。
3．企業承包制。本意是提高企業效益，結果卻是虧空了國家和集體的企業，富了承包人。
4．市管縣。本意是促使城市生產力向農村擴散、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結果卻變成了市吃縣、市刮縣，削弱了
農村經濟，不得不醞釀省管縣。
5．干部改革。本意是實現干部“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結果卻成了賣官鬻爵，官多為患，九
龍治水，腐化墮落。
6．機構改革。本意是精兵簡政，結果是愈精愈庸，愈簡愈腫，臃腫不堪，禍國殃民。
7．國企改革。本意是搞活國有企業，結果卻是國有企業從多變少，從大變小，由盈變虧，由有到無。
8．工業改革。本意是降低消耗、提高效益，結果卻是資源消耗有增無減。
9．鄉企改革。管理機構從無到有，本意是確保鄉鎮企業健康發展，結果卻是鄉鎮企業大起大落。
10．農村改革。本意是建設希望的原野，結果卻是農村越來越落后、農民愈來愈貧困。
11．礦產改革。礦管機構從無到有，本意是保護礦藏資源、科學開發，結果卻是礦藏資源愈采愈亂、嚴重浪
費。
12．環保改革。環保機構從無到有，本意是保護生態環境，結果卻是生態環境愈來愈劣。
13．土地改革。土管機構從無到有，本意是保護國土資源，結果卻是水土流失和浪費愈演愈烈。
14．質量改革。質量監督機構從無到有，本意是強化質量監督，結果卻是假冒偽劣日甚一日。
15．教育改革。教育立法從無到有，本意是普及教育，結果卻是文盲半文盲愈來愈多。
16．高校改革。大學及畢業生越來越多，本意是培養更多的人才，結果卻是成才的愈來愈少。上學費用卻越
來越高。
17．科技改革。機構人員越來越多，本意是以科學技術為第一生產力，結果卻是科技競爭力愈來愈低。
18．醫療改革。本意是更好的“救死扶傷”，結果卻是從預防為主變成了賺錢為主，農村從合作醫療變為缺醫
少藥，城市從公費醫療變成窮人看不起病。
19．住房改革。本意是為了越來越多的人有適宜的住房，結果卻使愈來愈多的人沒有了適宜的住房。
20．金融改革。機構人員越來越多，本意是發揮金融的現代經濟核心作用，結果卻是壞帳爛帳愈來愈多、自
顧不暇。
21．法制改革。法律規范越來越多，法紀機構越來越強，本意是規范行為、維護法紀、加強預防，結果卻是
違法亂紀愈來愈多。
22．治安改革。治安力量越來越強，本意是強化治安、減少犯罪，結果卻是社會犯罪愈來愈甚。
23．安全改革。安全生產機構從無到有，本意是實現安全生產，結果卻是安全事故愈來愈多。
24．德治改革。本意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以德治國，結果卻是吃喝嫖賭泛濫成災，坑崩拐騙興旺成風。
25．民主改革。取消“四大”，本意是防治妖言惑眾，結果是網絡乘虛而入、反倒比“大鳴、大放、大字報、
大辯論”來勢更兇猛，更隱蔽。
26．憲法改革。取消了罷工自由，本意是保護生產和社會秩序，結果卻是集體上訪和暴力對抗問題愈來愈突
出。
27．部分人先富、共同致富改革。本意是先富帶動后富，結果卻是先富的越來越富、沒富的愈來愈窮，不僅
“三大差別”，而且地區差別也愈來愈大。
28．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本意是發展生產力、實現民族復興，結果卻是經濟越來越繁榮、生產力越來越
落后、社會越來越扭曲，人生越來越痛苦，不得不確立起“三個代表”和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思想。
29．開放改革。本意是引進先進技術、管理和資金，提升生產力水平和發展速度，結果卻是不僅沒能引進先
進的技術和管理，反而引進的是資本主義原始生產方式、中國變成了世界的“血汗工廠”。尤其是，引進
外資現今已演變成為了當年的鴉片貿易一般，在摧殘著中國經濟的體魄和脊梁。 
30．社會主義改革。改革的本意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結果卻是社會中的社會主
義成份越來越少、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愈來愈小。
附件四            呂加平致楊毅將軍的信：
楊毅將軍：您好!
