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與人治

    新華網和人民網關于華為“辭職”、沃爾瑪裁員的報道和評論，大多是說華為等“誤解”了勞動合同法，就事論事者多；中國青年報記者王超報道，11月3日下午，在北京大學《2007中國人力資源服務產業白皮書》首發的新聞發布會現場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中國勞動科學院、人事部人才流動開發司有關負責人被問及華為事件時，他們要么反問記者“你怎么看”，要么說“不好評價”。“這個事將來會有說法，現在不能說。”現場一位官員對記者連連擺手說。
    精英們對這樣的事情總是鴉雀無聲，連平時喜愛抽象的空話也不說。我也喜愛抽象，不同的地方是我從具體中抽象，上一篇《資本對博法治》后面就抽象，說無論裁員風潮如何了結，都是給我們上了一堂法治課。我在從華為“辭職”、沃爾瑪裁員對付勞動合同法這個具體的事件中，思考民主、法治與人治問題。 
    民主，法治、人治，爭論了很多年。我們都贊成民主和法治，但有些人只講形式，很少觸及實質，看來除了我，沒有人公開贊成人治。所謂“沒有人公開贊成人治”，就是說，許多人實際也搞人治，但口頭上卻要只主張法治。我堅持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對任何事物都要分析，沒有分析，就不會有綜合，不可能有正確的認識。
    我認為，民主包含法治、人治的矛盾統一。沒有人治，不會有民主，沒有法治，民主就成無政府，一般說來，人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處于民主的主導地位。這個道理很簡單：沒有人，那有什么民，誰來立法和以法治國？沒有人民，不會什么民主，也不需要什么法治。法是人立的，是須要人來執行的，總之，沒有人就沒有社會，社會沒有了，還會有什么民主與法治。沒有人，什么事情都辦不成。
    許多人都講民主法治，精英們明確反對人治。他們談民主，總有講民主選舉，但是好像不知道選舉就是選人治，不是選法治。
    毛澤東說，政治路線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許多人講民主，就是民主選舉啦、民主決策啦、民主管理啦、民主監督啦、等等，有誰想到過造反也是一種民主形式？當年毛澤東拉隊伍上井岡山造蔣介石的反，大家都知道是武裝斗爭，都說開啟了新的民主革命，但是講這是一種特殊的民主方式的，看來還沒有。
    我在2007年6月2日《我對民主選舉的思考》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實際分析還可以發現，現實的民主選舉有一個特點或者也可以說是規律，各階層人民的代表實際不是經過選舉產生的，而是通過日常的社會活動和斗爭中產生出來的。一種代表來自各種團體和組織，他們代表的是已經形成的各種社會力量；一種代表是群眾中涌現出來的代表人物。如果前一種代表是代表人民的，就能夠吸收后一種代表融合在一起代表社會各階層民眾，國家政權可以通過選舉形成相繼交替的一屆屆政府；如果兩種代表不能融合在一起代表社會各階層民眾，政治就出現危機，這時候國家政權不能由選舉來繼續，而要通過某種革命產生。選舉和革命，都是爭得民主的不同力量的較量的不同手段形式；看起來選舉很民主，但是革命的發生，就證明選舉已經不能實現民主，革命才能爭得真正的民主。孫中山所代表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所代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是通過暴力實現民主的在近代中國的兩個典型。”
    2007年6月4日《我對民主決策的思考》中又說：“現代民主決策基本上還是所謂精英民主，民主決策常常是表現為舉手表決或投票表決。這種決策形式上是民主的，實際上不一定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群眾的意志在不能通過體制內表現，就可能以街頭形式來表現。我們應當避免街頭民主，它的破壞性很大。因此要讓民主決策貫徹于決策的全過程，一開始就要聽取民眾的意見。這方面已經有許多形式，如領導人訪問民眾，總理請農民到中南海作客，上網，開聽證會，試點、蹲點，等等，總之，盡可能多和群眾接觸，使領導和群眾相互了解。現在網絡可以為領導與民眾構造了直接聯系的橋梁和平臺”。順便說，某官方網總是封鎖所謂有“敏感”內容的文章，能說這是民主的嗎？能解決什么問題？不“敏感”的文章，對領導層有什么價值作用？不痛不癢，毫無味道，看了有什么意思？

    華為洗牌、沃爾瑪裁員，許多人說是規避法律，我引用時打了個引號，資源開發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肖鳴政比較支持我，他稱“這些企業的做法是在消極執行法律和政策”。不過我還要“右”些，認為他們善于運用民主與法治。外國的資本家在民主與法治中生活了幾百年，對民主、法治與人治的了解，比中國的理論家深刻多了。據說華為有著強大法律專家資源，但是責令旗下工齡滿8年的員工，主動辭職，重新競聘有敗著，沒有弄懂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一款，忽略了“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哪有沃爾瑪裁員干凈利索。
    現在中國的民主中的民是“多元”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人民，都想為主制定勞動合同法，如果在人大會上作不了主，就會在會場外實行他們的“民主”。華為洗牌、沃爾瑪裁員，是在法治下進行的，也是資本的民主權利，有些細節沒有到家，但有誰來與他們博弈呢？他們知道中國輿論反對人治，知道中國工人現在很難聯合起來爭取工人的民主，如果不鬧出大事情，現在是不會有人治他們的。這從中國青年報記者王超的報道可以看出個大致。
    我在2006年6月24日向總書記和總理反映血汗工廠問題，接著7月1日又向總理寫了《舉報信》，多次催促，2006年9月12日才接到國家信訪局信復字[2006]2128號函，說是“你9月1日來信收悉椐，我局已按規定將你7月份來信轉廣東省信訪局處理。……”但是，此后多次催問廣東和中央，到現在一年多過去了，音信渺無。我的實踐告訴我，沒有人治，法治不起作用，我的民主權利也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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