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生的基礎

    李樹橋說“在民生、民主兩大主題上，緊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旋律，研究改革開放進程中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探索解決的有效辦法，積極向有關方面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好，這就照辦。
    十七大報告關于“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講了六個方面，很暖人心。但是我現在只能說“ 關鍵在落實”，不能再象過去那樣，把自己的一廂情愿的看法，附加在十七大通過的胡錦濤報告的某些論點上。
    這并不是說我只聽報告，什么都不想，我在認真思索的。我思考，我國現在到底處在什么歷史階段上，我國社會立在什么基礎上。對這些問題，我原來已有看法，現在則是在進一步反思。對這兩個問題，需要認真思考才行。現在只就改善民生來說。
    優先發展教育，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報告講這些都好辦，國家現在有錢，可以加大公共服務領域投入。過去國家在每年只有幾百億到幾千億國民生產總值的時候，這幾方面都辦得到，雖然低水平，但在逐步提高；現在，單是財政收入就差不多四萬億，國有企業的盈利還沒有計算，就是按照改革前的制度，在這幾方面也會辦得比過去好幾十倍，何況現在是以人為本。現在國家有這個財力基礎，就等政府按黨的十七大要求辦了。十七大新華時評說的好，“ 關鍵在落實”。
    完善社會管理方面，關鍵在認真進行“先進性教育”和反腐敗。成功決定于黨自己，一認真，就好辦。
    我認為難的是下面這兩個問題上：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對此，我反思了2006年6月5日寫的《分配問題》，認為那時的基本觀點還是正確的。
    我現在仍然認為，“分配問題的解決，非常困難，可以說，在私有制經濟已占一半的情況下，不可能實際解決，僅能作一些調整，有所緩和而已。這種情況，和反腐、打假一樣，都是‘斬草不除根’。”
    我把《分配問題》鏈接在后，現在要作幾點補充。
    一是，重慶、成都的讓農民將土地入股的所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將是又一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理論類似于上世紀精英們提出的把國有資產股份化給職工，實踐類似于 “買斷工齡”——實質是贖買工人階級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農民將土地入股的實質是贖買農民對集體所有制土地的占有權，讓經理們“拿社會的財產，而不是拿自己的財產來進行冒險”（馬克思語），最終把農民從小資產者變為無產者。
    二是，國家強制性的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必然要遇到資本家直接的和迂回的抵制，華為“辭職門”便是典型的實例。
    三是，通過二次分配給人民增加的收入，大部分將會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比如提高物價，重新轉移為資本的利潤。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民生問題的真正解決，只能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鄧小平說的對，“在中國現在落后的狀態下，走什么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這就又回到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來了。”
   

[相關鏈接]

 分    配    問    題 （2006年6月5日）

    ……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會議。會議強調，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關系到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抓好。
    是的，現在日趨嚴重的兩極分化問題，正如鄧小平所指出，關系著改革走上了什么道路的根本性問題，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抓好。中央這次會議，給了那些認為財富還不夠集中，貧富還需要拉大的觀點一記棒喝。
    近來，中央集中力量解決改革進程中發生的問題，注意了改革的科學性、協調性、普惠性和國家安全。我為之鼓舞。
    但是，分配問題的解決，非常困難，可以說，在私有制經濟已占一半的情況下，不可能實際解決，僅能作一些調整，有所緩和而已。這種情況，和反腐、打假一樣，都是“斬草不除根”。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指出“把所謂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質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馬克思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資料的分配，則表示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已經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告訴我們：分配是所有制決定。貧富懸殊，私有制是根。只要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人人都靠勞動生活，收入差距就不可能太大，在今天的生產水平上，絕大多數人會過著安康的生活。一定有人要說：寧愿收入差距拉大，也不愿意過平均主義的貧窮生活。這話過去已經講了很長的時間，現在看來，“寧愿收入差距拉大”這半句肯定不對了。群眾已經明確地反對“一邊吃肉，一邊娘”，并不因生活提高了，就可以容忍收入差距拉大。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于以徹底否定，把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提到“全局”上來了。后半句話當然對，但是，公有制必然要過平均主義的貧窮生活嗎？回答只能是否定。以后來討論它，現在議題是分配。
    國家可以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在國有企業、國家機關里，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體系，是可能而且應該的，因為，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屬于國家所有，國家完全擁有處分自己財富的權利。我認為，國家可以通過國有企業和國家機關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而促進社會收入的公平公正，這是一個合理的途徑；但是，在私有制經濟已占一半的情況下，不可能實際解決社會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問題，也僅能作一些調整，有所緩和而已；并且，如何改革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機關收入分配制度，面臨著重大的理論問題。這方面我們在稍后來探討。
    在非國有企業里，國家不可能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手段來解決那里的分配問題，這在理論上十分清楚。什么叫“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體系”，我在本文開頭所引的馬克思的論述已經說清楚了：在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工人只有自己的勞動力的情況下，工人領工資，資本家得利潤，這就是“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體系”。資本家與工人這兩部分人群處于對立關系，工人增加收入，資本家就會減少利潤；而資本的本質就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因此，它總是把工人工資壓在勞動力的價值之下，和工人的利益沖突永遠不可能解決。正是這種矛盾和對立，維系著資本和勞動的關系，要解決這個矛盾和對立，就必須要破壞這種關系。而這必然要和現行政策和制度相對立，在私有經濟已經占有一半比重的情況下，將必然要引起社會的大動蕩和經濟的大破壞。這樣做不行。解決矛盾要從長計議，決不要去空談“公平公正”和“正義”。經濟規律是不可違反的，違反了將要受到懲罰。
    既然我國搞了市場經濟，工人群眾的收入，就只能通過市場來調節。在大量下崗工人存在，而且很長的時期里都必將有大批的、源源不斷的農民進城務工，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勞動大眾將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國家不可能用行政手段強迫資本所有者提高工資。用經濟手段，比如象上面說的提高大國有企業職員工資的辦法，來影響資本家也提高工人工資，不根本解決問題，作用也有限。
    還有兩大人群，一個是農民，一個是下崗職工和待業人員。
    農民是最多的一個人群，他們在承包的土地上生產，現在基本還是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從趨勢上講，生活會相對地日益貧困。國家一直注意了這個問題，每年都作為一號文件要處理的事情。隨著工業化，這群人將分化，一部分會轉化為工人，甚至當老板，絕大部分人只要沒有大的天災人禍，在政府的照顧下，可以穩定地生活，但要想短時間有大的提高，不可能。
    下崗職工是個困難群體，這部分人大多沒有很高的技能和年齡較大，再就業困難，過去在政府扶持下自謀生計，少數人發了，大多數人則繼續在掙扎中。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王建倫“建議要疏通先富起來的人幫助后富的人，政府要出政策疏通財富捐獻的渠道。”我認為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只起點安定社會的作用。
    這兩大人群的收入的提高，根本在于發展生產，二次分配只能作點調節，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
    我絕對沒有否定國家對分配的作用。正如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給康.施米特信中說的：“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又為什么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但是，分配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決定于生產條件的分配這一經濟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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