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列強在宣揚自身殖民擴張的合法性時,經常自稱“文明有教化之國”,將征服目標視為“野蠻無教化之國”,強調正是因為后者極為“野蠻”,導致“內政不修”、“民不聊生”,自己才要“勉為其難”地“替天行道”,占取其地、管制其民。這一說辭就是所謂“文明等級論”。它肇始于啟蒙運動時期,風靡于19世紀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及至20世紀前半葉依然影響深遠。它以近代西方文明為標準,將廣大非西方地區劃分為“半文明”與“不文明”(或曰“野蠻”)兩個等級,旨在論證列強對這些地區進行殖民擴張的合法性,把殖民活動美化為“教化”非西方地區的“義務”,同時強調非西方地區若想成為“文明”社會一員,必須效仿近代西方的一整套政治、文化、社會體制。
“文明等級論”與殖民擴張活動相伴而行,對被殖民、被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產生極為負面的影響。具體表現之一,就是一些在外來殖民者統治時期依然擁有一定政治、經濟與文化地位的當地“精英”,非但對殖民統治少有惡感,更認為正是由于殖民統治,他們才能位居高位,享受榮華。在他們的認知里,殖民統治既讓自己在本國同胞面前看起來高高在上,更為“文明”,又是使本國實現“現代化”的絕佳選擇。他們對反帝反殖運動缺乏共情,甚至還不時懷念被殖民的時光。這樣的聲音在二戰后全球范圍內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之時,尚難有較多表達機會,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新自由主義日漸流行,如此這般的言說便浮出水面,甚至成為有不少受眾的思潮。
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最近30余年來在我國臺灣地區流行的所謂“皇民史觀”。它所用的名詞和話語或許是新的,但基本邏輯與核心訴求并不新鮮。這些聲音與同一時期改頭換面、重整聲勢的日本右翼思潮遙相呼應,成為當前分析東亞政治與社會思潮時不容忽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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