年初給您寄去了《風云突變的一九六二年》書稿的第五章，不知您收到否？實際上這本書稿是我寫作計劃“巨變”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下面兩部是《形勢驟變的一九六三年》和《世界巨變的六四、六五年》。現在第一部的整合修改還未進行，下面的《驟變》和《巨變》已準備了一些史料，但也未動筆。我研究冷戰史，主要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吸取歷史教訓，為今所用。您在初讀了《突變》的前四章書稿后給我來函說“深受震撼”，我相信等我寫好后兩《變》您看后，也會感興趣的，因為從1963到1965年間的國際動蕩中鮮為人知和熟視無睹的歷史史實和戰略機密太豐富精彩了，而這對分析研究現實國內外形勢和戰略問題是大有用處的。
不久前我在網上看到了您的兩篇文章和兩次講話，使我知道了您的戰略觀點,于是我就您的這兩文兩話寫了一篇萬余言的評論文章，現發給您，僅供您參考。說得不妥之處，請您批評指教。
您是現役現職的中共將軍，我是在野退休的無黨草民(我曾經的最大官銜是1963年被授的下士軍銜，而且始終沒有加入任何黨派)，您在官方體制內，我在平民“草窩”里，盡管各自研究條件、觀察角度和思維方式不盡相同，但我們都在為國家和民族專事戰略研究。而您是海軍，我的父親以前也是海軍，而且是中共第一支海軍部隊的創建者之一。
我父親抗戰前是上海嘉定一位小有名氣的中醫，1937年“8-13”上海淪陷后日寇在滬郊燒殺搶掠，我祖父被日偽槍殺在陽澄湖的逃難船上。國難家仇，使我父親滿腔怒火，他當即拿出全部治病收入和賣掉田地，購置了一船武器，在家鄉外岡組織起一支抗日游擊隊打擊來犯日偽，外岡游擊隊就此名聲大振。后來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陳丕顯與我父見面，又派出一些上海的中共黨員骨干和包括我母親在內的大批抗日愛國青年加入到該游擊隊中，使之成為當時上海地區最大的一支中共抗日武裝。1938年中共新成立的新四軍派遣以葉飛為司令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挺進到上海郊區，在嘉定與外岡游擊隊會合，并一起襲擊了日軍虹橋飛機場，當場擊毀敵機五架，沉重地打擊了日寇，引起上海乃至全國震動。后來我父加入了中共，已壯大起來的外岡游擊隊被正式編為新四軍正規部隊，成為一個支隊。由于該部隊大多是上海江浙人，又多有船只，善于水上和海上作戰，以后又繳獲了一些敵偽水上作戰武器裝備，所以新四軍就以它為基礎，由我父等人具體組建了一支水上部隊。后來擴建為中共第一支正規海軍部隊海防旅，我父為政委，屬粟裕的一師和譚震林的六師共管，抗戰期間與日寇多次海戰，還渡海血戰開辟了浙東根據地，我父為第一任書記。我的一個舅舅在同日寇的河汊戰斗中犧牲。解放戰爭時，該旅擴編為海防縱隊(師)，我父為師政委。該海軍師用木船與國民黨軍艦在吳淞口和東海進行過多次抵近激戰，多次重創了敵艦，創造了木船打軍艦的奇跡。解放后中央軍委以三野的這支海防師為基礎組建了東海艦隊，我父親的許多戰友部下都留在新建立的海軍里，有不少作為領導力量和基礎骨干被調往各個新建艦隊和造船廠，他的一位警衛員現在北京海司干休所(副軍級)。
我在抗日戰爭時隨搞地下工作的母親在上海，多次險遭日寇毒手。解放戰爭時母親奉命北撤，把我寄養在上海一個中共地下工作站里，又多次歷險，直至上海解放，全家團聚。剛解放時我還同父母一起乘一艘炮艇出長江吳淞口到東海巡游了一次。后來我父親因在淮海戰役的海戰中負傷腿殘，被轉業到地方，又因以前曾是中醫，中央就要他創建新中國的中醫事業和中醫體系，負責全國中醫，所以有“中醫將軍”、“中醫司令”、“新中國中醫事業奠基人”的美稱。“文革”后，他與好友、曾是您們國防大學政委的李德生將軍共為光明醫院的名譽院長。他于2002年12月去世，享年90歲，他的一個心愿就是中國應該有自己國家的航空母艦。我的另一個舅舅抗日時隨我母親一起加入了外岡游擊隊，以后在新四軍海軍部隊，專事情報通訊，解放后到蘇聯進修后先在南京高等軍事學院、后在您現在所在的國防大學任教官，后調總參，現也已去世。
我的一個堂兄也曾是海軍，所以雖然我后來參加了陸軍，但我同海軍是有些緣分的。而且我認為，中國現代化軍隊的基礎和主力，應該是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中國海軍必須要有多支航母艦隊。沒有強大的航母艦群和海軍陸戰隊，中國就難以保衛自己的國家安全和全球利益，無法成為可以馳騁全球大洋的海洋大國，也難以崛起騰飛。聽說現在我國已在建造自己的航母了，我非常高興，祝早日建成下海。
好! 就寫到此，以后再聊，等您回音。
祝好!
                                                 呂加平     2007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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